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艺术，是领导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义地讲，领导学也称为领导艺术。狭义地讲，领导艺术是指领导者在广博知识、各种经验和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领导学理论规律的才能。
一、领导艺术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曾经在《矛盾论》一文中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物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领导艺术具有以下综合性、非程序性和创造性的特征。
（一）综合性
领导工作既要解决人与人的问题，又要处理人与物、人与事的矛盾，工作范围涉及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和思维领域多个方面，解决问题的复杂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决定领导技巧的综合性特征。这表现在：一是领导艺术是广博知识的综合运用。诸葛亮被后人称为智慧的化身，他超群的领导才能是与他的博学多才联系在一起的。对付司马懿的“空城计”表明其深谙心理学，“借东风”的成功显示了他对气象学颇有研究，“七擒孟获”的举止又印证了他对人才学造诸深厚。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之所以“用兵真如神”，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知识渊博，所以，他指挥作战得心应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高超的领导技巧建立在丰厚的知识之上，没有丰厚的知识储备，无论如何谈不上高超的领导艺术。二是领导艺术是各种经验的综合体现。领导经验既包括领导自己的直接经验，也包括他人的间接经验；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领导经验的积累，不单靠学习书本上抽象的理性经验，更要靠学习实践中具体生动的感性经验。毛泽东1938年在抗大对学员讲：“社会也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也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无字天书——社会的一切也是书。”他得出结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没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在复杂的情况面前，就难以做出正确决策。三是领导艺术是对不同层次艺术的把握，可分为经验型、唯理型、科学型。经验型即指熟能生巧，缺乏理论思维，领导者只会操作，讲不出道道，跳不出亲身体验的框框。唯理型的领导者在运用中常能举一反三，但运用于实践时，可能成功，可能失败，不具有成功的必然性，纸上谈兵，讲得非常好，头头是道，却不一定做得好。科学型是对领导规律的正确把握，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把理论能力与实践能力融会于一体，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条件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较好地实现了手段和效果的统一。
（二）非程序性
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毛泽东曾把战争指挥艺术称之为“流动的艺术”。就是说指挥打仗没有固定不变的战法，如同用兵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一样，若能依据敌情变化战法取得战争胜利，则是用兵如神。非程序性指的是在解决问题时超出常规，不按已有模式，独辟蹊径，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达到预期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高层统治机关照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将胜利的赌注押在“马其诺防线”上，结果造成战争初期的失利。继任法军司令魏刚没有从中汲取教训，仍按专守防御的思想建立了“魏刚防线”，妄想以此阻止德军，结果导致军事上更大的失败。
（三）创造性
时代在发展，情况在变化，领导者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矛盾、新问题，单靠经验、靠老一套不行，只有确立新思想，采用新办法，才能打开新局面。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过人之举在于敢“走自己的路”，勇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创新精神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出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党的伟大工程，开辟出用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马克思说得好，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拒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一要具有创新意识，遇问题有远见卓识。创新意识是对传统观念的超越。那种对创新事物嗤之以鼻的守旧思想，泯灭了领导者的创新欲望；那种只相信以往经验的保守思想，遮蔽了领导者的创新眼光；那种失去信念的盲目习气，阻碍了领导者对新目标的追求。二要勇担风险，大胆走自己的路。工作中的创新意味着冒风险，不冒点风险，什么事情都想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那是不可能。三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把创新的思想变为创新的行动，离不开实践。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干，没有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只会大吹大擂绝对不行。
二、有所为有所不为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道家主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曾经为历代的仁人志士所采纳；儒家的积极进取、奋发有为为更多的政要名流孜孜以求。应该怎样对待人世与出世？孟子有句名言说得好：“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为”什么？“不为”什么？怎么“为”？对领导者来讲确是一种艺术。
（一）无为才有大为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有首《梅花绝句》的诗，这样写道：“闻道梅花坼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干亿，一树梅前一放翁。”用这首诗比喻对周恩来的怀念再恰当不过了。是什么办法化作周恩来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原来是因为他许许多多的“无为”，才有了今天周恩来的“大为”。
一是死无碑。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刚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一架农用飞机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人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千百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乾陵、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等等。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铭、在名人墓前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柳子厚墓志铭》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人《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成为影响世界的经典演讲。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可周恩来总理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只讲奉献，不求索取，不求任何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
二是生无后。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几个秦桧的几世孙呢？孔家、岳家、林家等都有就没有秦家、袁家等。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关系重大。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做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在他的绍兴祖居，有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大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周恩来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当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了邓颖超同志腹中的胎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一个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高中级干部中不乏其人。但周恩来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
三是官无显。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一个“显”字吗？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就为的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著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了荆州刺吏，相当于今天的市（地）委书记，就敢于同皇帝司马炎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王恺自叹不如。王恺用麦芽糖洗锅，石崇以蜡烛代替柴草来煮饭；王恺用紫色的蚕丝作路两旁的屏幕，长达40里，石崇就用锦作屏幕，长50里；王恺用赤石脂当涂料，石崇用香料和成泥来刷墙。有一次，王恺把晋武帝所赐的珊瑚树拿出来当众炫耀，高二尺多，堪称稀世珍宝。石崇当场用铁如意将其击碎，然后取出他所藏的六、七株珊瑚树，每枝高达三四尺，光彩耀目，让王恺随意挑选，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次，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的平民。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这专用箱里锁着寒酸的行头——副蓝布袖套，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就；一入城就在中南海一座又湿又暗的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却两袖清风。
四是党无派。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也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刘、孙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处，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所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周恩来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党为个人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无私。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小人喜欢的俸禄，贪图的财物；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君子坚持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气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
五是劳无声。周恩来是中国革命大吃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南昌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工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他的自我牺牲、厚道宽容、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个重要关头，每次进退两难之时，都离不开他。
周恩来无碑、无后、无显、无派、无声的“五无为”，却得到了“五大为”：换来了屹立在世人心中的丰碑（大碑），换来了几亿中国人民的儿女后代，换来了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大派、大朋；换来了众声的呼唤爱戴。此地无碑胜有碑，此地无后胜有后，此地无显胜有显，此地无派胜有派，此地无声胜有声。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国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他们都是无为达到大为的。
（二）权衡利弊，果断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