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禁烟运动的思想准备——清廷对烟政的大讨论
禁烟愈严，烟毒却愈烈，这似乎成了清廷难以摆脱的怪圈。然而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正视，必须予以解决。关键是该怎样解决呢？是继续加大禁烟力度，健全与完善禁烟措施和办法？还是另辟他途，放弃禁烟政策呢？在鸦片战争前，清廷上下有各种议论，提出了各种主张。当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量为变通”的主张，即弛禁论，其主要代表是许乃济、邓廷桢、祁□、文祥、吴兰修、何太青等。第二种观点是“仍严例禁”的主张，即例禁论，因为他们主张仍按旧例查禁鸦片，只是不同意弛禁鸦片，所以，还称不上严禁论。例禁论的主要代表是内阁学士朱嶟、给事中许球、江南道监察御史袁玉麟等。第三种观点是严禁论，即主张对贩运、吸食鸦片者加重罪名，严厉惩处，其主要代表有陶士霖、黄爵滋、申启贤、经额布、贺长龄、林则徐、梁章钜、苏廷玉等。综合以上“三论”的观点，在解决鸦片问题上，他们提出三种办法：一为杜塞“漏卮”论；二是封关“绝市”议；三曰弛种土烟说。
（一）有关禁烟的三种观点
最先提出弛禁观点的是广州顺德乡绅何太青和嘉应名士吴兰修。何太青提出应当取消禁烟令，听任民间自种罂粟。他认为内地盛产鸦片，价格低廉，外国的鸦片输入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则加重征税，不准以银两购买。不出20年，就能禁止外国鸦片。吴兰修进一步发挥了何太青的观点，承认鸦片于人“利一而百害；其于国也，无纤末之利，有莫大之害”。但认为弭此大害靠“闭关绝市”和“严法例禁”都解决不了问题。他的弛禁方案是“内地种者勿论”，“外夷照旧抽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中外贸易，只准出口带外国银元，不准携带内地纹银。吴、何的着眼点是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禁止白银外流，而不顾国内万众生灵遭受的毒害。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消极退让，而不是积极的抗争。这种观点不仅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而且对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官员的鸦片政策亦有很大影响。弛禁论的代表性言论是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上的《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主张对烟禁“变通办理”。许乃济提出如下主张：（1）对外贸易上，“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人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这样便能防止白银外流。（2）在吸食上，他认为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故主张“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纵然食鸦片会促人短命，但“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至于“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材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如有吸食者，“应请立予斥革”，但处罚不易过严，斥革之后则“免其罪名”。（3）在栽种上，许乃济认为应放宽民众栽种罂粟之禁，听民之便。理由是种烟与种水稻两不相妨，且“大有益于农夫”。他坚持认为，“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之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许乃济认为，鸦片纳税进口，就“足以杜漏卮而裕国计”。“杜漏卮而裕国计”是弛禁论在经济上的重要考虑。许乃济的奏折成为编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的第一篇奏折。公然奏请弛禁鸦片，许乃济是第一人。这种主张在当时得到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埙、粤海关监督文祥的赞同，他们还拟了弛禁鸦片的“章程”上奏皇帝。
当时例禁论反对弛禁，主张仍严例禁，认为议开鸦片例禁有碍国计民生。袁玉麟在奏折中指出：“弛禁之议，戾于是非者有三，暗于厉害者有六。”针对弛禁鸦片可以“杜漏卮而裕国计”的论调，袁玉麟驳斥说：“若必借鸦片抽税，是见小利而伤大体也。”他认为，银之出洋，“禁鸦片亦出，不禁鸦片亦出”，关键看查禁鸦片“认真与不认真”，“不认真则鸦片之禁弛，纹银出洋之禁亦自弛”。况且，鸦片弛禁后，每年进口鸦片价值将有银二千万两左右。本来内地输出之茶叶、大黄等货，与洋人输入的呢羽钟表等货，“仅足相抵”，现在增添二千万两银，内地哪有价值二千万两银的货物出口与之相抵？“货不足抵，必益以银，是仍开门揖盗矣！”不可能达到“杜漏银”的目的。
严禁论是在许乃济奏请“变通办理”两年后提出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吏科给事中陶士霖奏请查禁鸦片，必须“议以重刑”，“将囤贩吸食鸦片各条例，从重议加罪名”。他认为，非如此，不能挽“积重之习”。这是严禁论的首发者。同年闰四月，黄爵滋上了《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这份奏折首先分析了烟毒泛滥的严重情况，以及造成白银外流，财政崩溃的重大恶果。接着，又论证了当时流行的严查海关、禁止通商、查拿商贩、严治烟馆、开种罂粟之禁等办法都解决不了这个病国害民的严重问题的理由，提出了必须“重治吸食”的主张。他建议由皇帝严降谕旨，通告全国，在一年内戒绝鸦片吸食。如果一年后仍然吸食，则是“不奉法之乱民”，“罪以死论”。虽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人提出对私食鸦片用以重典，加重吸食者罪名的主张，但是很显然，明确提出对吸食鸦片逾期不戒绝者处以极刑的，黄爵滋无疑是第一人。因而这一新的主张引起了道光帝的深切关注，在接阅黄爵滋奏折的当天，道光帝即谕旨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全国各省督抚对黄爵滋所奏，“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于是，一场全国性的关于如何才能有效禁烟的大讨论迅即展开。五月至九月，奏复“塞漏培本”的奏折约30件，全国共有29位巡抚、将军、总督就黄爵滋的奏折上书道光皇帝，发表各自意见。从奏章内容上看，上奏者都表示要严禁鸦片，没有人再主张弛禁。但绝大多数奏折对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的严禁主张表示异议，他们认为“重治吸食”是“舍本而图末”、重“流”而轻“源”，主张要严惩贩烟开馆人犯、兴贩鸦片的奸商和夹带鸦片来华的夷商。从“塞漏培本”议奏中可见，当时已不存在弛禁与严禁的分歧，包括以往被史学界认为是“弛禁派”的琦善、伊里布、穆彰阿等人的奏折中都找不到有弛禁的言论。当时官员们的分歧是“重治吸食”与“严惩兴贩”，而“塞漏培本”的目的则是一致的。特别要指出的是一直被史学家称为所谓“弛禁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琦善，在其上奏的《塞漏培本应循流溯源严惩囤贩鸦片人犯》折中，提出了许多合理的主张。他在奏折中认为“重治吸食”之法“计虑未尝不密”，但是“第立法贵乎平情，而惩恶在于诛首，天下未有不正其本，而能治其末者。凡命案，先造谋主使，而加功取势者次之。盗贼先窝主分赃，而寄赃买物者次之。私盐先枭贩窝顿场灶私售，而民间买食者次之。赌博先制造赌具开场引，而在场同赌者次之。各律皆然，若不贩自外洋，各省何从吸食？”故禁毒“扼要之策，似当严拿囤贩，重治惩办，以绝根株”。琦善还认为，除重惩贩烟者以外，还必须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因为“吸食之贻害、愚民未必深知”，不然一般民众“一经举首，即致大劈，以常情论之，当无不心存侧隐。法愈重则掩饰愈工，而发觉愈难，是必然之势也”。故只有对民众进行认真说服教育，使广大民众知道烟毒对自身及整个民族的危害，提高他们的认识，启发他们禁毒的自觉性，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才能“拔本塞源，……内地无贩卖之人，而吸食之风自止”。琦善的这些观点与当今世界各国禁毒通则不是完全一样吗？
（二）对三种观点的分析
从治源治流的轻重主次看，“严惩兴贩”是治源，“重治吸食”是治流。“严惩兴贩”的主张正抓到了问题的要领。从“培本”角度看，兴贩鸦片的奸商少于吸食鸦片的烟民，罪难罚众，治兴贩较易于治吸食。兴贩者容易在关口、路途查拿，吸食者则不易发觉。从罪恶轻重看，吸食者只自残其身，兴贩者则谋财害命，毒害他人，兴贩者的罪恶显然比吸食者重。从清政府的原定刑法条例看，兴贩鸦片烟，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买食鸦片者罪只枷杖。兴贩者定罪重，买食者定罪轻。因此，“严惩兴贩”主张更具合理性、可行性，“重治吸食”主张在源流、主次、厉害、难易、量刑上有失权衡，有欠妥当。当时，主张“严惩兴贩”的官员占多数，而赞同“重治吸食”的只有林则徐。林则徐实际上只能说是基本赞同“重治吸食”。因为他对黄爵滋“重治吸食”主张有所补充。补充之处就是主张对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者的惩办罪名“均应一体加重”，“若逾限发觉，亦应论死”。实际上，林则徐把“重治吸食”与“严惩兴贩”同时强调。这种把“吸食”与“兴贩”鸦片罪同等量刑的意见也不是一种好办法。林则徐还拟定了“禁烟章程六条”，拿出了“重治吸食”的具体措施。
1838年，黄爵滋严禁主张的奏折被道光帝批转议奏，虽然大多数官员不赞同“重治吸食”，但严厉禁烟却是共同的认识。这一局面的出现是因为道光皇帝在禁烟问题上的认识，直到虎门销烟，始终没有动摇过。这一态度影响了官员们，使督抚、将军没人再提弛禁的意见。
黄爵滋提出的“重治吸食”主张，林则徐的“严禁鸦片章程”和众多官员们的“塞漏培本”议奏，都基本上被清廷采纳。道光十九年（1839年）五月初五，道光帝批准颁布了由军机大臣、大学士敬敏等会议草拟的《严禁鸦片章程》，命将“章程”纂入则例，“永远遵行”。同年五月十三日，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奏复定拟洋人携带鸦片人口治罪专条。同日，获道光帝批准。专条规定：“夷人带有鸦片烟入口图卖者，为首照开设窑口例斩立决，为从同谋者绞立决。……起获烟土全行销毁。……所带货物概行人官。仍予一年六个月限期。如于限内自首，将烟土全行呈缴者，免其治罪。”严禁鸦片成为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重治吸食”的严禁论着眼点在严塞“漏银”以培“国本”，严禁吸食，为“天下万世臣民计”。塞“漏银”培“国本”就是他们在经济上的考虑。他们认为，“国有未充，民生罕裕”，原因在于“漏银于外夷”。“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严惩兴贩”的严禁论着眼点也在“塞漏培本”。他们认为只有查办漏烟漏银的“源”头，才能杜绝“流”，使鸦片烟不能进口．白银不能出口。可见，不论是弛禁主张还是重治吸食、严惩兴贩的严禁主张，杜塞“漏卮”、维护国家财政经济利益，是他们的共同考虑。鸦片使白银外流，国家银币枯竭，军饷匮乏，危及统治。所以要想杜塞“漏卮”，必须想办法解决鸦片问题，这是他们的共识。
在例禁论和严禁论者中，提出以封关“绝市”来达到禁止鸦片的目的。早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包世臣在他的著作《庚辰杂著》中曾提出此建议。他写道：“鸦片之禁已严，而愈禁愈盛，以中其毒者则难以自止，而司禁之人无不早中其毒，又复得受肥规，却再加严法，终成具文。此物内地无种，……但绝夷舶，即自拔本塞源。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须，不过裁撤各海关，少收税银二百余万两而已。”“绝夷舶”，就是断绝中外贸易，不让“夷舶”来华。这样，鸦片就断了来源。包世臣认为这是“拔本塞源”的办法。道光十一年（1831年），工科掌印给事中邵正笏上奏，认为“纹银偷漏于外洋，鸦片流毒于内地”，是因为“汉夷交易”贻害，所以，他提出“惟有闭关不纳，绝其贸迁，是为上策”。在1838年的“塞漏培本”议奏中，也有官员提及封关绝市。如琦善，他主张封关绝市，认为“不准通商，则鸦片无自而来”，从而达到禁烟目的。龚自珍在林则徐奉命赴广东查禁鸦片时，向林则徐建言献策，肯定禁鸦片塞漏银和“重治吸食”的决策，同时主张对鸦片“绝其源”。他认为，不仅要断绝鸦片来源，还要“并杜绝呢羽毛之至”，“又凡钟表、玻璃、燕窝之属，……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龚自珍的“绝其源”、“宜皆杜之”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封关绝市。林则徐对此看法没有表示异议。
“弛种土烟”说欲以土烟抵洋烟，以减少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鸦片战争前，鉴于进口鸦片屡禁不止，白银外流，国内已有违禁私种罂粟制造鸦片现象出现等情况，弛禁论者提出弛种罂粟之禁，以减少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如许乃济在他的“变通办理”奏折中，主张弛种罂粟之禁，以土烟敌洋烟。他认为，因内地禁种罂粟制造鸦片，所以“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今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则烟性平淡，既无大害，且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他还认为种罂粟不仅不会“夺南亩之地力，荒农夫之耕作”，还会“大有益于农夫”。如在广东，九月晚稻收割后始种罂粟，二三月便开花结实，收浆后土地乃可种早稻，不会影响水稻耕作，还可增加收入。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粤海关监督文祥等在议奏中赞同许乃济的看法，主张民间栽种罂粟，“可稍宽历禁”。为了不妨碍“农功”，他们建议，应出示晓谕，规定凡山头地角不成丘段所处，准其栽种，不得占种良田，致伤本计。
总之，鸦片战争前，有关鸦片问题已是朝廷内上上下下关心的重要问题，各种观点夹杂糅合、利弊同在。严禁论中存在着“重治吸食”和“严惩兴贩”的分歧；例禁论和严禁论者中，有人提出以封关绝市来达到禁烟目的；弛禁论中既有让鸦片纳税进口、以税银回收外流白银的观点，又有用弛种罂粟之禁，以减少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之说。从大量的材料来看，1838年因黄爵滋呈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引发的一场全国性的关于如何才能有效禁烟的大讨论，使清朝统治集团对如何开展禁烟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全面禁烟的思想基本得到了确立。永载史册的第一次大规模禁烟运动
一、第一次禁烟运动的前奏
（一）邓廷桢1836年～1838年的广东禁烟
邓廷桢（1776—1846），江苏江宁（今南京）人，嘉庆进士，1835年任两广总督，是近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领导的1836年～1838年的广东禁烟斗争，并不亚于同期林则徐在湖广地区禁烟的成绩，是自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第一个禁烟令后，清政府百年以来禁烟规模最大、成效最著的一次。其禁烟活动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