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请你复习你写的这两段！”安科长指着杂志上他用红笔画出的地方。
我注目一看，第一段是文章的开头部分：“嫩江，像一条玉带束住辽阔的北大荒原野。全国闻名的重工业基地—富拉尔基就在它的旁边。”另一段是：“在那呵气成霜，唾水成冰的寒冬，吊装工人们攀上了耸入云霄的脚手架。他们吹着哨子，挥着胳膊，指挥着吊车的转动。74米高的塔式吊车，像顶天立地的巨人，吊着预制的屋面板，传递给屹立云端的吊车工。暴风在耳边狂啸，白云在身旁奔跑。他们拂去胡须上的冰碴，待迟起的太阳升上地平线时，40余米高的厂房已经落成了。”看完这两小段文章，我没有做声，因为我实在看不出其中有什么“错误”。
“你知道吗？这篇文章严重地泄露了国家机密！你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厉声提醒我，声音较前高了8度。
我连忙说：“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很明白！”安科长的脸拉得更长了，“首先，你泄露了我们工厂的地址，说出了富拉尔基的位置；其次，你泄露了我们工厂厂房的高度，说它的烟囱有40多米高。这些都是违反我们工厂的保密条例的！”
原来如此！我心里踏实了。
于是，我反问他：“这算什么泄密？前几年，《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以及许多报刊都宣传过我们工厂，比我写的要详细、具体得多了！”我又补充一句，“我的这篇作品还是受那些记者的通讯报道的启发写出来的呢！”
“你不要狡辩！”安科长马上制止我继续说下去，“那都是过去的事。现在的形势不一样了。由于‘帝、修、反’联合反华，我们工厂改成保密厂了！根据新的保密条例，你的文章严重泄露了国家机密，你要作严肃检查！”
说罢，他站了起来，从旁边的柜子里取出几张带红格的纸，放在我的面前，然后又大声说：“把你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受何人指使，连同你对所犯错误的认识，毫无保留地交代清楚！”
“这个交代怎么写？”我问他。
“哼！那么‘漂亮’的文章都能写出来，这小小的‘交代’还能难住你？”连讽刺加挖苦并且带着嘲笑。
我不做声了。我知道，现在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这些人的心目中是没有任何分量的。
“另外，把你过去发表的文章，以及最近投递出去的作品，都要老老实实交代出来！”他板着面孔继续说，不允许我进行任何分辨，“不过，我还要提醒你一句：写交代时，要狠挖犯错误的阶级根源，要联系你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以及你在历次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所犯的错误。”
得，又是家庭出身，又是反右时的错误！这些年，翻腾多少回了，动不动就拿这个说事儿，它是我永远洗刷不掉的“红字”。
我无话好说了。顺手接过那几张红格纸一看，原来是一种案犯交代自己罪行的专用纸，看来，他把我也当成“罪犯”了。我实在感到难以忍受。但是，还没等我回话，他又把更难听的话扔了过来，说：“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好好掂量掂量吧！你暂时回去，明天一上班把检查交来！”
没有任何辩白的余地，我就这样被撵出来了。
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一个小技术员，是没有任何尊严可讲的，我只好按照安科长的指令去写检查交代。联系我祖宗三代剥削历史，联系我1950年的“自动脱团”，联系我1957年的“不平则鸣”……
可是，无论我怎样检讨，并努力上纲上线，安科长也认为不深刻，还说我“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就像1957年我因为“右派言论”被强迫做的检查那样：无论怎么痛骂自己，怎么往自己的头上泼污水，也难通过，一次次交上去，一次次打回来，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搞得我筋疲力尽，焦头烂额。
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求救于我们年高德劭的设计处的老处长马员生，请他替我说情，帮我过关。说起这位马处长，乃是一名资深的共产党员，有一段不平凡的传奇经历。他原籍河南，年纪很轻时便参加革命，1925年由董必武和王若飞介绍入党。大革命失败后，流亡苏联，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但因与当时在苏联的中共领导人王明、康生等人意见不合，对斯大林的专横与滥杀无辜也有不满情绪，被打成“托派分子”，送到西伯利亚劳动改造。在“劳改”中他苦心钻研，学会了技术，成为机械专家。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的领导人为过去大批蒙冤受屈者平反，他的冤情才被昭雪。此时，新中国早已成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他立即申请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回到北京后会见许多当年的老朋友，现在他们多半成为国家要员，身居高位。他本来可以要求留在北京，讨个闲差，过几天舒适的生活，但当组织征求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时，他竟毫不犹豫地说：我要到生产的第一线去，直接做技术工作。有关部门满足了他的要求，便分配他到了新建的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任工艺处长。根据他的业务水平和资历，上级本来想提拔他当副厂长的，但因为他对“大跃进”有看法，说“这是发虚火”，又引用俄国的谚语发牢骚，说“快就是慢”。因此，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幸亏他是从国外归来，就来了个“处理从宽”。后来，“困难时期”要到了，稍稍有点儿松动，根据工作需要，又让他当了设计处长，主管全厂的产品设计工作，而我恰好就在他的手下当技术员。
由于他国学底子厚实，又很喜欢文学，因此和我这个业余作者很谈得来。茶余饭后、节假日，我经常到他的办公室或家里，与他促膝谈心。我多半要求他讲述当年在苏联的传奇故事，他则要我向他介绍一些当前的文坛情况，我有时还请他指正我新发表的作品，其中就包括在《萌芽》上发表的那篇散文。当时他看了之后，还大加赞赏，认为很有文采，很有激情。
于是，我们成了忘年交。我把他当做是良师益友。我们无话不谈，有时谈得时间晚了，还和他一起品尝几杯葡萄酒，这是他的喜好。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私事去麻烦他。现在，命运中遭到如此难以逾越的坎，我考虑再三，觉得只能向他求助了。当我把当前的困难处境告诉他以后，他听了非常同情，并且对保卫处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先是愤愤地说了句：“这些人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一篇小散文，能有什么‘泄密’？！”随后又说，“我们整个工厂都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全套设备由苏联供应，前不久，有100多位苏联专家分布在全厂的每一个单位，你能够对‘苏修’保密？美国的人造地球卫星每天都从咱们的头顶上经过，地面上的一个小螺丝钉都能看到，他们难道不知道你这厂房有多高？真是自欺欺人！”最后他感叹地说，“这才是秀才遇到了兵，有理说不清。”说罢，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他还是慨然答应为我解围。
他先找到了保卫处处长，没有说通；后来又亲自登门“拜访”主管保密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说：“这个年轻人写这样的文章，动机还是好的，宣传富拉尔基的大好形势嘛！以后要他注意就是了！”
党委副书记总算给老处长一个面子，和保卫处打了招呼，这才让我勉强过关。不过，当即给我下了死命令：此后再也不能随便给报刊投稿了！同时，保卫处还根据我交代的投稿“线索”，向有关报刊一一发出了公函，除了说明我们工厂的保密程度，还特意介绍了我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公函要求他们：“今后不得随意发表程树榛的作品！实在要发，必须经过工厂保卫处同意！”
实际上，他们把我所有发表作品的路全部堵死了。试想，那样的年月，文艺报刊的编辑几乎都是政治运动的惊弓之鸟，谁会自讨无趣发表我这样作者的作品！因此，在其后的数年内，我在报刊上几乎没有任何作品面世。不仅如此，我还在保卫处挂上了号，成为“内控对象”。只要社会上兴起任何一点风浪，我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严密的监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时刻悬在我的头上。
当然，参加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事也随之泡汤了。在“政治挂帅”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的时候，作家协会怎么能够吸收我这样的人做会员呢？此后，我赌气再也没有申请加入省作家协会，直到1979年全国作协恢复工作首批发展我入会后，我才自然转成了省作协会员。这是后话。
尽管这样，我还是非常感谢老处长在危难的旋涡中，拉了我一把，使我没有“沉”下去。遗憾的是，他自己却未能逃脱“文革”的厄运。运动开始时，他就被造反派了揪出来，仍然是斯大林时代的罪名，“托派分子”。加上后来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行，“新账老账一齐算”，于是，就把他的“老命”算走了。呜呼，哀哉！
这就是一篇文章给我带来的厄运。现在说起来，简直如同天方夜谭，令人无法置信，可这却是无情的事实！四十余年过去了，我至今回忆起来，还像噩梦一场，心头犹颤颤发抖，余悸难消。
好在这样的噩梦终于做完了，但愿永远别再发生。
2005年9月26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
母亲程郭晓岚1939年出生于西安。1959年追随丈夫到北大荒，先后任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学报编辑、黑龙江省《企业管理》杂志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作家通讯》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