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放弃弛禁观点，提出严禁鸦片的主张。邓廷桢曾是“弛禁论”代表许乃济的公开支持者。但1836年底，邓廷桢上书道光皇帝，声明放弃对“弛禁”主张的支持，并表示要与广东的地方官员“同心协力，毕精殚诚，密布网罗，多购线索。明惩汉奸以威，而绝其勾串；暗减夷商之利，以杜其贪饕”，道光十八年八月辛卯（1838年10月10日），邓廷桢再次上奏道光皇帝，详细阐述了他严禁鸦片的主张。邓廷桢认为，“刑不可滥，而法亦不容疏，似应变通旧例，分别加重”，使贩运吸食鸦片者各有戒心，“以挽狂澜而起痼疾”。不论官绅军民人等，如有吸食鸦片或栽种罂粟者，分初犯、再犯、三犯予以严惩。邓廷桢清醒地认识到，“治贫者百，不如治富者一；治贱者百，不如治贵者一……既定食烟之罪，必须破除情面，于富家大族无稍瞻徇，俾得截断众流，以收惩一儆百之效”。他更进一步认识到，那些富家大族“类多结客自豪，一经执法从事，势必流言四起，不日讹诈不（失），即称藉事生风，百计挠权，多方泄忿”，所以邓廷桢认为，必须“不畏强御，不避怨嫌，毅然坚以持之，庶乎令行而禁止矣”。邓廷桢还主张取缔窑口，对开设窑口之奸匪科以重罪。他说，“设非窑口贩烟人口，何从购之食之？是食烟之获罪与纹银之出洋，实匪徒阶之厉也”，非严厉治罪不可。此外，邓廷桢还提出对禁烟官弁人等进行奖惩，以竟严禁鸦片之全功。如若“玩不用命，致有纵漏，别经发觉，或被委员挐解……立将不行查挐之所管所巡各员弁兵役，分别参劾究惩”。正是因为他对严禁鸦片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所以无论在广州独自禁烟期间，还是后来成为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和虎门海防的亲密合作者，其为保卫祖国、禁止烟毒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另一方面，采取严厉措施，源流兼治。在1836年一年中，道光皇帝先后五次降旨下令两广总督邓廷桢要认真查拿鸦片的人口和白银偷运出口的走私活动。所以，当时邓虽在言论上公开支持了“弛禁”主张，但在实际上，他不可能也没有去贯彻弛禁措施，相反他是遵照道光皇帝的命令采取了严禁鸦片走私的措施：（1）为实现向道光皇帝许下的“小有成效”的诺言采取了命令所有停泊在广东内、外洋的英国鸦片趸船必须立即全部回国不得逗留，驱逐了查顿等9名拒不执行中国政府命令的英国大鸦片烟犯，下令恢复在1832年裁撤的广东水师巡船等办法严厉打击鸦片走私，使珠江口内一带的鸦片走私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2）全面展开以破窑口为重点的打击鸦片兴贩活动。（3）进一步遏制外国鸦片贩子的走私活动。（4）着手惩处在禁烟中玩忽职守和兴贩鸦片的官员兵卒。（5）向清廷奏准颁布了《驱逐英吉利趸船及拿办窑口鸦片走私章程》，并立即实施。
邓廷桢在1836年一1838年的广东禁烟活动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仅1838年，“先后报获……鸦片一百四十一起，烟泥烟膏共重一万七百二十余斤之多，并起获烟枪、烟具……共一万余件”。广东禁烟的成功，令西方鸦片商人为之震动。1839年1月，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不得不承认，“在四个月来，各地鸦片贸易的停顿可以说是完全又彻底”。广州美国旗昌银行认为，“中国政府的措施肯定是会使得鸦片生意既危险而又不名誉”，并表示要与在华的鸦片贸易切断一切联系。邓廷桢领导的1836一1838年广东禁烟斗争之所以初战告捷，是因为这场斗争的领导者邓廷桢能迅速放弃“弛禁”的主张，坚定了禁烟斗争的决心。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为黄爵滋的“必先治吸食者”的偏颇主张所干扰，正确地实行了源流兼治的全面禁烟的措施，并开始对外国侵略者以直接的打击。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禁烟运动中，邓廷桢领导的禁烟斗争成为林则徐湖广禁烟的有力支持者，并为1839年林则徐领导的广东禁烟运动打下了基础。林则徐在广东实行的一系列禁烟措施，实际上是邓廷桢的源流兼治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和强化。
（二）林则徐湖广禁烟
林则徐（1785一1850），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民族英雄和伟大的爱国者。在世界近代史上，曾经被毒品害得最苦的民族可能要数中华民族，然而在反毒禁毒中做得最早最好最有经验的，也是中华民族。堪称表率并彪炳千古的要数林则徐。
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林则徐已注意到鸦片的危害，他指出，“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并不必以洋钱易纹银，而直以此物为奇货，其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林则徐在1832年出任江苏巡抚后，曾认真执行朝廷的禁烟政令，对洋船夹带鸦片“随时认真访查，力拿严惩”，严禁种植罂粟，贩售和买食鸦片；又访得戒烟药良方10余种进行推广。在林则徐的努力下，江苏禁烟取得初步成效，其政绩受到道光帝的肯定。
1837年2月，林则徐出任湖广总督，来到湖北后，深感武汉地区的烟毒已很严重。1838年6月，林则徐写了著名的《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摺》，支持鸿胪寺卿黄爵滋的严禁建议。国内各地的禁烟运动，肇始于黄爵滋上奏后不久，其最早发起的地区之一要数湖广地区。黄爵滋“吸食论死”的奏折传开后，举国震动，“不但卖者潜踪迹，食者亦愈加敛迹”。林则徐向道光皇帝奏称：“（吸毒）论死说，和相拟议者，未尝乏人，而毅然上陈者，独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表达了对此法的大加赞许。这种为达禁毒目的而将全部吸毒者处死的极端做法，的确开了世界禁毒史的先例，但这也正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毒品决绝的态度。
当林则徐看到全国形势颇显转机，在积极支持黄爵滋严禁主张的同时，立即与湖南巡抚钱宝琛、署湖北巡抚张岳崧筹商，决定抓紧时机，不待定议即派员“先访开馆兴贩之人，严缉务获”，切实实行了严刑峻法来查禁鸦片，在武昌、汉口等地设立禁烟局，妥派得力人员收缴烟枪等一切烟具，还坚决镇压了一大批制造、贩卖、吸食鸦片的罪犯。在林则徐的主持下，武汉三镇通衢要道贴满了禁烟告示，官府与百姓共同行动，查烟馆、抓烟犯、搜烟土、缴烟枪，形成浩大的声势。两湖的禁烟很快收到效果。不到两个月，湖北就收缴烟土烟膏12，000多两，烟枪1264杆；湖南也查获烟案10余起，收缴烟枪3540余杆。林则徐在任湖广总督的辖区内，还捐廉配制断瘾丸，劝导吸食者戒烟。其所发明之“林文忠公戒烟丸”，运用中医药理作用，服用几日后，再取出鸦片吸时，体内已产生一种抗体，一接触毒品就会难受，鼻闻之也嫌臭。用此法来达到戒烟之目的。此外，还研制了“忌酸方”、“补正丸”、“物引”和“瓜汁饮”等4种有效之法。吸烟者戒烟之后，身体渐强，家属感激涕零。
道光得悉两湖禁烟取得显著成效，十分高兴，当即谕令嘉奖，认为“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实心查办，自可渐有成效”。林则徐在湖北实心查办，并立即取得显著成效，不但使道光皇帝看到了成功的希望，而且为全国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为第一次禁烟运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二、清王朝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
（一）禁烟运动的两个阶段
道光十年（1831年）以后，鸦片流毒由于得不到有效遏制而开始泛滥成灾，其严重性突出表现为走私进口的鸦片数量急剧增加。据统计，从1821年～1828年，平均每年进口鸦片9708箱；从1829年～1835年，平均每年进口增加到18，712箱：从1836年一1839年，平均每年进口高达3万箱。鸦片进口的急剧增长，就意味着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在日益增长，从沿海到内地，遍及士农工商各阶层。令人吃惊的是，在众多瘾民之中，不少人是士兵。他们长期吸食鸦片，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与素质。1832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进剿连州农民起义军，结果因“军营战兵多有吸食鸦片者，兵数虽多，难于得力”而失败。鸦片进口大量增加，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白银外流的加剧。据1838年鸿胪寺少卿黄爵滋统计，随着鸦片进口的增加，白银外流日趋严重，道光十一年至十四年（1832年～1835年），每年白银外流2000多万两；道光十四年至十八年（1835年一1839年），每年的白银外流高达3000多万两。伴随白银外流加剧，国内的银价日贵而钱价日贱，加重了人民负担；同时国家经费短缺，库银越来越少，后果极为严重。对此，道光帝感到忧心忡忡。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由黄爵滋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而引发的全国有关禁烟的大讨论，受到道光帝的高度重视。通过讨论，各抒己见，取长补短，提高了大家的认识水平，使各省督抚更加正视鸦片问题的严重性，为随即展开的严厉的禁烟运动做了舆论准备，提供了思想基础；其次是大家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为制定一个全面的严禁鸦片章程打下了基础。1838年9月7日，道光帝颁发了《著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烟贩吸烟人犯》上谕。10月初，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几次上奏呼应黄爵滋之后再上一本，此即著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他认为，鸦片严重到现在这个地步，必须用重法禁绝，着重禁吸，对吸食者先宽以戒绝期限，传以戒烟药方；对屡教不改者，后严惩不贷。他在文中将鸦片提到了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的高度：“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殆流毒于天下，则危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在这里，鸦片问题，不只是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它潜伏着中国社会和民族的危机。林则徐的警告也正是身为清廷最高统治者——道光帝心情的反映，道光帝从林则徐身上看到了禁烟的希望；林则徐的意见对道光的触动很大，使其禁烟立场更加坚定。于是，在道光帝与各省支持严禁督抚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禁烟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
由道光皇帝领导的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禁烟运动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1836年，邓廷桢奉旨在广东查禁鸦片，拉开了这一全国性禁烟运动的序幕。湖南、湖北禁烟大致从1838年6月接到道光帝批准的黄爵滋奏折开始，一边拟订本省禁烟章程，一边开展查禁活动。其他各省则基本上是从接到9月7日颁发的《著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烟贩吸烟人犯》上谕才开始行动的。所以，道光朝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应以1838年9月7日道光帝决定严禁鸦片并颁发该上谕为全面开始的标志。这次禁烟运动以道光十九年五月十八日（1839年6月）正式颁行《严禁鸦片章程》作为界标，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在此之前禁烟运动逐渐在全国展开，其来势较猛，收缴鸦片不少，而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成效卓著，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禁烟高潮，故一些学者把这次禁烟运动以林则徐禁烟运动名之。此为前一阶段。后一阶段则随着《严禁鸦片章程》的颁行，禁烟以法律形式被确定下来，对于各种烟犯的处理、量刑都相当重，禁烟运动随之向深广方向发展。整个禁烟运动前后延续了两年多，直到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还在继续。《南京条约》签订后，在难以禁绝洋烟的情况下，道光帝并没有立即放弃对国内吸食者和贩烟者的查禁，一直到1850年他去世为止，严禁土烟政策没有松动。所以，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禁烟还在进行，甚至咸丰初年也未停止。不过，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此次禁烟到道光二十年五月底（1840年6月底），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就算结束了。
（二）道光皇帝领导禁烟运动的三大举措
这次禁烟运动，作为最高决策者的道光皇帝，不但是禁烟运动的最高领导者，而且是运动的直接组织者。他吸取了历次禁烟失败的教训，自始至终对运动抓得很紧。在整个禁烟运动中，道光皇帝主要做了以下三件事：
一是宣召林则徐进京，委以重任，让其前往广东查禁鸦片，以期“一劳永逸”地消除烟患。据说，道光帝在1838年11月9日读到“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之句时，大为感动，“朱圈赞赏”。在此以前的10月25日，京城发现皇侄庄亲王等贵族吸食鸦片，给道光帝以很大的刺激。11月8日，皇帝又收到琦善的奏折，得知在京师门户的天津竟查获鸦片13万两，遂决定宣召林则徐入京。林则徐于12月26日抵达北京。第二天起，道光帝在8天中接连召见林则徐8次，商议查禁鸦片大计。道光帝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派其前往广东查办鸦片。道光帝把“重治吸食”作为清廷的最高决策，希望林则徐消除烟毒，解决财政危机。
二是颁布禁烟谕旨200多件，形成声势浩大的禁烟气势。从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1838年～1839年）底，道光帝颁布的有关禁烟谕旨共计200多件，其内容涉及禁烟的方方面面，单就处分有关涉及吸食、贩运、储存鸦片官吏的谕旨就有四十多条。皇帝下诏处理这么多的吸食鸦片和禁烟不力的地方官，其中还有皇亲国戚，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禁烟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中可以想见，这一举动在全国上下所造成的影响之大。
三是痛下决心整治官吏，严格执行奖优罚劣政策，为全国禁烟运动树立表率作用。禁烟运动和其他一切社会性的查禁工作一样，动不动真功夫，首先看官吏队伍中间的行动，看在官吏队伍中是否真的开刀。就道光帝而言，应该说，在道光十八年和十九年这两年间，禁烟是动了真格的，在官吏队伍中开了刀，在皇亲国戚中开了刀，因而在全国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效。兹将这两年间皇帝下谕旨处理与鸦片有关的官员情况简介如下：
道光十八年（1838年）：九月八日，庄亲王奕赍因吸食鸦片革去王爵；十月十八日，山西武举韩步鳌革职查办；十月二十四日，良乡县县丞胡履震署内藏鸦片，革职；十月二十七日，宗室荣祥藏有鸦片烟具，交刑部；十月二十九日，三等伯贵明吸食鸦片，革爵并严审；十一月十六日，姚绍庆藏有吸烟用具，交刑部；十一月十八日，丁锦云藏有烟袋，交刑部；十一月二十一日，房山知县宋嘉玉吸鸦片革职永不叙用；十一月二十四日，蓝翎侍卫普安国交刑部严办；十二月十一日，湖北黄冈县但店巡检董长春纵容烟贩，江陵县沙市巡检李朝旭查拿不力，建始县县丞孙淦利，川县县丞缪庭隆，吸食鸦片，撤任革职，从严查办；十二月十七日，宗室良鉴，贩鸦片，交宗人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