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云翻卷的年代已经过去3个年头了，经暴风雨洗涤过的万物，无不显出它本来的面目，而那一条条曾被认为神圣的概念，现在似乎也被人们遗忘了。某些人头上的无形的“桂冠”，随着强劲的十月东风，被吹进太平洋，和着泥沙沉于海底。大公无私的太阳，好像很理解人世间的变迁，把那柔和的光束毫不吝惜地洒向大地。然而，在树荫和花层间，仍不免留下片片阴影。
现在是1979年的春天，在南国应该是桃红柳绿、草长莺飞的大好时光，然而，在这遥远的北方，仍然花木萧疏、春寒料峭，加上西伯利亚的寒流，不时刮来一阵阵冷风，与春风带来的暖流相冲撞，因而乍暖还寒，风雪仍在肆虐。现在，我虽然坐在火车上，还得用棉衣裹着身子，防止冷风的侵袭。由于好久没乘坐火车了，心里有种新奇感。凭窗远眺，只见辽阔的草原已泛起淡淡的绿色，随着列车的飞驰，越来越浓。啊！春确实已经来了！我的心油然而生一种甜滋滋的温馨感。不过，我无法闲逸地欣赏这迟来的春意，很快便把目光收了回来。车窗玻璃像故意和我作对似的，映出一个鬓发洒满了白霜的中年女人的形象。啊！这能是那个乐天无忧的华侨少女吗？二十多年前，她就是乘坐这样的火车望着丰美的秋色来到祖国遥远的北方的。现在，她又怀着前途未卜的忐忑心情，奔向首都北京。那“咯噔噔、咯噔噔”的车轮与钢轨间隙有节奏的撞击声，敲开了我记忆的大门。辛酸的往事，带来痛楚的感觉，搅得我的心隐隐作痛。啊！那逝去的遥远的青春哟，你还能回来吗？
一
1956年秋天，我从港城一所著名的工业大学毕业。当时，组织上本来要照顾我这个华侨大学生，决定分配到北京的一个科研机关工作。可是，我却谢绝了这一好意的安排，坚决要求来到边城这座新建的北方工学院任教。同学都百思不解，似乎觉得我这个姑娘有些傻，傻到了不知好歹的地步。他们哪里知道我内心的隐衷！
新兴的工学院向我敞开了欢迎的笑容。北大荒辽阔的草原、浩渺的林海，给我柔弱的性格增加了旷达的豪气。而它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节，简直令我陶醉。多少次，当我乘上雪橇投入雪原的怀抱尽情驰骋时，我庆幸自己人生旅程中这个重要抉择是多么正确！
当然，使我庆幸的决不仅是这美丽的北国风光，而是我的事业、我的爱情。
在学校里我是学锻压专业的。奇怪不？在国外，我这个被人们称为“东方美人”的娇弱姑娘，竟爱上了铁匠这一行。当然，不仅是作为华工被招聘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祖父是个铁匠，也不仅是我从事机器制造的父亲的职业性遗传，而是我自己的脾性、爱好。我很小便对万钧巨锤锻击炽红的钢坯所产生的那种从外部形状到内部结构的奇妙变化入了迷。所以，在班上，除了那个高材生张建之外，我这个“巾帼”便名列前茅了。一方面靠我的刻苦努力，另一方面我得天独厚的外语功底帮了我的大忙—我可以直接接受欧美各国最先进的科研成果，因而在大学毕业时，我的毕业论文也是首屈一指的。母校的一位著名机械工程教授当时便指出：这位女学生将是升起在我国锻压科学上空的一颗新星。他勉励我把论文中所提出的一个有前途的课题，深入地钻下去。
我当然要继续钻下去，而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我的两位同班男同学都乐意给我当助手哩！
对！这也是难得的事。
张建和我在一起。在大学里，我们是学习上竞争的对手，又彼此互为助手，我之所长，恰是他的所短；我之所短，又恰恰是他的所长。因此，同学们都说我们俩像高等数学的共轭数一样，总是成对存在。我们在学习上的交流是不可缺少的，可是，在感情的交流上，却总有一种难言的烦恼。
难道是因为中间还有个王维仁吗？
王维仁也是我的同班同学，现在和我、张建一同在北方工学院任教。
这位同学是另外一种性格的人。他能言善辩，识时达务，政治上很强，每次政治运动，他都是当然的积极分子，班上领导之一。因此，我们都很尊敬他，我和张建均亲昵地称他为“老大哥”。可能因为三人当中我的年龄最小，“老大哥”对我关怀备至。但这种关怀，经常显得有些过分。在众人的心目中，似乎我是个不懂事的小妹妹，他可以主宰我的一切。我当然懂得他的心计，可是佯为不知。而张建呢？一反过去在学校对我的亲昵态度，矜持而谦和，冷热适度，地地道道像个老同学。这使我非常恼火，可又无可厚非。但是，这却在我平静的生活水面上，激起阵阵波纹。浪涛起处，有时竟能搅得我心烦意乱，坐立不安。我经常陷入无端的烦恼之中。在烦恼之余，往往把满腔怨愤，朝王维仁身上发泄。不管人前人后，我经常抢白他，挖苦他，或是嘲讽他，可他却能安然受之。我知道这是他最大的特长，能在错综纷纭的形势下，“善辟蹊径”，对己能忍辱负重，对人能宽容大度。当然，在关键时刻，也可以一语定乾坤，一枪平天下；在学校时，同学们常说他“能屈能伸”，虽不能当治世英贤，却可做“乱世好雄”—曹操式的人物。不过，他对我是只屈不伸；对张建也“屈伸”有致，因此我们三人尚能和平共处。
不过，对这种共处局面，王维仁却不能满足，看得出这引起他的种种烦恼与不安，就像我的烦恼与不安那样。
知道我们底细的好心同志曾经批评过我：为什么对一个先法获得其爱情的男子那样痴情，而对一个对你多情的男子又那么少情？
为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这种感情早在大学时代就有了。我总觉得，只有和张建在一起，才有生活的乐趣，才有生存的意义，我的事业才有发展的动力。我的灵魂被他摄去了，我自己已无法收回来。我常想，难道因为我是个几代侨居国外的华侨姑娘，孔老夫子的那一套礼教对我没有约束力？要不为什么非要执著地爱着这样一个男子呢？
他呢？我从多年的相处中揣测出他的内心世界。他对我怀有深厚的友情。但是，却不是爱。他信守着“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古训，虔诚地忠于他的妻子。我知道：他是为了不伤害我的感情，才迟迟不把妻子接到学校里来。可他从不给我以任何希望。
但是，我仍一直在等，顽强地等。
王维仁也在等，尽管他从未向我直接表露过，但我知道他在等我，等我回心转意的时候。
只有我知道：他是永远等不到的。
我也说不清我为什么不能满足王维仁的愿望。说他人不漂亮吗？不！他长着一张令女孩子倾心的面孔：宽宽的前额，有如悬胆的鼻子，特别是他的眼睛，配上那副金丝眼镜，真是潇洒得很。加上他在政治上又那么红，领导又如此器重他，不是打着灯笼也无处寻的吗？
可是，我却对他没有感情—更准确地说，没有老同学以外的感情，或者说不能发展到老同学以外的感情。
这又是为什么呢？一开头我怎么也搞不清，后来，朦朦胧胧中我似乎清楚了：我怕他！
这件事的起因只有我知道。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和王维仁一道在校园内散步。那时正是春光明媚的日子，校园的花圃中，芳草吐绿，红葩吐蕊，垂柳披着长发，随风摇曳，枝枝风流。特别惹人注目的是几盆香水月季，它们含苞欲放，青翠欲滴的绿叶举着一束束鲜红的花蕾，恰似少女含笑的小嘴那样惹人喜爱。我们两个走到这儿，均被这花的艳丽惊呆了，眼睛被一种奇异的魔方吸附到花苞上，不愿离开。正当我们流连忘返的时候，王维仁突然迈进花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那枝最大的花苞揪了下来，然后，走到我面前，用他好听的男中音说：
“献给你，我最尊敬的女同学。”
我一下子怔住了，几乎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连声说：
“不不！你怎能够这样随便把它折下来？多可惜！”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他顺口引了一句古诗，又走一步，“请佩在你美丽的发辫上吧！”
“不不！”我还在后退。
正在这时，一个老人急步走来，离好远便高声叫道：“谁掐花？”
“坏了！”我小声说，“这个花匠可厉害了，快去认错吧！”
可王维仁却站在那儿一动未动，没事般地说：“我们刚在地上捡的，谁也没动你的“你这个大学生怎么这么不老实？”老花匠生气了，“我刚刚浇花时好好的，难道花会自己掉下来？”
“那谁知道？”王维仁面孔朝着天空。
我有点沉不住气了，低声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承认吧！”
他狠狠地瞪我一眼。我从他那眼镜下似乎看到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光，我不由打了个寒战。
“你这个人太不讲道理了！我不和你辩！咱们按章办事：随手折花，罚款一元！请交款！”
王维仁冷笑一声：“你想讹我？没那么容易！”他转脸向我说，“走！咱们该上自习了！”
“不行，你不能走！”老人扯住了他的胳膊。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随手从身上掏出一元钱，递给老人说：“请放开他吧，我们认了。”
老人这才放开手。
王维仁的脸却拉长了，回头瞪我一眼：“多此一举！”
这件事虽然不大，却一下子破坏了王维仁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但事情并没有完。第二天早晨，当我又从花坛旁边经过的时候，只见那几盆月季的花蕾全被人折了下来，地上花瓣狼藉。老花匠痴呆呆地站在那儿，脸上出现一种愤慨、惋惜、怨恨交织的表情。这时，王维仁又昂然走过，脸上现出蔑视加胜利的微笑。一看这情景，我全明白了。我迅速追了过去，一边走一边问：“这事是你干的？”
他在鼻子里哼了一声，未置可否。
“你怎能这样做？这么美的花……”
“因为我需要这样做！”他悻悻地冷笑说，“如果它不能为需要欣赏的人尽情享用，美有什么用？不如毁了它！”他又看了我一眼。
天哪！这一次他的目光，使我毛骨悚然。有谁在夜间看过狼的目光吗？我想，它大概不会比这更吓人。
从那以后，我便从心里疏远了他，我认为他是个可怕的人。
但是，就是这个人，却在大学毕业前夕向我表白了他的爱情。
那是1956年一个初夏的傍晚，五月的熏风吹得人们都有一点甜丝丝的醉意。而我们这些即将走上社会的大学生，都沉浸在对未来遐想的醉意中。在我们的面前都放着一张志愿表，让我们填写自己的分配志愿。
往哪儿去呢？条条道路都铺满鲜花和阳光。可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和现在的年轻人不一样。不知道“后门”怎么走，“关系”怎么拉，也不愿留在生活条件舒适的大城市，更不愿随便找一个有地位、有后门的爱人，留在岗位闲逸的大机关，而是向往到新建的单位、新开发的地区，去建立一番功业，实现自己崇高的理想。我也是这样，我要选择一个既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又能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工作的地方。因此，我等待着张建的消息。
正在这时，王维仁来到了我的宿舍。他当时是我们班上的团支书，又是党员，是我们共同的“大学长”，我当然对他以礼相待。
“还举棋未定？”他笑着随和地坐在我的对面。
“我想再考虑一下，去哪儿更适合我的特点。”我说，当然，我不能告诉他：我在等另一个人的去向。
“我给你参谋一下怎样？”他用好听的男中音说。
“好啊！你说吧！天南海北都行。”我说。“天南海北”是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四个大城市的简称，是不少人向往的地方。“小地方我可不愿去。”我故意提高“价码”。
“你的要求不高。”他也笑着说，“有个地方比你说的还要理想，不知你乐意不乐意去？”
“什么地方？”
“是锻压机械研究所。”他神秘地小声说，“理想不？”
“锻压所？”我惊异地问。这当然是从事锻造这一行最理想的地方，“是真的？怎么早没听说？”
“今天下午刚刚下来的新名额”。
“要多少人？”
“就要两名。”
我有点失望了：“名额太少了。”
“对你我来说，一点也不少。”
我疑惑地望着他，他立即向我说道：“我和系里讲了，你是华侨，应该受到照顾。系里同意了我的意见。”
这太令人高兴了！我对锻压研究所的确向往已久：那儿有学识渊博的专家，有丰富的图书资料，有现代化的实验手段……但是，张建呢？他能去吗？我想问一问王维仁。但话到嘴头却变成另外一个意思：“那一个是谁呢？”
“你猜猜看。”他向我卖关子。
“我可没有那份工夫。”我故作不屑地说。
“如果把我分到那儿怎么样？”他满怀期望地望着我。
我失望地叹了口气，便闷然沉思起来，半晌我才说：“我不愿意去那儿。”
“怎么，你不愿意去锻压所？”王维仁惊讶地望着我，“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你知道我为你争取到这两个名额多困难吗？”
“你为我争取的？”
“肖竹，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我—我爱你呀！”他突然激动地说，“你想想，如果我们一同分到锻压所，凭你的才华、你的钻劲，加上我的组织才能，我的社会活动能力—现在党内专家这么少，我肯定会受到重用的。这是多么理想的选择啊！我衷心地希望你答应我的要求！”
我被这表白猝然一击，脑袋轰的一下不知涨得有多大，全身的血液直往上涌，脸像火烧的一样灼热。顿时，思维能力马上就要停止了，脑子里是一片空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有哪个姑娘经历过有人当面求爱的困难处境呢？尽管我不是个刚刚迈入人生旅程的少女，面临这种局面，我还是感到惊慌失措，一时无法应对。局面尴尬地持续了好几分钟。这时，不知中枢神经中哪一根“发条”起了支配作用，它支使我的嘴巴吐出了几乎连我自己也难相信的话：
“不！这事不可能，我已经有了—朋友……”
“是谁？在哪儿？”他直直地望着我。
猛然间，我清醒了。上帝呀，我在说什么呀？心灵深处的隐秘，怎么能突然吐出来？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和张建的关系，只是我自己储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不容许任何人知道的。我今天怎么能这样轻率、这样愚蠢、这样不能自持……我的心跳得更厉害，脸也更加灼热。我后悔莫及。怎么回答王维仁的话呢？但稍作镇定之后，我总算找出一句得体的话来：“他在我心里。”
“能告诉我吗？”他似乎不大相信，“作为你的老同学。”
我差点被他当时的诚挚所打动，刚欲出口，但我马上想到他平日的为人，转而含蓄地说：“不！这是我个人的秘密。”
“那么我刚刚的建议……”他还不死心。
“我感谢你的好意，但我无法接受。”
“好吧！”他失望地摇摇头，然后站了起来，向我勉强地一笑，“我祝你们幸福！”
我以为我和他的关系将随着毕业分配而结束，因此，这次谈话我没有记挂在心。我在分配志愿表上，写了一个生疏的名字：北方工学院。不用问，张建是这个志愿。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志同道合：一切从头做起。
但是，不知为什么，王维仁却没去锻压所工作，而在我和张建离开母校走上工作岗位时，他却又意外地搭上同到边城的列车。在新的岗位上，我们又成为同事。我真为他惋惜，他放弃那个理想的岗位有什么意义呢？说老实话，我并不欣赏他为我做的这个多此一举的牺牲。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是老同学，还是要比一般同事更觉亲近些，特别是他和张建住在一间房子里，我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宿舍的常客。
然而，时间是没有耐性的，它比人们的愿望要快得多。转眼间，我们毕业已经整整一年了。就在毕业一周年的那一天，我们三人和平共处的局面被打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