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傅斯年与二十位着名学者联名在《大公报》天津版以“星期论文”的形式发表声明，表达他们对雅尔塔密约的抗议。声明说：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为此，傅斯年还为《大公报》重庆版写了《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的“星期论文”，分析东北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指出这就是日俄两国对它垂涎已久的原因。他表示：“若东北竟失掉了，或者名存实亡”，中国就“永为贫民窟，永为困乏、疾病、愚昧之国”。傅斯年为此而对英美两国极为不满，对苏联的行径更无法接受。
他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国粹”、反对读经、反传统而追求个人自由的文化路线，竭力维护独立人格；又继承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基本精神，坚定抵御日寇侵略，坚决抵抗苏俄沙文主义政策，竭力维护国家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确是五四的产儿，全面地代表着五四的真精神。但他的现代化仍以人类文明主流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为蓝图，不愿接受因为种种怀疑而随意修改的图纸。
正因为这样，他虽然向往他的社会主义，却对苏联持有自己的看法，也对以苏为师有自己的看法，不愿跟着苏联跑。
离开大陆去台湾，傅斯年心情很复杂，他曾反复吟诵陶渊明的一首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这实在是很无奈的事。在时代潮流面前，个人往往真的很渺小。
傅斯年死在台大校长任上。在台大行政大楼的对面有一口钟，称为“傅钟”，当上下课都会敲响，每次都响二十一声，这是台大的特点之一。究其来源，是因为校长傅斯年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作为大陆人，我们听不到“傅钟”的鸣声，但我们仍然需要沉思。
陈序经的命运
说起陈序经，人们就会想起“全盘西化论”，他的名字是与“全盘西化”紧紧连在一起的。在当代中国，“全盘西化论”一直被否定。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不是轻易就可以提出的，提出这样的命题，需要思想能力和学术功底，也需要气魄和勇气。事实也是如此，无论人们是否认可全盘西化的主张，对于陈序经的学问和人品，大概很少有人持否定态度。人们大都能够承认，陈序经是一个大学者，是文化学大师，同时，他掌岭南大学的成就，又证明他是一个杰出的校长，这一点，也是国内外有口皆碑的。
对这样一位人物，当今学界却未必有多少人有详细的了解。因此，在经过一番调查和了解之后，我想写一写他成长的历程、经历的曲折和最后的岁月。
一
说起陈序经，不能忘记他的父亲陈继美。
陈继美幼时家境极为贫寒，家中无钱供他上学读书，他只上过不到一年学，以后靠自学读书识字。像当地许多人一样，他早年到南洋谋生，种植椰子和橡胶。由于勤俭刻苦和善于为人处事，他很快获得了成功，后来在新加坡做生意，积攒了一笔可观的资金。但他没有用这笔钱购置田产，而是首先拿出来供陈序经读书。
一个酷爱读书而未能获得机会的人，决心把儿子培养成有学问的人。1919年春天，陈序经十六岁，父亲托人将他带到新加坡读书。但当时的新加坡教育非常落后，远远不如中国内地，因此，陈序经又被送回广州，进入当时全国闻名的贵族学校岭南大学附属中学。陈序经从这里考入复旦大学。1925年，陈序经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院毕业，父亲送他出国留学，陈序经选择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生院，主科是政治学，副科是社会学。从1925年夏到1928年春，陈序经以超常的刻苦精神完成了硕士和博士的学业，不到三年的时间，便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
1928年夏天，陈序经学成回国，到岭南大学任教。同时，与黄素芬结婚。但是，陈序经却很快又到欧洲留学去了。原来仍然是父亲的主张，陈父坚持让从美国回来的陈序经再到欧洲留学几年，而且带着新婚妻子一起去。于是，从1929年开始，陈序经赴欧洲留学，先后去过德国、法国、英国的几所大学。
第三章抗争与坚守在中国留学史上，这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外出留学基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像胡适、蒋梦麟等，到国外认真读书，学有所成，获得学位回国，这是正规的，也是正常的；一种是像陈寅恪、傅斯年等那样，到国外多年，认真读书求学，收获甚丰却不拿学位；第三种是到国外混了几年，一事无成，既未学什么知识，也没拿什么学位。最后一种虽然在留学生中一直不在少数（尤其是在留日学生中），却实在不必论及。就前面两类而言，可谓各有所长。而陈序经综合了二者之长。由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又到欧洲留学，而且是在德、法、英三个不同的国家，学的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的专业，他便拥有了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广博基础和开阔视野。
顺便提一下，这位父亲送走儿子和儿媳，没有等他们学成归来，就去世了，终年六十岁。他以终生辛勤的劳作，为中国学界培养了一位巨子。
二
从欧洲回国之后，陈序经回到岭南大学，后来又到南开大学任教，抗战开始后，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曾有很多次做官的机会。比如，国民党的广东省长林云陔曾聘请他任教育厅长，他拒绝了；外交部长宋子文曾请他出任驻泰国大使，他拒绝了；教育部长杭立武曾请他任教部次长，他也拒绝了。那都是一些人梦寐以求的职位，但陈序经不为所动，一一拒绝。他不仅拒绝当官，还拒绝入党。在西南联大时，国民党要求院长都要参加国民党，陈序经坚决拒绝，而且终生不党。
他心系教育，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心系学术，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1948年陈序经就任岭南大学校长，当时，这所大学无法跟北方的着名大学相比。他想方设法吸引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学者，如陈寅恪、容庚、冯秉铨、王力、周寿恺、陈耀真、毛文书、谢志光……着名教授至少二十多人，使岭南大学的教师阵容空前强大，令人刮目相看。转眼之间，岭南大学变成了国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
然而，陈序经的辉煌事业非常短暂。1952年，中国的高等学校开始大规模调整。在当时的中国，一切都必须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教育也不例外，全面照搬苏联的模式。于是，经过几代人艰难摸索积累的现代教育模式、从西方拿来的先进经验，都成了不合时宜的东西，因而必须调整和改造。尤其是岭南大学这样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堡垒和温床，甚至成了斗争的前线，所以必须改造。在这种情况下，与华侨关系密切的岭南大学注定不会有好命运。经过调整，中山大学定址于岭南大学校园，岭南大学的工学院合并到华南理工学院，农学院合并到华南农学院，医学院合并到现在的中山医学院……陈序经为之呕心沥血的岭南大学从此消失了。
学校既然消失，陈序经成了一个闲人，虽然挂了一个中山大学筹委会副主任的头衔，却没有什么事可做。这还不是重要的，他是一个教授，即使不做校长，也是有事可做的。更重要的是院系调整和课程调整，把他最擅长的专业调整掉了。他在复旦读的是社会学，在美国获得的是政治学博士学位，到欧洲留学研究的又是政治学和社会学，他的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课很受学生欢迎。但在1952年后，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学说，因而不能再让它“毒害”新一代。他学了那么多专业，可是，多年苦读钻研甚精的专业如社会学等，都从新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被取消了，使他在学术上的真正优势已经无法发挥。
这件事，对于陈序经的打击大概要比丢掉岭南大学还要大。至于校长的职位，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倒不像后来的人们那么看重。
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他转向历史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基础使他搞历史研究不仅得心应手，而且比纯粹历史学出身的人视野还要开阔。
作为一个经过长期专业训练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值得做的课题，也知道自己做什么更合适。他选择了匈奴史和东南亚古代史研究，这是与现实政治最远的纯学术，既可以填补学术研究的一些空白，又没有多少风险。从1952年到1964年，他先后完成了近百万字的匈奴史和一百多万字的东南亚古史研究，而且开始了《中西交通史》的写作。1952年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陈序经写了几百万字的手稿。当然，这些着作在他活着的时候，大都没有在国内正式出版。
当他在国内失掉用武之地的时候，有朋友劝他到国外去，他拒绝了。他当时的想法可能是要静静地做他那些刚刚开始的研究。1953年，南洋华侨开始在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从全世界有名望的华人中物色校长，他们发现了在广州“坐冷板凳”的陈序经。于是，香港报纸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则新闻：南洋华侨大学将聘请陈序经担任该校校长。报纸还说，陈序经在中山大学没事可干，只看管宿舍，等等。对于陈序经来说，这消息不知是福还是祸，但他因此在国内开始被重视起来。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就此征询他的意见，在当时的情况下，陈序经自然回答愿意留在国内服务。也正因为这样，他获得了陶铸的好感，才有了后来出任暨南大学校长的事。
暨南大学是一个老学校，它的前身是暨南学堂，创办于1906年，当时招收的对象是归国华侨子弟。1927年，暨南学堂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校址在上海，仍然是招收侨生。1949年之后，侨生锐减，没有几个学生，学校自然陷于停顿状态，在院系调整中，被调整掉了。1957年，有人建议重办暨南大学，这个建议得到了陶铸的支持，于是它被重建起来，陶铸亲自担任校长和党委书记。然而，当学校走上轨道后，众多的事务需要处理，陶铸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于是，在陶铸的邀请下，陈序经于1962年出任新暨南大学的第二任校长。
三
可是，连陶铸也没有想到，陈序经刚想大展宏图，1964年，却忽然接到国务院的一纸任命：“任命陈序经为南开大学副校长。”
六十一岁的陈序经只好告别故土，踏上了北上的路程。
知情者说，当时的陈序经眷恋故土，实在不愿离开广州，何况，他是海南人，对北方生活很不适应。此时的他已经不在乎什么校长、副校长之职，他的梦想是有那么一隅，能安下他一张书桌，把他想写而没有写的着作写完。所以，在离开广州前往天津时，陈序经心中充满惆怅和悲凉，他甚至希望能够让他退休，回到故乡文昌终老林下。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为文昌乡下的祖屋准备好了翻修的木料，而且带着孩子回去过。他想退休后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在那里终其一生。但是，命运却让他又回到了天津。
南开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陈序经也曾在此任教，30年代的南开大学也曾给他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这次陈序经重返南开，的确来得不是时候，他报到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所以，他在南开大学注定没有什么作为。他是副校长，但分管总务，与教学和学术无涉，所以在学生中少有影响。南开已不是昔日的南开，过去的学生都已远去，在校的年轻人接受的是新的教育，只有很少的人知道有个副校长是鼓吹“全盘西化”的陈序经。但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读过他关于全盘西化的论着。
在陈序经去世三十多年之后，我来到南开大学，尚未正式报到，就开始寻找陈序经的遗迹。但是，校内与陈序经有过交往的前辈大多已经去世，如今在职的教授年龄大的也是5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所以，多数人对他没有多少印象，没有听说他讲过什么课，没有听过他的讲座，也没有听过这位副校长的讲话。唯一清晰的印象，是他被批斗，挂的牌子上写的是“文化特务”、“国际间谍”等。而他的重要罪名，则是“鼓吹全盘西化”、“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
陈序经的遭遇在此无需描述，因为不是个别现象，像他这样的学术权威，命运大多相同，人们可想而知。他被抄家，被批斗，被赶到了一间只有六平方米的阴冷小屋里。
1967年2月16日，陈序经就在这间只有六平方米的小屋子结束了他的生命。当人们发现他时，他伏在冰冷的地板上，脸朝地，身体弯曲，早已停止了呼吸。关于他的死，红卫兵说是“畏罪自杀”，医务室说是“心脏病突发”，实情不得而知。
有一种说法至今无从查证，也许将来能得到证实。据知情者说，陈序经之所以突然被从暨南大学校长任上调到南开任副校长，是因为他的一本专着惹的祸。
陈序经的东南亚历史研究系列之一柬埔寨史曾在香港出版。1960年代，某领导人出访东南亚诸国，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和他侬总理在会见时为此书而向中国领导人致谢。他们说的话因为没有找到书面材料，只能复述大意，他们说：陈序经先生写的柬埔寨历史，很有价值，我们国家缺少这样的专门人才……这位领导人回国后一查，书是在香港出的，非常生气，认为陈序经目无组织，有损国家尊严。当时在广东主持工作的陶铸再三解释，为陈序经说情，也无济于事，领导人仍然认定这样的人不能担当正职。结果，陈序经就被弄到南开大学当了分管总务的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