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秋夜。一轮如钩的新月挂在柳梢头，校园的人工湖上被轻柔的风掀动薄薄的涟漪，把晃动的月影儿弄碎，湖面上银光闪闪，岸上的花畦里，各色菊花在争奇斗艳，散发出阵阵醉人的幽香。这是边城最美好的时光。过不了几天，一阵寒流袭过，便会天地变色，花木凋零。因此，人们都抓紧这段时间，尽情地、酣畅地游乐。
不过这天晚上，我去散步的心情一点儿也不轻松愉快。
我沿着一条幽静的小道走着。小道一端通向无边的草原。在白天，放眼望去，绿浪翻滚，使人感到天高地阔，心胸旷达；但在晚间，它却象黑魆魆的大海，随时可以吞没大地的一切。一端是灯火通明的教学大楼，明亮的日光灯下，并非是前一阵狂热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向科学进军的奋力攀登的身影，而是正在进行着一场据说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从十七八岁的一年级大学生，到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他们正在痛苦地、愤怒地、伤心地、违心地斥责自己的学友、同事，甚至是自己的亲人，“借给党整风的机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人们正在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进行一场最庄严的圣战。一颗颗巨型炸弹，在一个个心灵上不设防的年轻的、年老的、不老不少的，敢于独立思考的、提出意见的人们头上爆炸，这些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震昏了，震懵了，晕头转向了，不知所云了……
那几天，我无法呆在那样的战场了。看到无情的“炸弹”在那些无辜而天真的人们身上爆炸，我的神经几乎也要爆炸了。这是干什么呀？前几天，大家还同唱一个调儿，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给领导提意见，提建议，现在，却变成了那样可怕的罪名；昨天还是亲亲热热地一同工作、学习的战友，一夜之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这太令人无法理解了！坐在会场上，我的神经无法经受这种折磨，便从会场上偷偷地跑了出来，在那条小道上踽踽而行。我在痛苦地思索：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肖竹！”一个低切的声音在我身后响了起来。
不用回头，我便知道是谁叫我。
“你怎么跑出来了？”张建已来到我的身边。
“那种场面实在令我受不了！”
“你应该学会忍受。现在到处是陷阱，稍有不慎，便会跌进去，轻则遍体鳞伤，重则粉身碎骨。”
“我不怕！”我倔强地说，“我既没有鸣，又没有放，大字报没写一张，他们能拿我怎么着？
“可是你有态度呀！”张建的声音里充满着言不由衷的痛苦。
“你是党员，你的觉悟高，我是白丁一个！”我居然冲他发起火来了。
“现在不管是谁，”他并没有因为我的顶撞而恼火，他就是这样的人，“何况……”说到这里他停住了。
“何况什么？”
“何况人们对你还有议论。要防止有人借题发挥呀！”
“我有什么值得发挥的？”我马上回身把目光直直地对准他，“我走得直，坐得端……”但是，说到这儿，我却没有勇气说下去了，在感情上，我对他难道是……
张建也没有接着说下去，我们俩相对无言。清冷的月光洒在树枝上，落下斑驳的树影，一对不知名的鸟儿，站在那儿叽叽哝哝地叫着。稍后，他终于又说话了：“肖竹，结束吧！不要折磨自己了！比我强的青年有的是，他们都仰慕你，钦敬你，快点选择一个吧！”他近于哀求了。
最害怕听的话，还是从他的口中吐出来了。羞愤和烦恼一齐向我袭来，我的心也要爆炸了。急不择言，我竟向他射出子弹般的话语：“你是我什么人？你来管我个人的事？父母吗，兄长吗？”
“我是你的同学！你有才华，你有事业，要加倍地珍惜！”
“可我更有感情！”我转过脸来，直冲冲地望着他，“你为什么不想想，我们俩志同道合，加在一起可以为科学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尽管如此，我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我怨艾地说，“谁曾给爱情制定过固定的公式？‘所有那些妨害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不必要、渺小，虚假……人，如果在恋爱，那就应该从那种比普通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恶或美德更高尚、更重大的角度来考虑这种爱情，要不，就干脆什么也不要考虑……’你对这话有何感受？”
“我……”
“你知道是谁说的吗？”
“是契诃夫说的。”
“你反对这个真理？你……”
“不！肖竹，你听我说！”张建理智地打断我的话，“咱们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道德标准，不能和外国比。你知道，我的父母早亡，是她的父母把我抚养成人。她对我又是那样的好，牺牲了自己，供我上大学，而且我很爱她，我们已有了孩子……友谊可以共享，爱情却是无法分割的。我永远珍惜你的友谊，但请你原谅，我不能……”
“不要说了！我不是名门闺秀，我是化外夷民，不懂你这圣人的教义！”我用姑娘惯用的负气话堵住了他的嘴。
果然，他不再说话，在相对沉默中，理智也为我的感情筑起了堤坝。我好像从那美丽而虚幻的太空，一下子掉到现实的土地上来，我终于艰难地把早就应说出但又害怕说的话说了出来：“原谅我吧，张建，是我不好！你是对的，我不应该挤进你们的家庭中来。生活是不允许的，祖国的伦理、道德，我们古老民族的习俗，都是不允许的。把我刚才的一些话忘掉吧！把你的爱人和孩子接来，越快越好……”
我不知道当时是从哪儿来的勇气说出这番话的，但说完之后，我感到失去了人生最美好的东西，我感到身体承担不了我当时的痛苦，倏地转过身来，跑走了。
二
天哪！我到哪儿去？哪儿是我生命的寄托？
像鬼使神差一般，我竟一口气跑到我们的锻压实验室来了。对！这是我生活的归宿。在这儿，我会忘掉身外的一切：批判会的喧嚣、世俗的冷眼、爱的侵扰……拿起正在研究的论文，很快地，我的心便全部沉浸在论文所描绘的科学之宫里去了。刚刚艰难的谈话，似乎消逝得十分遥远了。张建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有科学家的气质，能够在痛苦和烦恼中，在喧闹和嘈杂声中，独善其身，保持积极的思维活动能力，这是我的天赋。这虽是夸张之言，可确实说出了一个事实：我是个能够控制自己意志的人。
现在，这样快地进入“意境”，正是我这“才能”的写照！好了，让张建去享受他的家庭幸福吧，完成他炎黄子孙优美的德行吧！我将在我自己选择的终身事业中找到我永恒的慰藉。
正当我在科学的殿堂里自由驰骋的时候，突然闯进一个不速之客。
“肖竹，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让我好找！”
王维仁来到我的面前，像一只会飞的小鸟，扇着翅膀飞来的。我没好气地看他一眼，一扭头又把目光盯在面前的书本上。
“怎么，又生气了？”他像个老大哥对待小妹妹。
“我有什么可生气的？”
“你为什么中途退会呢？”他轻声说，“你这样做，影响不好！”
“有什么影响？”
“现在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啊！”他仍是柔声细语，这“阶级斗争”几个字，在他嘴里竟有了某种甜滋滋的感觉，一点也不像他刚刚在会场上所大声疾呼的那样吓人。
“阶级斗争？这是蓄意整人！”我没有被他柔和的声音所陶醉，反而用话顶撞他道。
“噢，你是这样看的？”他竟莞尔一笑，“我正想征求一下你对当前反右的意见呢！作为老同学，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谈谈？属于我能力所至，我首先改正；属于上级领导的，我认真转达。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态度诚恳，语调真挚，完全合乎他的身份—最近，他被任命为教研室的党支部副书记、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同时，又不失作为老同学的亲近感。
我思想上的防线一下子被解除了。在老同学面前，就像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那样，没有什么可隐讳的。我开诚布公地谈出了我对当前运动的看法。我跟他说：“明明是号召大家帮助整风，给领导提意见，怎能说恶意攻击？人家不愿来开会，千方百计去家里动员，请人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什么又反过来说人家向党进攻？从上到下再三声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什么人家刚一张口说话，就变成了什么什么罪行？再说，那些一年级十七八岁的娃娃，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懂事的，说了几句过头的话，有什么理由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说他们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请问，杜勒斯什么时候委托他们来代理的？还有，批评一下某些党员、领导，怎么就是反党呢？他们能代表党吗？是谁给他们成为“人上人”的权利？他们不是人民公仆吗？怎么主人批评一下仆人就是犯罪呢……”也许是因为面对知己吧，我当时的情绪是那样慷慨、激昂，言语又是那样尖锐、辛辣，尽管我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发言—也不会发言，可今天，当着这个老同学的面，我竟淋漓尽致地倾洒个痛快！王维仁呢？用鼓励的目光望着我，口里不断地称是，并谦虚地记在他的一个小本本上，而且一再表示；我说的不少问题他也有同感。
多年来，我们两人第一次谈了那么久，那么融洽，那么友好。刚刚张建给我的那种难言的痛楚，竟被此时一阵痛快的交谈抛到一边去了。
不过，我也并非十分高兴。因为王维仁那近乎贪婪的目光，不断地在我身上盘旋。我不像有些女孩子那样，喜欢男人欣赏自己，我是个独立的人，不是供谁赏玩的装饰。因此，当他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时，我总给他严峻的一瞥。在过去，他对我这种“回击”是很知趣的，马上会自动退却；可这次却顽固地加强攻势，眼睛执著地望着我。未等我采取更严厉的行动，只见他的神情突然变得异常激动起来。他说：“肖竹，有一件事，憋在我心头很久了，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此时此地，我的神思还停留在刚刚的激动中，对他的话未加品评，遂爽快地说：“咱们是老同学，有什么话请你直说吧！”
他开头沉吟了一下，然后立即果断地说：“通过今晚的谈话，我认为你不仅科学上有才华，政治上也有远见，不随波逐流。看来我俩不仅志相同，道也相合。我再次表达我的崇高愿望：让我们的友谊再大大向前发展一步，我为了这已等很久了！”
他又一次将那道难解的题放在我的面前。现在我更难回答了，只好仍用上次那个遁词来为自己开脱。我也诚挚地向他说：“老王，我一年前已经告诉过你了，这事不可能，你不要再等了！”
“为什么呢！”他又追问我一句。
“我的心已交给了别人！”我把心一横，干脆地回答。
“这个‘别人’是谁？”
“这是不需要你知道的事情。”
“不！我需要知道。”他紧接着说，“我希望他不是张建。”
“不，不！”我连声说，我惊慌得面红心跳。
王维仁端详着我表情的变化，他的面部云谲波诡，严肃中含有不易察觉的狡猾，随后，给了我突然而猛烈的一击：“肖竹，我劝你，也警告你，你和张建都不是小孩子了，应该适可而止呀！”
“不！老王，”我连忙向他说，“我请求你，不要把张建拉在里边，这与他毫无关系！”
“最好是毫无关系！”他还在一步步进逼，“要知道，这种火不是好玩的！”
他的态度一下子刺痛了我的自尊心。我一反刚刚的慌乱，倨傲的积习又占了上风，我皱起眉头，毫不客气地反问他：“你是在教训我吗？”
“是警告！”
“凭什么？”
“凭老同学，”随之又补充一句，“也凭党支部副书记！”
“可我不是党员！”
“党领导一切！”
“我要是不听你的话呢？”
“将有严重的后果！”
“威胁吗？”
“不！还是警告。”
“又是凭什么？”
“因为你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
“……”我直直地望着他，心几乎要跳出胸膛。
王维仁仍然柔顺地望着我，但与他的声调却不协调：“不信吗？我老实告诉你，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政治上，你都已达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只有靠我的努力，你才可以避免跌下去！现在，你应该有个明智的认识！”
“怎样才算明智？”
“你很聪明，完全可以理解我的话。”他的脸出现一种稀有的谄笑，“我爱你！”
“你就凭这种卑鄙的讹诈来向我求爱吗？”我的心几乎要爆裂开了，它的自尊受到空前的亵渎。我只顾放任情绪的发泄，把尖刻的语言猛烈地向他掷去：“我坦率地告诉你，你死了这份心吧！仅凭你今天的态度，便可以宣告我们以后连一般的同学关系都不存在了！”说罢，我把脸转向一边。
他呆呆地站在那儿足有好几分钟，然后用一种阴冷的语调说道：“谢谢你的坦率！不过，你将会为这种坦率后悔的！”
王维仁悻悻地走了。可是，我的心怎么也难平静下来。我无法控制我的感情，我需要一个供我无情进攻的对象。我的嘴唇被我咬破了，血一滴滴流了下来。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对象。在这个愤怒的夜晚，我在实验室里通宵达旦，奋笔疾书，把那个研究论文全部写了出来。天明，我寄给了《锻压》编辑部……
三
次日傍晚，教研室主任专门来到宿舍通知我，一定要参加当晚的“反右”大会。
这是一个烟雨凄迷的夜晚，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冷风，突然把晴朗的高空吹得昏暗了，树上的绿叶，枝头的黄花，被风吹得荡然无存，地上飘满了残叶败絮。几只寒鸦在校园的一株老树梢头，凄厉地叫着。当我来到会场时，里边已经坐满了人，只有前边第一排凳子空着，我大方不拘地走到前边，随意地选个位置坐了下来。不知为什么，四周一齐向我投来一种异样的目光。根据习惯，在女性比例少得可怜的单位，一个未婚姑娘总是男人们注目的对象。但是，我对这些注视漠然置之。而我的思想一半已进入我正在研究的课题中去，另一半飞到《锻压》编辑部，在猜度我的论文在那儿会有一个怎样的命运。
会议不知进行了多久，也不知有多少人发言，我全没有理会。突然，一个异常响亮的声音把我从科学的王国里推到现实的大地上来：
“我代表党支部发言！”王维仁慷慨激昂地走上台，似乎他是党的化身。唾沫星子从他的嘴里肆无忌惮地飞溅出来，贪婪地扑向我的全身。我的心不由紧了一下，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只听他先讲了一通教研室“反右”的大好形势，又谈了群众发动的情况，最后，突然指着我的鼻子说：“肖竹，这个反动华侨的忠实女儿，一向崇洋媚外，迷恋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最近，居然发展到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地步，她疯狂污蔑伟大的反右运动，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他把我昨天向他讲的话“择要”托出，并提高到吓人的高度进行分析批判。“她的言行，实属反动透顶，因此党支部定她为极右分子。但是，在党支部讨论肖竹的问题时，竟然有人同情她，为她辩护，说这是认识问题，一时情绪偏激，这个人就是张建。对他这种丧失阶级立场的行动，支部决定给他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已申报党委批准！”
“啊！”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霹雳震昏了，心一下掉到冰窖里。这事难道是真的？我不顾一切地呼喊着：“不！我没有……我不是……我……”
眼前立刻一片漆黑，仿佛坠入无底云海中，看不见一切……
后来，那激烈争论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了，我艰难地扶着墙走出教学大楼，无目的地向前走着，当我的手臂碰到一棵树干时，我抱住了它。我感到太疲惫了，必须借助它来支撑我柔弱的身躯。但是，我一点劲也没有了，身子瘫软地滑到树下的石头上，头和背靠着树干。思绪似一团乱丝无法整理，搅做一团，浑如梦境—
“肖竹！”
在朦胧中仿佛有人叫我，我本能地站了起来，身上也感到暖烘烘的。借助路灯微弱的光，我看见一双深沉的大眼，满含凄苦地望着我，是张建！他那高瘦的身躯站在茫茫夜色中，他的风衣不知何时已披在我的身上。我像受到极大委屈的孩子突然见到了母亲一样，“哇”的一声迸发出哭声，一下子扑倒在他的怀里：“张建，我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