申银、万国两家证券公司合并工作主要是由我与高国富两人合作进行的。高国富比我年轻，曾担任过上海团市委副书记。他有朝气、有闯劲儿，为人也很随和。我和他在整个合并工作过程中相处得很好。因为申银和万国在香港都有分支机构，合并工作也涉及那一块业务，因此我和高国富一起去过香港几次。
有一次去香港时，我们与香港联合地产的老板李明治先生吃饭。李先生告诉我，香港新鸿基证券已被他控股，我们对新鸿基证券公司都很熟，因为无论申银证券还是万国证券都曾与新鸿基证券有过交往。
新鸿基证券有限公司最初由冯景禧先生领导，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本土券商中最出色的公司。新鸿基持有联交所四张席位，是持有联交所席位最多的证券公司，它同时还持有投资银行、融资、黄金买卖等一系列牌照。90年代后转由冯景禧之子冯永祥掌控。冯永祥在1990年我们去香港考察证券市场时，曾动用新鸿基证券公司自备的游轮招待我们游览维多利亚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91年发行第一张人民币特种股票，新鸿基证券是承销团的主要成员。而申银证券在香港设公司的最初地点就在新鸿基证券总部所在的海富中心，期间，新鸿基证券给予了很多帮助。据李明治先生介绍，冯永祥不喜欢经营证券公司，在一次饭局上把新鸿基的控股权让给了他。
李明治先生祖籍福建，在马来西亚出生，20世纪60年代留学澳洲悉尼攻读化工，后在马来西亚的英国ICI化工公司工作。因发明一套提炼橡胶的新方法，在70年代将新方法以专利权方式出售后获得60万港元，赚到了他的第一桶金。
李明治移民澳洲后成立辉煌太平洋公司，大举进行收购兼并。1986年他见香港房地产市场低迷，便决定转移阵地到香港大搞房地产业。先后收购了兆安地产及新昌地产两间空壳公司，获得了上市地位，两家公司后来分别易名为联会海外（后改名为联??集团）及联合地产。1991年，联合集团一口气收购了多家上市公司，最多时控制了10家，包括联地、联合工业（现丰泰集团）、亚洲证券（现丹枫控股）、三泰实业（现首长科技）、东荣钢铁（现首长国际）、十字军（现伟东集团）、伟益（现中太集团）、Paragon（现中国香港石油）和百乐门印刷等。香港媒体称李先生是“80至90年代在香港翻云覆雨的澳洲三大富豪之一”。
李明治先生年龄比我大一轮，也是属龙。他是业内公认的股权运作专家，但是无论内地还是香港，对李明治先生的评价都颇有争议、褒贬不一。褒扬他的人赞赏他有过人的赚钱本事，佩服他在资本市场上创造的一个个经典案例；贬斥他的人认为他不地道，跟他做生意亏的多、赚的少。在内地，有的省市把李明治捧为上宾，有的省市则对他很冷淡。
甚至同一个人或者机构对他的态度前后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前几年，我在深圳工作期间，就亲历了深圳市政府对李先生的态度的180度转变。深圳市政府初期对李明治先生非常信任，有关在香港的投资业务都找他商量。1989年深圳市政府要搞物流，李明治先生就把手上两个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壳公司卖给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两家公司的股价从一开始的0.20港元多一下子冲到0.80港元左右，深圳市政府很高兴。但没几个月，股价就被突然涌出的大量抛盘打压，价格一下子跌了下来。深圳市方面认为是李明治搞的鬼，关系一下子冷了下来。
就我个人与李明治先生多年的接触而言，我对他很尊敬。毕竟，商场如战场，技不如人就只能怪自己。我在申银万国证券期间，李先生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而我们没有什么可帮他的地方。李明治先生帮助申银万国，主要是因为他与我们香港公司的老总是很不错的私人朋友。
有次高国富、姜国芳、陆文清等人与李明治先生喝酒闲聊，酒喝到兴头上，话题转到了新鸿基证券。大家都说在新鸿基证券上，李先生拣了个便宜。当时不知谁随口说：“怎么样？李先生把新鸿基证券让给我们吧？”不料李先生说可以商量。回到上海后，我们真商量起这件事来，经过分析大家觉得这件事值得干--香港即将回归，如果我们能买下新鸿基证券，把它与我们两家公司在香港的机构重新整合，那么我们就能成为在香港最大的华资投资银行，这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李先生转让他持有的新鸿基股份的价格并不高，约2亿多港元，这笔资金我们完全可依靠申银万国证券（香港）这个上市公司在香港募集。当时上海实业和首钢控股在香港上市成功，红筹股在香港正吃香，筹资不会有什么问题。另外，我们也认为内地证券市场一定会扩大对外开放，申银万国应该利用自身的优势，充分利用香港这个市场，努力使自身成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公司。高国富对此态度积极，他说如果这次收购成功的话，他就不离开申银万国证券了，他愿意担任香港公司的董事长。由于大家意见完全一致，因此接下来与李先生的洽谈进展很快，没用一个月时间已经谈到收购细节的问题。最后，高国富和姜国芳等都认为收购细节没有问题了，请我去香港最后敲定此事。我和高国富等为了稳妥起见，在香港专门拜访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经济部主任，征求他对这件事的意见，新华社经济部完全赞同此事。我和高国富也把此事向上海市主管我们的领导韩正报告，他也表示赞同。因此，我们认为收购新鸿基一事已有几分把握，并认定此事会产生一定的轰动效应，对刚合并设立的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来说，将会是一份厚礼。
我们又与李明治先生就收购细节进行了讨论，对收购价格又认真进行了洽商。李先生在新鸿基持有的联交所席位的价格上给予了重大让步，一切都谈得很圆满。晚上，李先生陪我们一行人乘他的私人游艇去香港的一个岛上，搞了一个小小的庆贺仪式，然后就回去准备正式协议的签订。正在此时，高国富把我叫到边上，悄悄告诉我上级主管部门给他去了电话，让我们终止收购行动，具体原因没说。这一消息像一盆冷水倒在我们这群人身上，满腔热情一下子冷却下来。不过李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并没有惊讶，他说知道和内地国有企业不好打交道，这种突然的变化是经常发生的。
回到上海后，我和高国富立即去见了上级主管领导，主管领导告诉我们是市主要领导向他下达指示的。尽管他安慰我们不收购也罢，但我们始终对放弃这一绝好的机会感到惋惜。此后，我们从另一渠道得知，是我们在香港的中资企业向市主要领导报告，说我们这次收购行动是李明治和万国证券（香港）公司一手策划的，并说他们在香港的资本市场上名声不太好，让市里提醒我们别上李明治的当。报告所担心的事，我们班子在研究时也考虑过，认为我们与李明治先生不是合作行为而是收购行为，他个人名声的好坏与此关系不大，关键是收购价格。李明治在新鸿基是大股东，但不是全资股东，不可能在新鸿基的资产上做什么文章。至于收购价格，经我们充分研究，李明治在整个收购再出售的过程中没有太多的赚头，更何况我们还约定请会计事务所对新鸿基资产进行审核，最后评估价格与议定价格的差额在千分之三以上时，对方要向我方补差。因此，我们认为那份给市领导的报告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再去向领导解释此事。一份不负责任的报告就让我们收购香港新鸿基的计划全部落空，让申银万国做香港华资投资银行老大的理想化为泡影。
李明治此后物色专业人才经营新鸿基证券，干得不错。1997年，我离开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李先生让我去新鸿基集团担任董事，替他负责在内地的发展。不巧，赶上东南亚金融危机，新鸿基在内地的发展计划搁置。李明治先生让我去新鸿基香港本部工作，我考虑到，在香港我不具备工作优势，因而主动退出了新鸿基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