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付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毛泽东决定发动“五反”运动；运动后期，陈云果断采取措施，使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1952年初，毛泽东发动了针对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
不法资本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不惜使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拉拢、腐蚀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如当时东北地区的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勾结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改处处长李廷琳共同作弊，高价卖给公家，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伪造发票、偷税、报假账，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61亿元（旧币）；该药行因此从3年前的一个很小的行商一跃而成为巨贾，并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设分店。丛对李则逢迎奉承，送礼、请客、代找舞女、代请厨师，甚至令其姨太太陪李跳舞。本溪市还发现投机奸商先以请客施贿引诱我工作人员上钩，尔后则以告发威胁其与之进行合伙盗窃国家资财。
上海大康药店经理王康年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勤部”，并称之为“干部思想改造所”，用金钱、美女等手段勾引、腐蚀国家干部，先后把25个国家机关的65名干部拉下水。
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不仅使国家财富通过不正当的途径源源不断地流入到自己的手中，而且凭借他们手中掌握的经济情报，操纵市场，牟取暴利，既扰乱了市场秩序，又直接侵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不仅如此，利令智昏的不法奸商，在承建国家的重大工程中，经常偷工减料，致使工程质量非常低劣，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天津40多家私营铁工厂用废料、次料为志愿军制造的17万多把镐、锹，运到前线后，一用就坏，影响了工事修筑。武汉福华药棉厂奸商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时，把从国家领来的好棉花换成烂棉花，使受伤的志愿军战士致残致死。
不法资本家不仅手段卑鄙、罪行严重，而且面广量大。据京、津、沪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户私营工商业统计，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总户数的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90%。另据抽样调查，天津1807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82%，上海351家纳税户中，偷漏税者占99%，其偷漏税额一般占应付税款的50%，有的高达80%。
不法资本家的严重罪行，不仅使广大人民非常愤慨，而且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决定要对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进行反击。1952年1月5日，他在批转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时，指出：“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违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1月26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向全党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对发动“五反”运动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3年的历史来看。1950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急待去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定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他还指出：“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1950年自发地搞社会主义，想搞垮资产阶级，是不对的；后来，又自发地搞资本主义，资本家向我们大举进攻，也不允许。……要整党内那些买房置地、入股、当董事经理的人；同时也要搞不法的资本家。这是一场恶战。”
“五反”运动发动后，人们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普遍存在着“左”的偏向。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发表了好几篇全盘否定民族资产阶级、主张尽快加以消灭的理论文章。在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不少过火行为，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如在工商资本家最集中的上海，在斗争不法资本家时，就曾普遍出现过戴高帽子和体罚的现象，致使48名资本家自杀，死了34人。从而使得整个华东地区资本家惊恐不安，并用歇业、停工的手段进行要挟，大批私人工商户停业、半停业，使经济活动出现严重的堵塞现象，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军事订货减少，商品货币流通遇到了障碍。
华北地区也出现了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的问题。该地区1952年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市新歇业的私营工商户有4000家，影响到40万人的生计。西南地区，据邓小平的报告，问题也相当严重：一季度的税收减少了一半，重庆一区有两万人失业，占该区总人口的1/3，敌特也开始乘机兴风作浪。
“五反”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很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在“五反”运动发动后不久，陈云就预计到市场有可能出现停顿。为此，他要中财委于1952年2月20日发出通知，要求国营公司赶快扩大加工订货。但在“五反”运动逐渐走向高潮的时候，不少农村地区还是出现了因不准私商做买卖、合作社无法包揽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农产品卖不出去、农民砸合作社牌子等严重问题。
农民卖不掉农产品，就无法获得购买工业品所必需的货币，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也就无法顺利实现，进而也就影响到城市生产的正常进行。要想解决“五反”运动带来的后遗症，首先就是使市场活跃起来；而要使市场活跃起来，就必须首先减轻他们的负担，不要对他们挤得太急。1952年6月 ，陈云在全国统战会议上就处理公私关系发表讲话，强调“五反”之后的退赃补税要合适。他说：现在，税务局、银行、海关、企业和贸易公司的业务人员中有一种“宁‘左’勿右”的情绪。 “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账，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像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的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他举例说：蚌埠有150家工商户，资本只有1.5万亿元，要退补的税收就达3万亿元。浙江省有几个工厂，“五毒”账超过了加工订货的全部收入。他指出：“算的太多了，恐怕站不住脚，也会把真正的‘五毒’放过去。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它核减下来，核减到恰当的程度。”在同一次讲话中，他还指出：“要成立一个接受申诉的机关，如果资本家认为算的太多了，可以申诉。对资本家要加以照顾，缴退补款的时间可以拖长一点。”对资本家最关心的退补款问题，陈云特别指出：“你不能大补就小补，小补还不行那就暂时不补，明年再补。”从而给资本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对于陈云的这种做法，当时有许多人想不通。他们认为，这回我们好不容易从资本家那里搞到这么多钱（当时估计退补的数字达30多万亿元），怎么轻易就放弃了？他们不明白，事实上当时根本就不可能从资本家那里获得这么多钱，如果强行坚持退补，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1952年第一季度，是“五反”搞得最厉害的时候，不但没有多搞到几个钱，税收反而比上年同期少收了5个亿。
为了使一些不懂得这样做的意义所在的领导干部了解其中的厉害关系，陈云给他们算了一笔账。他说：必须“先收税后补退。税收最要紧，神圣不可侵犯。财政部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了”。“退补大概能收到4万亿元，税收要收到70万亿元。只要把小的放松一下，把大的收起来，等市场活了以后，那4万亿元也就可能收起来了。如果先补后收，很可能因小失大。”
针对有些人过早地提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错误倾向，陈云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时间长着呢，何必急急忙忙去限制他们。”“要让私营工商业发展，发展起来以后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跑不到外国去。”
事实证明，陈云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税收在当时的财政收入中占最重要的位置，而且税率在当时也不轻 。看起来人民政府的税率都是接收孔祥熙的，而且还精简了一些，但人民政府比国民党时期实收的要多得多。当时，全国一年实收大约合23亿元的光洋。而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前，包括东北在内，也不过收8亿~9亿元光洋。所以上海的资本家说：“国民党复杂简单，共产党简单复杂。”因国民党税务条例多得很，形式上复杂，看起来不好办，事实上很简单，只要贿赂一下就行了。共产党办银行的也好，办工业的也好，搞税收的也好，都是从山沟里来的，土头土脑，看起来简单，但是他们很认真，搞什么事情就开会讨论，一开会就“复杂”了。
陈云对当时经济形势的分析及其提出的先税后补的办法，不仅被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在当时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因为“五反”运动开展得好坏，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它涉及到与资产阶级的统战关系。还在“五反”运动发动之初，毛泽东就已注意到因运动过猛而产生的生产停顿问题。为此，他指出在开展“五反“斗争时，“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
毛泽东还指出，在开展“五反”斗争时，必须注意对资本家进行具体分析，要采取不同的政策。他说：为着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除对没有问题的守法的工商户，应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外，对于问题不大的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于“五反”斗争开展后分作几批做出结论，安定他们。这一类工商户占全体工商户的绝大多数。他们中大多数只有偷税漏税问题，一部分有侵吞盗窃问题但不严重。对于这些人，应于发动工人店员，划清劳资界限，检举他们的偷漏、侵吞、盗窃，并多方诱导他们自己坦白其违法行为之后，给他们做出结论，叫他们补税一年，有侵吞盗窃者退出侵盗财产，宣布免于罚款。这个“只退不罚”政策，可以安定绝大多数资本家，可以组成广大的“五反”统一战线。真正的“五反”统一战线，只有在对这类资本家做出几批“只退不罚”的结论，并予公布之后，才能形成。这种结论，大约在运动开展一个月的时候就应做出两三批，而在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内必须做完。上述两部分资本家，即守法资本家和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占着全体资本家的95%左右，只有把他们争取过来，才能使占5%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故对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必须严守只退不罚（更不捉人）政策，并力争早作结论。有些人问题没有彻底弄清也就算了，如果要对这些人在这次斗争中彻底弄清一切问题，势必拖长时间，对整个局势不利。剩下大约占5%左右的资本家，又可分为两部分：（甲）严重违法但不是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4%左右，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检查，补税，退财，罚款，但不捉人。（乙）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1%左右。又分为三类。第一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不判徒刑。就是说，把他们捉起来，关几天，许其取保释放，随传随到。捉的目的只在打落其反动气焰，不在于判徒刑，因为徒刑判多了是不利的。这类人约占0.5%左右。第二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判徒刑，直至没收其财产。这类人亦约占0.5%左右，不宜太多，尤其没收财产不可太多。第三类，判死刑，没收财产。这类人要极少。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杀资本家和杀反革命不同，必须慎重，否则不利。捉资本家一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第一，完全违法；第二，抗拒运动；第三，在资本家中人缘不好。如果只有前二条，没有后一条，就将其逮捕，必定不得人心。所谓“人缘不好”，就是在多数资本家看来他是不正派的。
“三反”、“五反”运动以后，为解决私营工商业者所遇到的实际困难，政府有意识地扩大了加工定货的范围和数量，保障资本家从事合法经营能获得合理的利润。因此，私营企业的利润不仅没有因“五反”而减少，反而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当时在工商界流行着一句话叫做“难忘的195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