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经济困难，力主发行公债，毛泽东态度谨慎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全国的解放已为时不远。但整个经济形势却并未因战争的尽快结束而很快好转，相反，却因战线的拉长、战争规模的扩大加上对原国民党公教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使经费的开支日趋扩大，财经工作中入不敷出的情况日益加重，中央财政的压力也随之越来越大。
因此，能否尽快地做好经济工作，不仅事关共产党的声誉，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即将成立的新政权能否在经济上立稳脚根。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在中共党内，熟悉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非常缺乏。比较而言，陈云是为数不多的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20世纪30年代在江西时，他曾为红军筹集过军费。在延安时，他担任过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组织和领导根据地的财经工作。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在土改完成后又主持一段东北的城市接管与经济恢复工作，具有从事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
正因为陈云有着这样的经历，可以说他是新中国建国初期最适合担任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对此，薄一波曾指出：“陈云同志是新中国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1942年，他主持陕甘宁晋绥5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工作很出色。解放战争时期，他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工作，顺利实现了东北全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较早地把经济稳定下来。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他为中财委主任，是再合适不过了。”
于是，当周恩来提议调陈云到中央负责全国的财经工作时，立即获得毛泽东的批准。1949年2月6日，毛泽东致电东北方面：请陈云来中央一叙。几天后，陈云赶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经过与中央书记处成员商谈后，决定陈云立即到中央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随后，陈云回东北安排工作交接。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正式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由于经济形势非常紧迫，周恩来于4月10日、30日，两次电示东北局：希望陈云速来中央工作。5月初，中央又一次去电催促。但由于东北的工作也十分繁忙，直到5月9日，陈云才收拾行装，赶赴关内，于14日到达北平。进关前，有人问他：“进关以后怎么办?” 他说：“安下地盘试一试，只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怎么办?碰到了问题，才能拿出新的观点和办法，一件一件事来做。”他认为，过去两个时期的财经工作与当时的情况并不一样。在抗战时期是以农村为主、在根据地分割状态中搞财经工作；抗战胜利后，在东北是以中等城市(如哈尔滨、齐齐哈尔、四平)领导广大农村的战时财经工作。而在全国解放后，则是以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大城市为中心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对苏联的经验既不熟悉，也不能套用。
1949年7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在成立大会上，他风趣地自我介绍说：我叫陈云，小个子，身体不好，两个月感冒一次。过去好比是在上海永安公司门前摆小摊做小生意的，现在让我当大公司经理，做大买卖，不知道能不能胜任。今后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把工作做好。
中财委成立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干部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是无法把它所承担的工作做好的。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由于长期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党内缺乏懂得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旧中国留下来的经济建设人才也很少。针对这一现状，陈云的做法是不拘一格，广招人才，用其所长。从1949年7月到10月，他曾三次电请中央调配干部到中财委工作。
他选用干部的原则是：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搞“五湖四海”、“就地取材”。中财委是在原中央财经工作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的，因此，开始的时候，华北的干部较多，后来陆续增加了各大区的干部。
在组建中财委的领导班子时，他提出要不拘一格地大胆选拔使用各种人才。在他的极力邀请下，着名学者、经济学家、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马寅初担任了中财委副主任，着名化学家、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侯德榜，在陈云和薄一波的联名推荐下，担任了中财委的高级技术顾问。此外还吸收了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10多名高级专家学者如孙越崎、孙晓村等。他还从上海、南京等地吸收了10多名旧职员及大学教授与青年学生到中财委工作。
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陈云不仅在生活上关心，而且在工作上放手使用，非常信任。在他的主持下，中财委专门发了一个要求党内同志做好党外人士团结工作的通报，指出：（1）要使党内外人士有职有权，这不是句空话，共产党员应该保证这句话不折不扣地实现，不能因为党内已有决定，就不去同党外人士商量，该商量的必须商量，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经过的必须经过，在工作中遇到党外人士有不同意见时，不应作硬性规定。（2）一切重要决定，必须有应该参加的党外人士参加决定。这绝不只是形式的，而应该取得他们的实际同意，使他们真正感觉到有参加决定大事之权。（3）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如电报、公文）和上级来的指示，下级来的报告，均应使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到，使他们知道每天在做什么事情。（4）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慎重考虑，能用者尽量予以录用。
陈云不仅这样要求下面，而且自己率先垂范。中财委刚组建时，马寅初还是浙江大学的校长，经常不在北京，陈云总是将中财委的一切重大事情，用电报形式及时向他通报，并征求他的意见。孙越崎在计划局任副局长，分管基建工作，陈云要他主持制定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这个文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规定了我国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制度和基本建设计划工作制度。为了加强对这个文件的宣传，陈云还介绍他同《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和副社长邓拓认识，请他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
他对党外人士举荐的有用之才，始终非常重视。一次，他同马寅初谈及开展外贸工作时，马说像茶叶等土特产都是重要的出口物资，关键是要有懂行的专门人才做这项工作。陈云请马老推荐一些这方面的专家，马老说有一位茶叶专家，但因为是自己的亲戚，不便说出。陈云当即表示，封建社会还讲内举不避贤，现在是新中国，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可以举荐出来，使人尽其才，他让马老不必有顾虑，该提的就大胆提出来。马老在陈云的支持下，提出他的亲家，即他长子马本寅的岳父卢浙声在解放前一直做茶叶出口的工作。解放后赋闲在家，不能发挥他的专长，很是可惜。陈云说为什么不早提出呢？后来，在陈云的关照下，很快把卢浙声安排在茶叶公司工作。卢浙声凭借他的专长和经验，对茶叶出口工作做出了不少贡献。陈云特别注意选拔、任用有专门经济才能的党外人士担任领导干部。他说：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起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于使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
在抓紧中财委自身建设的同时，为了延长中财委的工作手臂，陈云还组建了一些归中财委直接领导的外围组织：（1）建立了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同时，将中纺公司划归纺织工业部统一领导。（2）建立全国性的土产公司，负责推销各地特产。（3）将华北贸易总公司改组为11个专业公司，其中以内地调剂为主的有粮食、花纱布、百货、煤铁、盐业5个公司，以出口为主的有猪鬃、土产、皮毛、油脂、蛋品5个公司，还暂设1个进口公司。各专业公司均按经济区划与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公司，实行垂直领导，资金和干部统一调度。
到10月份已初具规模，由原来的60多人扩大到300多人，各种机构业已陆续建立起来，除原先的行政处、秘书处外，新成立了计划局，下设财政、金融、贸易、工业、交通、农业、供应7个组，共有干部70多人。组长是宋绍文，副组长有朱理治、曹菊如、杨放之等，另有钱之光、沈鸿等干将；统计组，有干部70多人，组长为狄超白；人事局，有5名成员；合作事业指导局，局长是孟用潜，有干部40多人；私营企业管理局，有7人；劳动局，有干部10人。此外，原华北财政部、企业部（改为重工业部）、工商部（改为商业部）、交通部、农业部、水利委员会、人民银行总行、军委铁道部、电讯总局等也划归中财委领导。
至此，中财委的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问题基本解决。于是，陈云着手解决当时最为迫切的财经问题。
上任伊始，陈云认识到：解决财经困难，不外乎开源和节流。在支出一时无法减少的情况下，只能开辟财源，增加收入。增加收入的办法有多种，一是增加税收，二是扩大货币发行量，三是举借债务。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情况下，工商业普遍凋敝，经营状况不景气，税收显然不可能尽快得到大量增加；国民党统治末期，为搜括民脂民膏，大量印制纸币，后又实行金圆券和银圆券，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因此人们对过多地发行货币心有余悸。人民政权显然不能效法国民党的做法。
究竟如何才能解决这一燃眉之急呢？陈云主张：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妨尝试举借一定数量的债务。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特殊的奋斗经历，加上新中国建国前后特殊的国内外形势，向外国借债不现实。于是，陈云提出可吸取东北地区的做法，发行一定数量的公债。1946年，东北地区有的县市如哈尔滨、双城县、宾县、东安地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曾发行过公债。1949年7月，中央决定委托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对发行公债问题进行了正式研究。陈云在讲话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他指出：“面对这种（经济困难的）情况，怎么办？无非是两条：一是继续发票子，二是发行公债。”“假如只走前一条路，继续多发票子，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少发票子就得多发公债。”他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全国可以发行1亿2千万银元（相当于旧人民币2400亿元）。他说：“中国地方如此之广，发1亿2千万银元的公债，数目并不算多。蒋介石剩下那么一点地方，还要发行两亿银元的公债。”“东北4000万人口，私营经济所占比例较关内低得多，两期发1200万银元的公债，第一期已经按期完成了。关内私营经济占的比重比东北要大得多，公债数目可以定大一些。”对于发行公债所可能遇到的困难，陈云作了分析。他指出：“当然，发行公债也是有困难的。目前工商业还不能正常生产和经营，公债派下去会‘叫’的。发了公债城市工商业是否会跨？我看不会，因为每月发行的钞票超过公债收回的钞票。现在我们每月发行现钞1633亿元，而发公债收回的只有600亿到700亿元，这是有限度的收缩，不要顾虑筹码会少。我们到时候看情况，如果紧得不行，就后退一点。”此外，陈云还对公债发行的对象及具体办法作了简要说明。
为了争取中央尽快批准发行公债，以便在会议结束时各大区的负责人将发行公债条例带回去公布实施，财经会议尚未结束，陈云即于8月11日将发行公债问题的讨论意见汇集为四点向中央作了报告：
一、为了在8至10月青黄不接时期紧缩一部分货币使物价不过分波动，以便在冬季除财政开支外发行更多票子，以收购棉花及出口土产，经华东局、华中局及西北局到会同志同意，用各区名义分别发行折实公债，总共2400亿元（以7月底物价为基准），计：华东1200亿元、华中700亿元、华北400亿元、西北100亿元。二、发行对象主要是城市工商业家，未经土改的新区之地主亦须推销。三、公债条例争取在8月份内尽早公布，发行期间至10月底截止。收款重点在9月份。四、公债款每年还1 /3，分3年还清。明年11月开始第一次还本付息。年利定为4厘。
8月14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提出如下5个问题，要求给予答复：“一，2400亿元的用途；二，为什么需要2400亿元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三，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四，利息4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五，为什么规定明年11月起还本付息，三年还清，期限是否太促，为什么要如此规定？”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陈云于15日复电毛泽东，对上述五个问题逐一作了回答：
关于2400亿元的用途。陈云解释说，因解放区日益扩大，人员继续增加，加之修铁路、战争等原因，开支不断增加，而收入一时难以骤增，8月至12月，全国财政赤字估计为5800亿。为保证纺织，保证农副产品的继续生产，收购物资款亦不可少，秋后收购棉花及出口物资，需现钞3500亿。两项合计为9300亿元。目前江南农村及小城镇人民币还未占领市场，因物价波动，交换以大米计价，目前大米价格突出，与战前物价比较，大米价格超过工业品价格一倍左右。此种情况如不改变则对工业生产十分不利。改变的办法在于随着秋粮登场，争取物价的相对平稳，货币下乡，改变大米计价为货币计价，缩小工业品与农业品的倒剪刀形差额，可是发行9300亿就不可能争取这种情况。发行公债2400亿，只占货币发行额的1/4，但对金融上所起的作用很大。其利如下：（甲）弥补赤字1/4。（乙）减少物价波度。（丙）易于收购土产。（丁）帮助货币下乡。
关于2400亿数字的由来。陈云说，会上提出过3个方案，即：1600亿、2000亿、2400亿。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按2400亿准备。因为京沪杭三角地区富户普遍存美钞、黄金，公债目的虽在收回人民币，以减少发行，但事实上势难完全拒收黄金、美钞。因此，2400亿中要准备拿出300亿接收黄金、美钞。另外，在财政上放多收少的情况下，2400亿元公债也不会使银根过紧，不利于工商业时，可以延长缴款期限。
关于工商业家对公债的态度。陈云认为，公债以劝购、派购形式推销，工商业家内心不会积极拥护，但公开积极反对者估计也只有少数。大中城市游资很多，发2400亿元公债数目不算大；另一方面债币下乡，有利于物资交流，又可刺激工业的恢复，这种影响对于工商业，特别是工业资本家是有利的。
关于利率问题。陈云认为，公债用折实办法，利率4厘相当于半年定期折实储蓄利率。而上海资本家都看好这种折实储蓄。因此，利率4厘是合适的。
关于3年还本付息时间是否太促问题。陈云指出，短借短还目的在于树立债信，必要时于第一次还债同时可发行第二次公债。明年秋后还1/3，因正在秋粮登场，市场需要筹码多的时候，估计国家确能偿还。
在电报中，陈云还特别指出：“解决财政收入的办法，一般均用征税、借债、发行钞票3种办法，我们因长期处于农村，对公债办法用得很少，在货币收入不足货币支出的情况下，今后应当应用公债的办法，比单纯发行钞票好。”
接到陈云的电报后，8月17日凌晨，毛泽东再次致电陈云，指出：“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为慎重起见，同日晚些时候，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又以中央名义致电陈云，请他在动身回京前，抽时间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分批座谈财经问题，以便今后在商决公债等问题时有“更多的把握”。
遵照中央的指示，财经会议结束后，陈云继续在上海和南京逗留了10天左右，与民主建国会和其他工商界人士就公债问题进行了座谈。回到北京以后，陈云将在上海、南京等地了解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因为一些工商业家不赞成发行公债，考虑到战争还在进行，政局尚不稳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能搞得太紧张，因此，中央决定暂缓发行公债。
这时经济形势却更加严峻，尽管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但国家财政状况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巨额的财政亏空仍然必须靠发行钞票来弥补。7月底，人民币的发行额为2800亿元，到9月底已达到8100亿元，11月上旬上升到16000亿元。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发行量增加了近5倍。人民币的大量发行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物价的猛烈上涨。对此，10月2日，陈云和薄一波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说道：由于财政赤字仍然很大，且须收购大量物资，货币发行大量增加，故今后物价“有发生剧烈跳跃之可能”。为了平衡财政收支，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10月3日，他们再次致电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发行公债的问题，说：“如果能够在明年1、2、3月发行，则对明年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物价掌握可能有很大的帮助。”但中央对此仍未作出决定。
事实果不出陈云所料，由于财政赤字庞大，货币发行量猛增，自10月15日起，从沪津开始，华中、西北跟着，全国币值大跌，物价猛涨。半个月的时间内，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物价上涨了近两倍。物价的迅猛上涨，加之投机分子乘机捣乱，使全国市场呈现出一片混乱状态。尽管在陈云主持下，中财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物价虽然在12月初稳定下来了，但却对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这次物价波动，更加坚定了陈云发行公债的决心。11月15日，在中财委第四次委务会议研究物价问题时，他明确指出，要使物价波动次数减少，波度减低，除少用些外，中央财政必须多收。而多收，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收税，一是发行公债。会上大多数委员赞成发行公债。为此，陈云决定再次将这个问题提交政务院讨论。同样，这次物价波动也使党中央对于发行公债的紧迫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物价稳定后，党中央决定从1950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公债。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政务院正式提出了发行公债的提案。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物价和发行公债问题的报告，指出：发行公债的目的“在于弥补一部分财政赤字”。同时阐明：“人民购买公债，在全国经济困难情况下，也是一种负担。但是这种负担，比起因增发钞票、币值下跌所受的损失来说，是比较小的。因为币值下跌的结果，其下跌部分是全部损失了的，而购买公债，在一时算来是负担，但是终究可以得到本息，不是损失。如果发行公债缩小赤字的结果，使明年的币值与物价情况比今年改善，则不但对全国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和军政公教人员有好处，而且对于工商业的正常经营也是有益的。所以从全体人民的利益来说，发行公债比之多发钞票要好些。”
这次会议根据陈云的报告正式地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决定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总额为2万万分，于1950年内分两期发行，第一期在1950年1月至3月间定期发行，继续发行时间由政务院决定。《决定》通过后，12月16日，陈云又就公债和钞票发行计划问题向中央作了报告，对公债发行中的一些问题再次向中央做了说明。报告说：“大部分工商业者有两怕：一怕部分资金搁死于公债，二怕银根紧，物价大跌”。针对这种顾虑，“我们的对策是：发行公债时适度增发新钞，使银根不过紧，以达到既推销公债，回笼货币，又避免物价下跌、工商受困的目的。在不准以公债券代替货币流通市面、不准向国家银行抵押、不准用作投机买卖的规定下，不禁止（也无法禁止）债券持有者私人间正当转让或向私营银行抵押。”
关于银根松紧问题，陈云说：“我们应注视银根松紧的不同情况，掌握3种工具。其一，银行收兑黄金美钞的数量依银根松紧而定，预定购债人可以30%的黄金美钞向国家银行兑换人民币交纳公债。其二，银根紧时公债催收得松些，银根松时催收得紧些。其三，银根紧时贸易部可以多收买些主要物资（花纱布、粮食），银根松时则少收买些。”
由于事先作了周密的测算，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布置，这次发行公债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第一期公债1万万分得以超额完成，达到了原定两期发行总额的70.4%。后因国家财政状况已基本好转，加上人们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经常用滥发债券来聚敛财富的做法仍记忆犹新因而心有余悸，毛泽东也始终对发行公债问题持谨慎态度，第二期公债发行工作未再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