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帝国都是开拓型的，只要它的国力强盛到一定程度，向外的扩张是必然的。相比而言，汉帝国的扩张最有理由。因为它要复仇。复仇是一个帝国向外扩张的最好的理由，汉帝国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把复仇当成了活着的祖宗，以最虔诚的心来恭敬，以最优秀的实际行动来证实对祖先的忠孝。
一
高祖皇帝以一介布衣，只经过7年时间就得到了天下，若没有帝王所具备的诸多要素，无论如何，在造反时已经47岁的他是不可能办到的。高祖皇帝在登极后曾明确表示，他在军事上不如韩信，在划策上不如张良，在治世上不如萧何，可他却得到天下，全是因为能善用这三人。何止如此，高祖皇帝即使在知人上的绝顶智慧恐怕也是历代帝王所无法比拟的。他的用人智慧因此而成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的圣经。可以说，高祖皇帝所以能成为开国皇帝，全在于他动用了别人最大的智慧为自己服务，将所有人的智慧凝聚在一起为我所用。
高祖皇帝未发迹时，就已经有很多朋友。“萧何，沛中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吏；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林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狗屠者。”从这份名单与他们的履历中可以看到，高祖皇帝的朋友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为什么能与这些不同层次的人相交，并且游刃有余，全在于他能清楚地了解不同人们的性格和喜好。由此锻炼出了他在对待什么人用什么方法上的技能。比如他在与樊哙等武将相处的方式就是“酒肉同饮”、“以剑击柱”，而对待张良时，则以礼相见，以兄礼待之。在对待狂生郦食其时，他比郦食其还狂，以“踞床，使两女子洗足”。而他的目的无非是激郦食其，让他明白狂生并不足道，同时也为了试其才，当他感觉郦食其言语不凡时，则立即以礼相待。表面上看，高祖皇帝已经近于50却仍流氓习气十足，而正是他多年的市井生活让他锻炼出了这种能力。
在反秦过程中，刘邦对人才不拘一格的运用和积极采纳当时社会环境流行的多种推荐人才的方法，使得他的集团在那个非常时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人才应时而出，应时而用。如此的良性循环正是人才辈出的前提，也是高祖皇帝手下贤臣良将众多的最根本原因，也为他在打江山的实力上增加了最重要的砝码。
而高祖皇帝不拘一格的用人方式也为后来的帝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模板，在高祖皇帝之前，没有一位帝王让自己的组织成员的身份几乎集体的来自社会底层，与他同时代的项羽在用人上仍旧保持着汉帝国之前的君主用人方式，以贵族为主。
其实，高祖皇帝只是因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开的这个头，但在帝国后来的历程中，尤其是武帝，在用人上始终效仿高祖皇帝，起用下层人士作为帝国的中坚。卫青与霍去病就是证据。高祖皇帝所以能用社会底层的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出身环境。确切地说，高祖皇帝也来自社会下层。秦帝国的一系列风卷残云，把战国的贵族一扫而空，剩下来的贵族阶层由于自尊与荣耀的丧失，很难在反秦斗争中取得绝对的主动权。代表着那个时代贵族的项羽因贵族势力的势单力薄，所以，他最终才败给了代表了平民阶层的高祖皇帝。
从社会底层而来的开国帝王大都有江湖气，这是因为市井之中原本就是一个以“义”为主的江湖。更由于开国皇帝由于身份不能与贵族相同，其所联合的一切力量仍旧来自江湖，所以，即使在成为天下之主后，他们也不能消除这种气息在身上的影响。
高祖皇帝初登极时，因其身份的不同，对秦帝国繁杂的礼仪与仪制法令通通废除，帝国初年，朝廷礼仪相当简易。臣子们就在他面前争功，并且大肆饮酒，醉酒者胡乱呼喊拔剑击柱，这让高祖皇帝很是厌恶。为此，他寻求儒生的帮助。一位儒生建议说重新制定礼仪，高祖皇帝立即表示同意。在复杂的礼仪制订后，群臣们按照礼仪来晋见高祖皇帝，谨小慎微，恭敬有加。高祖皇帝这才知道作为皇帝的乐处。由此可以看出，在帝国初期，高祖皇帝并无君王之威可言。他仍旧把自己放置在一个江湖大哥的位置上，而当礼仪一旦制订完毕，他才成为真正的帝制时代所要求的皇帝。
即使如此，高祖皇帝的江湖气息仍旧不能消失，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三月中旬，高祖皇帝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离开人间，他突然与功臣们相约一起，杀掉一匹白马，对天盟誓。这就是帝国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白马之盟。白马之盟包括了两个内容，第一：国以永存，施及苗裔。（只要汉帝国存在，大臣们的后代就永远有富贵）第二，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非皇族成员不得封王，如没有军功者不得封侯）
多年以来，很多人都对这一盟誓提出过质疑，因为在任何史书中都没有明确记载。白马之盟包括的两个内容都是后来在帝国的臣子们的嘴中说出来的。事实上，这一现象很好理解。白马之盟俨然就是作为皇帝的高祖与作为臣子们的那些好朋友之间的一个具有江湖味道的誓言而已。它不可能成为汉帝国的制度，它不能明著史书，更不能标榜于庙堂。
高祖皇帝来自江湖，自然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带有江湖习气。在他看来，想要保住刘氏江山，所有的制度都不可靠，秦帝国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想要保住刘氏江山，就必须要臣子们的齐心协力。但如何让臣子们齐心协力，这在帝国初期，在高祖皇帝的心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这个帝国在初期具有很大的波动性，确切地说，表面上帝国已经拥有了秦帝国的领土，并且分封制与郡县制开始发挥作用。实质上，作为在治世上认识不强的高祖皇帝，他看不到由这种制度所带来的良好效果与弊端。也就是说，他虽然把帝国的政治制度固定下来，但他不敢保证这种制度是否真的万无一失。江湖险恶，人心不可测，仅凭帝国初期萧何等从秦帝国那里借来的制度不能让高祖皇帝放心。
大凡开国皇帝都会犯一种很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把威胁帝国生存的力量都归于人，而不是试图去建立一些制度来规避这种他所认定的风险。高祖皇帝即是如此。所以，他才希图把所有的人聚集到一起，让他们充当帝国的制度，来为刘氏江山保驾护航。
其实，白马之盟的确是一步高棋，通过白马之盟，高祖皇帝把与自己在一起反秦和楚汉之争中共甘苦的布衣将相们及其子孙的命运和大汉帝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让他们为维持刘氏统治而心甘情愿地战斗，想要让这一理想成为可能，高祖皇帝想不出在制度上有所建设，他只能凭借与那些功臣的友谊，希望通过人情来达到目的。
毋庸置疑，白马之盟在日后的确成了帝国所有人活着的高祖皇帝，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非常时刻将这一江湖气息的盟誓搬出来，与挑战它的人对抗。它成了汉帝国的祖宗家法，一种不能被任何人变更的隐蔽在帝国政治之外的制度。
吕后当国时期，十分想要封她的几个亲戚为王，当时的丞相王陵就在朝堂之上立即给予否决，白马之盟第一次从王陵口中说出。在朝堂争辩后，王陵又责怪当时的另一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不能当庭对抗：“你们难道忘了当初与高帝歃血而盟的事了吗？现在高帝死了，吕后想要违反高帝之盟，你们却不制止，他日在阴间，你们有何面目见高帝？”
即使吕后后来仍旧封了她的亲戚为王，但王陵的话并非等于白说。有了王陵的这一态度，分封诸吕的行为就永远是违法的。几年后，周勃与陈平联合帝国刘姓皇室向诸吕发难，其提出的口号之一就有诸吕不能遵守白马之盟。即使是吕后，也十分清楚白马誓词的重要，在其临终前，她对自己已经被封为王的两个亲戚说：“老皇帝当初与大臣有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我很快将要离开人世，你们一定要小心从事。”
白马之盟并未写进帝国的宪法，但其威力却比帝国的任何制度都要大。景帝时代，窦太后唆使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为侯，时任丞相的周亚夫就搬出了白马之盟，汉景帝不能违背祖宗成宪，只好作罢。成帝时，外戚王氏强大，帝国的臣子们集体到高祖庙中乞灵于高祖皇帝，并借助阴阳五行之说最终迫使极不安份的外戚大将军、大司马王凤辞职。西汉如此，即使到了东汉时代，白马之盟依旧在帝国发挥作用，章帝时，几次想要封皇太后马太后兄弟为侯，可是十分安分的马太后都以白马之盟而婉言谢绝。安帝时，朝阳侯刘护从兄刘环因娶安帝乳母王圣的女儿伯荣为妻，而袭刘护爵位。帝国臣子杨震立即就上疏皇帝道：“我听说高祖与大臣有白马之盟，非功臣不得封，刘环无功，怎可得爵位？！”灵帝一朝，宦官当政把帝国朝廷搞得乌烟瘴气，臣子吕强上疏陈词，其所依据的仍旧是高祖皇帝的白马之盟。
作为活着的祖宗，高祖皇帝以及他的白马之盟的作用在汉帝国的历史上还不仅限于此。西汉末年，书生王莽托古改制，实行各种不合事宜的改革，使得天下大乱。各地的起事者和一些贵族们都以“汉后”之名起兵。他们之所以能联合在一起向王莽开战，全是因为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当时最强大的起事大军绿林军提出的口号就是“立刘氏以从人望”，他们把辛苦经营来的起事成果一股脑地交给了高祖皇帝的后裔刘玄。这位皇帝在有人建议他效仿当初高祖皇帝大封诸侯时，其所给出的回答让人惊讶：“当初高皇帝说过，非刘氏不王”。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离白马之盟已经过去了两百年。其仍旧被帝国的任何人提及，足见这已经成为帝国的一种思想，影响着大汉帝国的进程。
但凡一个开国帝王，其人格魅力以及思想都会对这个帝国的将来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开国帝王的阴魂。在一个帝国的历史上，开国帝王的阴魂始终不会散去。如果说白马之盟是这一思想阴魂的话，那么高祖皇帝的言谈举止对帝国的影响就是其人格魅力的阴魂。在后来的几位帝王那里，或者是由于基因遗传，又或者是由于谨遵祖先教诲，文景二帝与武帝都仿佛是被高祖皇帝灵魂附体，他们的指点帝国江山无疑也就有着高祖皇帝的影子。
作为帝国的开创者，高祖皇帝经历了战国末期，他亲眼见到秦帝国用暴力横扫山东六国，一统天下，当他在自己的家乡见到秦始皇的车队时，被彻底震慑住了。他真心感叹说，大丈夫就应该这样。然而，那年他已经是不惑之年。每个人过了不惑之年，其思想与思维都已定型，他所看到的是秦始皇的威严，他更看到了能让秦始皇有如此大场面的是由暴力支撑的。他虽然不知道这种暴力背后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但其对秦帝国这个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产生与存在过程，其内心的震撼自然是非常强烈的。在其进入咸阳后，为了稳定人心，于萧何的建议下发出了约法三章。但在高祖皇帝的心目中，秦始皇那高大的形象始终挥之不去。他的思想还停留在秦帝国制度上，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开始非常同意萧何的拿来主义。
整个大汉帝国的初期，秦帝国的大部分法制统统存在。这里虽然有帝国策划者的知识水平不够，但还是跟高祖皇帝的思维有关。在高祖皇帝心中，秦帝国所以灭亡并非是因为法家思想错误，而是因为执行法家思想的人的错误。法家思想能让秦帝国强大并统一天下就足以说明这种思想的先进性。在帝国初期，有儒生建议他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高祖皇帝很重视这句话，或许也正是这句话使得他对秦帝国重新审视了一番，但由于其无治世之才以及作为丞相的萧何在统治思想以及制度上的创见有限，所以，汉帝国的初期不过是秦帝国的一个延续，这种延续直到高祖皇帝在攻灭异姓诸侯以及经历了生死的白登之围后才有了改变。一系列的折腾已经使得这个帝国奄奄一息，在这个时候倘若还不改变，那么，只有死路一条。
谁来做出改变？一定要是高祖皇帝。在他的晚年，他与萧何清醒地认识到，与民休息才是治国之道，至少是暂时的治国之道。即使在今天看来，高祖皇帝与萧何所认定的这一无为思想也并没有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作为最重要的帝国思想之一。我们这个帝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只在帝国内部而论，仅凭农业完全可以让这个帝国运转自如。然而，农业永远是死的，它带来的利益可能只是一个帝国的粮食充足，百姓们不至于颠沛流离。因为作为执政者，所以要实行农业思想，其背后是有一定阴谋的。那就是把帝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民控制在土地上，倘若没有流民，这个帝国就是稳定的，即使它不能强盛，至少对于统治者而言，帝国永远不会出乱子。高祖皇帝与萧何的初衷可能仅限于此。在我们今天所谓的与民休息，帝国初年，即使是高祖皇帝龙御上宾后，也并没有实现。政府征收的税收大部分都摊在了贫苦百姓身上，并且与历代王朝相比，其税收并不是最低的。高祖皇帝有生之年不可能看到，随着大地主的崛起，帝国迫切需要另外一种经济势力加入，这就是商业。吕后完成了这一变化，吕后当国期间，帝国的商业发展取得了卓越成效。但吕后虽然在形式上改变了高祖皇帝这一经济政策，却永远不敢改变另一种政治，那就是同姓诸侯王的问题。
在高祖皇帝心中，秦帝国所以灭亡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实行了彻底的郡县制。如此一来，天下一旦有变，只有中央咸阳作为一个单独的指挥机构和军事机构向整个帝国延伸，地方上没有一种军事力量可以阻止农民叛乱。所以，后来的大封同姓王正是基于这一考虑。
帝国经过三代皇帝，虽然有诸多大臣频频地向皇帝们警告诸侯王问题已经是帝国的一大隐患，但如果不是吴王领导了那次七国叛乱，帝国的皇帝们始终不敢违背高祖皇帝的既定政策，对同姓诸侯王们进行彻底的打击。
高祖皇帝的性格近于豪放，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敢打敢拼。这在帝国初建时有着很淋漓的表现，他对异姓诸侯的痛下杀手，斩草除根就是明证。其刚毅果敢的性格使他对自己的继承人，后来的惠帝很不满意。之所以后来没有废掉惠帝，一部分原因是政府与后宫的共同对抗，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制定了国家的无为方针后，他不想让一个性格如己的人来管理国家。然而，高祖皇帝的性格中又有阴狠毒辣的一面，韩信之死足以说明。他更有历代帝王猜忌的心理，萧何之屡屡被其怀疑就是明证。高祖皇帝又是个非常迷信的人，每次的出征前，都要做一番占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