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开国帝王，其性格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性格，而是权力与欲望和他固有性格的大集合。这种大集合的性格在日后成为他的子孙的参照。惠帝可能继承了他最温柔的一面，以无为而无为。文帝则继承了他温柔与迷信的两个方面。而景帝是他阴狠毒辣的最好继承者。至于武帝，如果不是帝国用了60年的发展而达到了那个高度，武帝无疑就是高祖皇帝第二。其对匈奴的不服，导致了汉帝国与匈奴的大战争的爆发。其对神仙思想的崇奉，导致了武帝一朝，求访神仙成为一项浩大的工程。
与匈奴的开战，高祖皇帝尝试过，并且在临死前，他都认为被匈奴击败是此生甚至是这个帝国最大的耻辱。然而，一位高瞻远瞩的皇帝不会将帝国的仇恨强加在他的后继者身上。在他临终的遗嘱中，其对后世的安排，居然只限于对政府丞相的任命上，丝毫未提到匈奴问题。这是我们这个帝国开创者的大智慧，因为他知道，一代人只能做一代的事。将来的事，他无法保证，他所能保证的就是政府的正常运转，谁来担任丞相才不至于让帝国失去方向。
多年以后，当武帝向匈奴开战，并且取得了巨大胜利时。高祖皇帝早已经不知道，大概，他也没能预料到他所创建的帝国在60多年后会成为另外一番景象。国力大盛，同姓诸侯王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中央集权越发巩固。这个帝国的意识形态从无为不争变成了有为进取。他一向讨厌的儒生成为这个帝国的中坚力量，从此有了儒家治国。
汉帝国在高祖皇帝后来的三帝一后的手中，始终是一个封闭型的帝国。它一门心思在搞经济建设，对匈奴始终一忍再忍。然而，当这个帝国经过60年的发展后，当具备了一定的实力后，上任的武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四方国家开战。这个帝国突然变成了一个开拓型的帝国。表面来看，这显然是高祖皇帝的子孙们违背了祖宗的思想。事实上，高祖皇帝在成为皇帝的岁月中，始终都在进取，都在开拓。只不过在与匈奴的战败后，才转变思想，将开拓暂时地隐藏为无为。也就是说，武帝的开拓不过是活在整个帝国心中的高祖皇帝的灵魂。这个帝国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开拓型的。
而任何一个帝国都是开拓型的，只要它的国力强盛到一定程度，向外的扩张是必然的。相比而言，汉帝国的扩张最有理由。因为它要复仇。复仇是一个帝国向外扩张的最好的理由，汉帝国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把复仇当成了活着的祖宗，以最虔诚的心来恭敬，以最优秀的实际行动来证实对祖先的忠孝。
二
萧何不值得有志于君子之道的人学习，但他却值得任何一个帝国的皇帝重视。他是汉帝国政府历届首脑的祖宗，也是中国帝制时代丞相的楷模。他死于前193年，在帝国丞相位上还不到10年。而他仅用了10年时间就给将来的汉帝国塑造了大批的丞相模型，他的灵魂始终附在他的后任者身上，他对帝国的贡献与在处理跟皇帝的关系上成为整个帝国二把手最优秀的标杆，之于帝国，他是完美的化身；之于君子之道，他却是最奸诈的代表。
即使用今天最刻薄的眼光来看，萧何也是个人才，他是个兼司法、民政、后勤于一体的专业人士。在“以吏为师”的秦帝国，萧何的办事水平得到了不俗的表现，在秦帝国历年的政绩考核中都名列榜首。萧何在那个时候肯定还不敢把自己与秦帝国的丞相李斯相比，作为中国帝国史上的两位丞相，二人有着最本质的不同。他们虽然都具备作为丞相的才华，但李斯过于功利，对人对事相当刻薄。萧何则过于忠厚，待人诚恳。即使在没有成为帝国的丞相前，他就与已近知天命之年却仍一事无成的高祖皇帝刘邦倾心结交。二人真正结交不知始于何时，但其关系之亲密肯定非同一般。否则，高祖皇帝刘邦不会在张良等人的推举下向秦帝国发难的第一时刻就想到了萧何。
刘邦让萧何管理平民、财税、安抚百姓、颁布政令、为军队供应粮草等后勤工作，在刘邦逐步发展势力的过程中，萧何把这一切都完成得非常出色。刘邦进入秦帝国的都城咸阳后，所有人都开始满足自己的贪欲时，萧何却第一个跑进秦帝国的中枢部门，把秦帝国的文书档案、律令图书等收集起来。在后来与项羽的战争中，刘邦所以能对全国的军事要塞、地形地貌、人口多少、经济现状了如指掌全是萧何的功劳。
楚汉战争进行了四年，在开始时，刘邦常常吃败仗，全是萧何在大后方把兵源和物质资源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前线，才使刘邦反败为胜，最终建立了大汉帝国。
在帝国建立不久后，高祖皇帝论功行赏，认为萧何的功劳是最大的。但是，出力时无人喊苦，得功时却有人喊冤。在众多大臣看来，他们根本没有看到萧何在帝国创建过程中到底有什么功劳。一位将军抱怨说，“我等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百战沙场，都立下大小不等的战功。可萧何甚至都没有打过仗，怎么就会有功劳了呢？怎么就成了第一功臣了呢？”
高祖皇帝这样问道：“各位是否都打过猎？知道猎狗吗？在打猎时，追逐野兽的工作是猎狗干的，可发现猎物操纵指挥猎狗的是猎人。像你们这些人，只能擒捕野兽，功劳不过也就像猎狗，也就是功狗。但萧何却能够发现猎物操纵指挥你们，他的功劳就好比是猎人。”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诸位多只是单身追随我，至多也不过两三人。而萧何却把自己宗族里几十个年轻人送上前线，这个你们谁能做得到？他的功劳是不能忘记的，也没有谁可以比得上！”
高祖皇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武将即使立下多么大的功劳，却永远不能与运筹帷幄的文臣相比。这倒并不是因为高祖真有多么高深的见识，而是他实在找不到一种治国良策，他不具备治国之才，萧何却有这个才能。萧何可以用秦帝国的制度来为大汉帝国量身定作另一套制度。高祖皇帝所不知道的是，萧何并无创新，只是简单地做了细节上的修改，就把秦帝国的制度照搬了过来。但在不久后，萧何就发现，法令制度虽然可以效仿秦帝国，然而在帝国的意识形态上，却不能照抄秦帝国的法家思想。身为技术性人才，萧何明白一种政治技术的实施会给帝国带来什么，秦帝国的瞬间崩溃虽然不能统统用法家思想来解释，然而，以纯粹的政治技术手段来统治一个国家，显然不是智者所认同的。然而，政治技术性人才萧何如果不在技术上下工夫，他实在拿不出别的办法来让这个帝国正常运转。“无为”作为大汉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并非是如后人所评价的那样是萧何等人特意提出的，而实在是担任丞相的萧何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办法。一种看似散漫的，事不关己的“无为”思想由此在帝国政治思想上诞生，并持续了60多年。
但事实上，帝国政府所提倡的无为的执政思路是否真的适合这个诞生的新帝国，在那时真没有人可以保证。无为在汉帝国之前属于在野思想，难登大雅之堂。即使黄老学说最优秀的弟子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思想于个人修身有着很大的帮助，一个帝国倘若选择了这种思想，是福是祸的确很难下定论。虽然许多黄老弟子声嘶力竭地叫喊一个优秀的国家应该以黄老思想来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但在东周国家林立时期，没有一个国家会来选择无为。
历史很眷顾萧何，当他谨小慎微地提出这种思想并开始付诸实践时，苍天帮助了他。在萧何政府时代，无为的执政思路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高祖皇帝在登基不久后，就选择了向异姓诸侯的开战。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要无为是绝不可能的，萧何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愿望也无从实现。
作为帝国政府的首脑，勤劳而忠诚的萧何又把自己投进了为这个帝国效犬马之劳的汪洋中去。高祖皇帝在扫除异姓王的几次战争中，萧何仍旧充当了后勤部长的角色，他把无数的士兵和物资送上前线。在这一时期，他还将曾经推荐给高祖皇帝，并为高祖皇帝打下江山的韩信骗进了长乐宫被吕后杀掉。多年以来，萧何的这一行为屡屡受到天下人的不满甚至攻击。然而，作为这个帝国政府的丞相，其最重要的责任是让这个帝国的皇帝安心。韩信在当时已经受到了高祖皇帝的猜忌，这俨然已经与他的责任相抵触，所以，他不惜欺骗自己的朋友来获得皇帝的赏识和作为丞相应尽的义务。
韩信之死于他个人而言是一个悲剧，于帝国而言，是一个惊喜。韩信在被高祖皇帝逐步地削夺兵权和自尊后，已经即将蜕变成造反分子。韩信有造反的实力，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萧何在这个时候很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他是一个帝国的丞相，而不是韩信的好朋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过是同情韩信的人的抱怨之言而已，萧何从无愧疚之心，在他的心中，作为丞相的他只对高祖皇帝负责，只对这个帝国负责。
他的这一报效皇帝与帝国的行为立即得到了高祖皇帝的回应。高祖皇帝在前线派遣特使到长安加封其五千户，并指派一名都尉率领500名精兵，作为他的卫队。
在众人的道贺声中，萧何却陷入了沉思。高祖皇帝已经待他不薄，他受到如此尊重，全凭他的一腔为帝国心甘情愿而洒的热血。他深知，不要让自己掺和到政治斗争中去，几位异姓诸侯王的消失就是前车之鉴。他告诉自己，作为丞相，所能做的事就是竭尽全力来为皇帝分忧，来为这个帝国不辞辛劳。其他的事，他可以一概不管。
在整个帝国的功臣中，萧何算得上是最有智谋之人，以保身有道著称的张良不过是一个逃跑的懦夫而已。萧何懂得如何处理好政府首脑与皇帝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他是在为帝国鞠躬尽瘁。事实上，他无非是想用这种勤奋的态度和具体行动来让高祖认为自己并非是争权夺利之徒。韩信自然做不到这一点，其他异姓诸侯更是做不到。除了这些人的身份与萧何不同外，萧何所具备的心态，他们却不具备。
然而，即使萧何的态度与行动已经如此贴近高祖皇帝的心，但作为皇帝所必备的惟我独尊与猜忌心理却让他不可能对萧何放下心来。一位萧何的门客给这位帝国的丞相分析说，高祖皇帝统兵在外征战，含辛茹苦风餐露宿；可你在后方留守，并没有亲冒矢石征战沙场。现在却给你增加封邑，设置卫队，不过是因为你间接地诛杀了韩信，皇上笼络你而已。但这种尊崇已到极限，您最好是谢绝卫队和不接受封赏。凭高祖皇帝的聪明，他是不可能真心想要给你这些，而不过是想试探你一下罢了。萧何认可了这一分析，并付诸行动，高祖皇帝在得到萧何的反馈后，果然非常高兴。
三年后，高祖皇帝亲征韩王信叛军残部，作为丞相，萧何依旧留在后方支援前线。这一次与以往所不同的是，他不但做了后勤工作，还主持修建了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未央宫。
高祖皇帝回到长安后，见到宫阙壮伟，大发脾气，指责萧何道：“天下苦战数年，动荡不安，国家还未稳。就连我御用的马车，滕公竟也无法找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来！将相们全都乘用牛车上朝的，你难道不知道这种情况？现在却花费巨资来修建如此华丽的宫室？！”
萧何这个时候却给出了一个近于拍马屁的回答，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倘若不把宫室建的壮丽一些，怎么体现出天子的威严呢？高祖皇帝陷入沉思，最终还是认可了萧何的建议，从此后，未央宫代替了长乐宫成为帝国中枢所在。
事实上，凭萧何的智慧，他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建未央宫这样庞大的工程。他给高祖皇帝的回答只是一种敷衍，真正的目的，他是希望高祖皇帝能建都长安，而不要建都洛阳。大汉帝国的建都问题在帝国初年始终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高祖皇帝刚建立帝国时，就有人向他提出要建都洛阳。这正如当年许多项羽的部下要他回江东一样，高祖皇帝的部将大都是关东人，衣锦还乡即使不是一种炫耀心理，也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思想。项羽当年为什么要回江东，无非是看到自己的军队大部分是江东人，倘若就在关中扎下根来，很可能会引起军队哗变。那个时候，结局很难预料。
高祖皇帝自然也有这种想法，但许多有识之士却认为长安作为都城的条件要远胜于洛阳。用那位提出和亲政策的刘敬的说法，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在从春秋战国直到楚汉战争的时间内，经历了大战70场，小战40场，其地已经残破不堪。但关中则土壤肥沃，基本没有遭受战争的蹂躏。加上地势被山带河，易守难攻，实在是定都的绝佳之所。但提议建都洛阳的人却反驳说，如果说易守难攻，那肯定是洛阳。洛阳东有成皋，西有肴函渑池，背靠黄河，前临伊、雒二水，地理形势险要，正是定都的绝佳地点。长安派的人立即站出来说，洛阳虽然地势险要，但腹地纵深太短，只区区几百里，而且民穷地瘠，加之处在天下的中央，很容易遭受来自四面的攻击。而长安则不同，北边有大片肥沃的草原，南边是汉中平原，肥沃的成都平原，中间有沃野千里，东边则有肴山与函谷关的天然屏障，定都于此，既可以闭关自保，又可以向东控制诸侯。正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这种自说自话似的争议在本帝国历史上还要发生很多次，高祖皇帝第一次在两种意见面前无法做出裁决。他暂时把这件事放在了一边，这个时候，就有了萧何在长安城里大造未央宫。他的目的很简单，想让高祖皇帝把长安作为都城。
这件事情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个萧何，在定都问题上，萧何既不是争论上的长安派也不是洛阳派，他是个实干派。他没有在朝堂之上说出自己的立场，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作为丞相应该做的事和他本人坚持的立场。
但是，作为政府的首脑，其与国家的代表——皇帝——之间是不可能达到最完美和谐程度的。我们这个帝国的政府由丞相一手领导，原则上，即使作为最勤奋的皇帝，也没有理由来向任何政府官员传达自己的旨意。确切地说，帝国政治制度实行问责制，皇帝只向丞相问责。丞相的权力之大可见一斑，他领导百官，署理整个帝国的一切事务，只向皇帝一人负责。而正是这种权力才使得皇帝对其有所猜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