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称赞：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称赞陈云是理财能手
解放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以及长期战争的破坏，整个国民经济是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厂倒闭，商店关门，工人失业，物价波动，社会秩序极为混乱，严重地影响了新政权的巩固。一些不相信共产党治理能力的中外人士评论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有人甚至扬言：“共产党军事打100分，政治80分，经济得零分”。
1949年7月，陈云赶到上海，经过两个月的调查研究，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之所以决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这是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旧中国外国资本和中国官僚资本的基地，也是中国民族资本的基地，同时也是物价波动最为严重的城市。因此，把上海经济稳定下来，就可以稳定全国经济。会议决定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即统一财政收支；统一金融管理；统一重要物资的调度。陈云为说服华东、上海的负责干部，提出：要统一，先统富的还是先统穷的?当地干部服从大局，答道：当然要先统富的。富的赞成统一，其他大区就不会有什么阻力了。
为了统一财经工作，首要的是稳定全国的物价，统一货币。但是不法投机商人，为了跟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获取超额利润，他们拒用人民币，并从事金融买卖，搅乱市场秩序，上海的投机商人公然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4次全国性的物价风潮。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4月，由华北地区开始，并很快波及到华中、山东、苏北等地。物价涨幅，华北1倍多，华中近4倍，山东、苏北半倍。第二次发生在1949年6、7月间，从上海开始，影响到各个解放区。首先是粮价上涨，然后纱布跟进，带动整个物价上涨。上海市场综合物价平均上涨1倍，天津2倍。第三次发生在1949年10月，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全国。此次涨风最为猛烈，而且持续时间近2个月。天津、西安、汉口、上海4大城市，大米、白细布的价格上涨了2至4倍。第四次发生在1950年2月，仍以上海为中心，影响全国。15个大中城市的25种主要商品价格上涨2倍多。在整个4次涨风中，从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上海批发物价总计上涨20倍。物价的多次大幅波动，给人民生活和经济的恢复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为了平抑物价涨风，人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即明令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流通，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但不法投机者对此置若罔闻，仍继续从事金、银和外币的投机买卖，拒用人民币，尤以被称为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最为严重。
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该所设在汉口路422号，是一幢8层高的大楼，建成于1934年，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抗战前在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192家，是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各实业界的一些“巨头”，也是官僚资本在沪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战爆发后曾一度关闭。1946年，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登记参加交易的证券字号达234家，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它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要员，或明或暗地充当幕后保护人。普通市民中也有不少人涉足其间，从事投机活动。
投机分子利用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着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其中有一个名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办公室“寿昌金号”，是操纵投机买卖的总指挥所。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屋内藏有许多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进行密切联系。墙上挂着一张红字表格，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所谓袁头孙头是指上面有袁世凯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
上海解放后，投机商人继续从事金银外币贩卖生意。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每天还有数千前来探听行情的人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操纵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触角得以伸向各个角落，证券大楼再次成为全市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银元的价格在短短的10天时间内，上涨近2倍。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2倍多，大米和棉纱也上涨了1~2倍以上。
在物价狂涨的情况下，南京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针对这一情况，人民政府曾采取抛售银元的办法以稳住市场。但10万银元刚一抛出，即被投机分子全部吃进，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据说当年日本占领上海时，为了稳住上海的市场，从东京一次运来5吨黄金，但投下去之后却如泥牛入海。
接到华东财委的情况报告后，陈云进行了认真分析，指出：上海市场收兑金圆券仅用人民币4亿即兑完，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货不是金圆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即我军渡江后，金圆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天津）。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是银元的市场，推广我币增加了困难。他指出，应用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
接到这一指示后，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通过报纸和广播敦促少数奸商和投机分子停止从事银元等的投机生意。但投机分子对此置若罔闻。
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上海市军管会于6月10日上午10时派出上海市军警分5路包围了投机分子操纵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
为了保证将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上海市军管会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9日，他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留局待命，并临时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与此同时，还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及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人员的名单。
上午8时许，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首先率领200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10时左右，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对其实行包围。同时，分布在大楼现场的公安人员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接受检查。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被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有2100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38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1800余人经教育陆续放出。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取得了胜利。但证券大楼以外的上海滩上到处还能听到贩卖银元的叫卖声和银元的撞击声。但当解放军循声前去时，声音便迅即消失，银元贩子也逃得了无踪迹。指挥所好办，散兵游勇难于对付。但银元的贩卖、投机活动一日不绝，上海的物价也就一日难以平稳，人民币的信誉也就难以确立和巩固。
于是，上海市的军管人员决定改变策略。他们换上便衣，深入民间，在一个小孩和老太太的帮助下，顺藤摸瓜，抓获了一大批银元贩子，并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对10元以下的小贩子，抓后即放，并请他们协助抓大贩子。这样，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大的银元贩子基本上都被抓获，小的银元贩子也不敢再从事这一活动了。从此，上海的金融投机生意基本绝迹。
查封证券大楼和严惩银元贩子，虽然使物价暂时获得了稳定，但投机分子内心并不服气，仍伺机与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了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就掌握了对市场的领导权。他们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 （即大米、纱布、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于是，投机分子拼命抢购国营公司的粮食、纱布等物资，甚至高息拆借资金抢购、囤积物资，满以为这一次准可以从经济上把共产党斗垮，让政府乖乖地听从他们的话，任由他们摆布。
在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向有“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的说法。因此，当时上海从事棉纱棉布投机生意的商号很多。与1937年相比，1949年全上海棉纱字号从60家发展到560家，棉布字号从210家发展到2231家，糖行则从82家发展到644家。这些商号多以买空卖空或囤积商品为主。产业资本也普遍囤积原材料和制成品，有的还抛售空头栈单或抢购业外商品。有些名为“工厂”，却既无设备，又无厂房，实际从事投机生意。
人民政府与投机资本的再次较量势不可免。还是在10月初，陈云在发给中央的电报中就指出：目前财政赤字仍然很大，且须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必须继续增发货币，从去年底到今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增加到4851亿，增加了25倍，在这一时期物价已上涨了15倍，估计8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合计共需1万亿，除8月份已发行的2000亿外，还须发行8000亿，即在4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须增加两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
事实果不出所料。自10月15日起，以沪津为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不出1个月，物价平均指数：京津涨1.8倍，上海涨1.5倍，华中、西北大致相同。这次涨价的主战场仍是上海，主要物资则是纱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海的棉纱价格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由此带动了其他物价跟着上涨。
为夺取这场与投机资本的最后斗争的胜利，陈云把主战场选择在投机活动最为猖獗的上海。他首先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在上海，主要是由于纱布短缺，引起了投机势力的囤积。而当时，华北受灾，棉产区粮食很贵，北方的投机势力很可能集中冲击粮食，到那时，我们将不得不同时在两个战场上作战。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他决定首先抓住粮食，稳定北方地区。
10月20日，陈云急电东北，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支持华北市场。为求万无一失，陈云派曹菊如赶赴东北，并要他坐镇沈阳，保证东北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用大席囤存粮食，而且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让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中有粮食，使其感到无隙可乘。果然，京津两地的粮贩子看到东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未敢轻举妄动。
这边腾出手来，陈云又开始全力对付上海的投机势力。他指出：上海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而其关键是有无运力，把大米和棉花运进来。他说：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棉纱。
11月13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致各地的指示电，指出：目前稳定物价已有可能，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为此，他做出了12项规定：（1）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2）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500至600万公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东北及京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3）为保证汉口及湘粤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4）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沿线积存之纱布，尽速运到西安。（5）财政部须自11月15日至30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1.01亿公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6）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7）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之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8）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9）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扣压。但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10）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缓半月或20天。（11）目前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门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点，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预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彼落，各地需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为了有力地打击投机势力，让投机分子把囤积的棉纱，怎么吃进去的再怎么吐出来，陈云还特别指出：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电报起草完后，当晚即上报中央。周恩来阅后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毛泽东阅后也当即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
16日，陈云再次电示各地，要求：“以后各地物价报告，特别在猛涨时期，均须指明我之抛售价（官价）与市场价（黑价），并估计在成交额中两者之比例。沪津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种物资有余或不足，又须估计到沪津等地若干种物资价格的涨落对本地同一物资价格影响的有无与大小（例如沪纱布对汉口纱布影响大，大米则影响小），以便各自规定既适合于全国又适合于当地的价格”；“估计沪汉也可能出现如12、13两日京津市场一度极乱的情况，但也可能不及京津之乱。如出现市场大乱的情况，只要我们确已紧缩货币发行，物价指数已涨达两倍则不必恐惶。那时，粮、油、盐等照正常门售量售出是需要的，但过多的抛售则不必要”；“两日来，京津我贸易公司已卖不掉粮，粮价在回跌中，只要沪汉两地也出现这种情况，此次涨风即告一段落。估计各地紧缩通货及沪汉纱布涨足之后，在11月25日前即可全国稳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为稳当起见，各地仍照11月13日电全力准备物资，勿稍松弛” 。
按照上述部署，天津先后从东北调集粮食3000万公斤，准备布匹35万匹，棉纱5000件。上海准备棉布110万匹，棉纱28000件。汉口准备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西安准备棉布40万匹。在周密布置和充分准备后，选择市场物价达到最高峰的11月25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刚开市时，上海等地的投机商看到有棉纱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购入，有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拆”，这在上海、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投机商们有自己的小算盘，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纱布价格一天之内涨好几次，吃进纱布后，当天转手，不但可以应付日拆，还可以获高利。然而，这次他们却打错了算盘，上海等地的国营花纱布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投机讲究的是买涨不买落，投机者眼见国营公司的纱布源源不断地售出，而且价格不断降低，知道大事不妙，也开始赶紧抛售手中的纱布，但他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投机分子叫苦不迭。
为使投机分子受到彻底打击，人民政府又作出如下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资；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得罚税金额的3%。
有人向陈云反映说，这样做是不是太狠了，陈云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这样一来，资本家和投机分子，两面挨耳光，再也受不住了，不得不要求政府出面，买回他们吃进的棉纱。于是，政府乘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的棉纱。
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使投机分子受到了严厉的打击。有些资本家血本无归，应付不了日拆，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逃往香港。
事后，上海的一位着名资本家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10月涨风平息下来以后，陈云并未掉以轻心，他预料投机分子这次受到严厉打击之后，决不会就此罢休，肯定还要进行反扑。他们这次在纱布上跌了跟头，短时间内不敢再在纱布问题上做文章，但很可能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八九千万斤，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临粮荒。因此，11月底，物价渐趋平稳之后，陈云即开始筹划在粮食问题上与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的较量。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了全国城市供应会议。陈云在会上讲话，并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会后不久，四川即征集了2亿公斤大米支援上海。
1950年1月11日，陈云就解决川粮济沪问题致电饶漱石、曾山，指出：四川的2亿公斤大米2月初即可启运，务请抽调大批干部去川运粮。他还致电邓子恢、东北财委并曾山，说上海存粮仅八九千万斤，要求华中、东北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1月22日，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解决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的办法，除先调沪宁沪杭两线公粮，同时抓紧华中、四川、东北向上海运粮外，应准备向国外增购2亿公斤大米。
为了确保在粮食问题的较量上万无一失，陈云对东北和四川这两个坚强的后盾特别关注。1月23日，他再次致电东北方面，指出：本月上海米价猛涨，估计春荒难关过不去。华中、四川调给上海的公粮，或因山地集中不易，或因船运量小，何时与能否调到，实在把握不大。由于米价贵，进口的外米能否很快运来，亦属疑问。希望东北再收买一批大米或稻子。
1月26日，他又致电中南财委并转中南交通会议，要求他们设法组织公私船只接运由重庆到宜昌的大米，并运到上海。他指出：此一任务，关系到全国物价计划及上海供应问题，必须解决。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布置，即：第一道，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第二道，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手里掌握的周转粮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补充。
事实证明陈云的估计是准确的。上海等地的资本家和投机势力，在经历了两次打击之后，仍然不服气，还想寻找机会与人民政府较量。1950年春节前后，他们又看准了粮食市场，妄图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上海粮食市场上历来有春节后“红盘”（指正月初五开市）看涨的“规律”，加上投机商们看“准”了政府粮食准备上的“不足”，因此，他们以为这次一定可以在粮食上大捞一把，以出出前两次被整的晦气。
于是，春节前夕，投机商们开始向粮食进军。他们千方百计大量囤积粮食，市场能买到多少大米他们就买下多少，如同疯狂的赌徒一样，把他们所能调动的头寸都押在这个赌注上，以为肯定能利市百倍，坐等暴利像黄浦江水一样源源向自家流来。投机商们扒进粮食一直到1949年农历年三十的晚上，然后，烧香拜神，等待正月初五财神爷上门。
正月初五到了，粮食市场“红盘”开出，出乎投机商们意料的是，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在陈云和中财委的统一部署下，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并连续抛售了1亿多公斤大米。逼得投机商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大米全部吐了出来。资本家和投机分子搞不懂，共产党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的大米，但有一点他们算是认清了：共产党在经济上是有办法的。正如一位资本家说的那样：“商务印书馆那个小个子（指陈云）真行！”
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资产阶级和投机分子元气大伤，彻底认输，再也不敢在市场上兴风作浪，和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了，持续了十多年的有如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终于被制服。到1950年，上海和全国的物价迅速稳定下来。毛泽东曾高度评价稳定物价斗争的胜利，称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极为称道陈云的理财能力。他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将军的话——“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称陈云的理财能力为“能”。
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在总结了一年来与投机资本较量的经验教训后，说：“当然，这些工作中毛病还很多”。毛泽东随即插话说：“第一条是功劳很大”。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财政收支基本平衡，金融物价基本稳定，但私营工商业界又发生了困难。不少地方出现了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工人失业等问题。这是在虚假购买力消失后，过去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服务的一些行业出现了困难，加上私营企业盲目经营以及社会经济改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1950年下半年，开始对私营企业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进行调整。重点是调整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和产销关系，尤其是调整城乡关系和产销关系。之所以如此，陈云说：扩大农村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群众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运转的结果，农村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实践的结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951年4月， 他在总结上一年的财经工作时，说：“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 调整是调整工商业。统一财经之后，物价稳定了，但东西卖不出去，后来就调整工商业，才使工商业好转。6月以前是统一，6月以后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同时，由于在调整公私关系时，对有困难的企业实行了加工订货，并合理地划分了经营范围，这就使得一些私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而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并积累了经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云提出，为了优先保证战争费用的合理支出，财经工作安排的顺序，第一是战费，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第二是稳定市场，求得金融物价的稳定；第三是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支出（即“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