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上午的游行筹备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开始的游行，总指挥也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又率领队伍冲进赵家楼。从那时，他已经显示了敢作敢为、敢负责任的精神。九一八之后，他振臂高呼，大骂国民党军队无能和汉奸走狗的无耻；抗战时期，他向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发出怒吼。一直到台北，他仍然保持着那样一种精神，并以此维护教育的独立和尊严。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因惊恐而高度警惕，在学校肆意逮捕师生。傅斯年挺身而出，不准军警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他拒绝在台大实行，说：“台大师生由我一人担保。”因此，有人撰文攻击他在台大优容共产党，傅斯年着文反驳，义正辞严地宣称：“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
因此，有人说他是台湾唯一可以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人，有人说他是敢说敢骂的山东好汉，其实，他并不傲慢，而所谓好汉，绝非往昔者可以相比。他所体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现代性转化在那个时代所结出的果实。
二
傅斯年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他那一往无前的勇猛和倔强，体现得最淋漓尽致的，是他炮轰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这两位权贵的背景和势力众所周知，即使在国民党的党国军政高层，人们也往往敢怒而不敢言。傅斯年却毫不顾忌其“皇亲国戚”的身份，敢于只手“揭龙鳞”，历数其危害国家的罪状，怒斥其贪污腐化的罪行，直接要求他们下台谢罪。而且，他揪住不放，弹无虚发，最后都以告捷收场。
40年代初，蒋介石几次费尽心思，要把他请到政府里任职。蒋知道他不肯做，还让陈布雷发动一帮人去劝他。如果换了另一些人，不知要怎样感激涕零，高呼委员长万岁。但傅斯年不肯就范，他给蒋介石写信说：“斯年实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上蒋主席书》。）
傅斯年抨击孔祥熙，其实早就开始了。他在1940年8月14日给胡适的信中说到“先生去年来信，以为我怪先生前年劝我不攻孔之电”，可见1938年胡适已经劝他不要攻孔。据岳玉玺《国民参政会期间的两件事》一文（见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聊城地区政协工委、山东省政协文史委合编：《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抄录的两封致蒋介石的信，傅斯年在1938年已经系统地整理了孔祥熙的罪状和人证物证，并认为孔祥熙“身兼多职皆不能胜任”，要求罢免孔祥熙的职务。但信到蒋介石手中，都如泥牛入海。
后来，一件事为傅斯年的“倒孔”提供了新的材料。1942年，国民政府从美国贷款中提取一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二十元购买一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开始发行得并不好，但后来行情迅速看好，黑市价已经是一百一十元兑一美元。在此情况下，孔祥熙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由其部属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三百五十万美元储蓄券按原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贪污舞弊行为。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他抓住孔祥熙贪污的劣迹穷追不舍，最后，终于把孔祥熙轰下台。
当时，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知名学者，世俗的浮名和利益应有尽有，他还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从个人利益考虑，犯不着为此得罪最高当局蒋介石。但傅斯年就这样做了。他这样做，出于一种良知，出于理性的选择。1940年，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历数孔祥熙的腐败行为，接着说了这样的话：“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思无惭于前贤典型，大难不在后来在参政会中，而在最初之一人批逆鳞也。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绝非无影响，去年几几干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也。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耳。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胡适来往书信选》。
宋子文上台之后，傅斯年在《大公报》公开为他说过好话，但是，很快发现宋子文仍然不行。他给胡适写信说：“子文去年还好，今年得志，故态复原，遂为众矢之的。尤其是伪币比例一事，简直专与国民党的支持者开玩笑。熬过了孔祥熙，又来了一个这样的。”《胡适来往书信选》。打倒一个贪官，结果又来了一个贪官，傅斯年无法容忍这样的现实，他只有继续战斗。
傅斯年发起“倒宋之战”的前夕，蒋介石于1月15日请他吃饭。傅斯年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周刊第7期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文章开篇就明确指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文章从宋子文的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文化修养和态度等五个方面对宋子文进行了评说，最后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
关于这篇文章的发表，何廉有过回忆：“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赞扬《世纪评论》的一封信……我回信约他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章张纯明。”（《何廉回忆录》，27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由这“一个字也不能改动”，也可以看到傅斯年的性格。
紧接着，他连续发表《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两篇文章，追问“自抗战以后，所有发国难财者，究竟是那些人”？直言孔、宋代表的权贵势力“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中，他指出中国的国家资本已被权门资本侵吞，包括铁路、银行、航运等在内，都被“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冻僵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小官僚资本托庇于大官僚资本，大官僚资本托庇于权门资本。无论如何是必须依靠大势力的，尤其是豪门资本”。他认为当时的官僚资本首推孔、宋两家，而两家又有不同的特点：“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宋氏的作风又是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他指出，从电厂到煤矿，说是“国营”，实为“宋营”，“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因此，他要让宋子文走开，而且提出国家征用孔、宋两家财产的建议，“最客气的办法，征用十五年”。
他知道这样的文章是要负责任的。“我想，他该告我诽谤罪了，我却有事实证明。所以他如以我为侮辱，必须告我于法院，我很愿对簿公庭。”他的确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一只皮包随身带着，生怕里面装的证据材料丢失。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被迫辞职，离《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不过半个月。我们不能说宋子文下台是傅斯年把他赶下去的，但由此可见，书生凭借“知识的傲慢”干预官场，并非完全没有作用。早知道这样，孔、宋二人应该致力于进行知识分子改造，或者早一点组织人制造舆论，解构知识分子。
1947年3月8日出版的《观察》2卷2期发表一篇题为《傅孟真的文章》的读者来信，信中说：“欧美报纸，常常一篇社评可以影响一个内阁或一个部长的去留，中国的言论界则很少有这种力量。这当然非谓言论界本身的不努力，实际上这是中国的社会情形与欧美各国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总希望中国的言论界，能够一天一天发挥更大的威力。我认为言论自由是要言论界自己去争的，决不能期望政府来给言论界以‘言论自由’。言论界争取‘言论自由’，自然要联合起来争，全体起来争，但是在这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中，也得要有几个硬骨头的人物来领导一下。但是这种领导言论的责任，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负得起来的，还要看这个人的学问识见及声望地位如何。譬如抨击宋孔的文章，假如那三篇文字是像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写的，恐怕未必能引起这样大的注意，甚至大公报或贵刊都不登，亦未可知。此外，要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写了像傅先生那样激烈露骨的文章，恐怕他就要遭到许多困难了。我认为傅先生发表了这样几篇的文章，言论界的风气，很可为之一变。假如中国能够有十个‘傅孟真’，挺着胸脯说硬话，则中国的言论界也不致于像过去那样的萎靡不振，政治上的风气也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太不像样。”
当然，书生干政之所以成功，还在于宋子文的脸皮薄，如果脸皮厚一点，坚决不辞职，大概事情就很难办；同时，也在于蒋介石还要脸。如果蒋介石坚决维护私党，面对国家权力和百万大军，傅斯年大概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过，如果那样，傅斯年就不会说话了。
三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北京大学复员，作为代理校长的傅斯年一面派人去北平筹备。一面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场合。傅斯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陈雪屏解释自己的难处，北平学生很多，而北上的教师太少，只好录用了伪校一些教授。傅斯年坚持伪校教职员一概摒弃，不予录用。
北平那些在日本占领时期任职的教职人员，尤其是那些已经在补习班任教的人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四处活动，还联合罢课，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但傅斯年毫不妥协，他在声明中说，教师为人师表，应该先正己再正人，真正为学生做志节的表率。他承认由于长期战乱，高校缺乏师资，但是不能因缺乏师资而放弃最基本的原则。他申述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
为此，他曾经怒称金石大家罗振玉为“老贼”，曾经当面怒骂多年的老朋友容庚。当容庚登门拜访的时候，他毫不客气，当面指斥说：“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容庚只得退出，后来再去拜访傅斯年，表示谢罪改过，傅斯年才接见了他。
“正是非，辨忠奸”，正是他如此严厉的目的之所在。如果放在今天，大概有不少人会认为傅斯年不够宽容，不通情理。因为这是一个所谓宽容的时代，人们会说：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活着不易，他们有种种无奈，为了生存，就任伪校教职，应该得到理解……傅斯年不是不理解，他也知道北京大学他的那些亲朋故旧生活得不易，但是，他认为，不能没有基本的是非标准。试想，一个经过八年抗战而在战后复员的北大，与一个留在北平为日本人支撑门面的北大，岂可同日而语？现在，人们对于这些已经不再讲究，但在1940年代末，抗战八年中毕业于北平那个所谓“北京大学”的学生，对于自己的学历，是羞于启齿的。
四
傅斯年有一段名言：“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评英国大选》。）
其实，这是一个矛盾，直到今天，人类仍然没有找到完美结合的道路。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试图寻找第三条道路，但事实证明，所有的第三条道路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不自觉地通往奴役之路。当时的傅斯年，思想中也有第三条道路影响的痕迹。但是，他的这种理想并不出于调和，在他这里，“社会主义”一词其实是平等。他的理想，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社会。
傅斯年最后跟国民党去了台湾。但是，他对国民党并不满意。早在1932年，他就直截了当地发表言论：“今日国民党的领袖，曰胡(汉民)、曰汪(精卫)、曰蒋(介石)……胡之人格坚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蒋之意志有强力……然而说汪先生之政务精练，或蒋先生的近代知识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务之精练，近代知识之充分，确是今日主持一个国家所应有的。”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这三人中无论哪一个，都不是合格的领袖。但是，后来的情形却使他别无选择。
他对一些问题感觉敏锐，而且进行过深入思考。比如，十月革命以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曾经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从而获得了国人的好感；但众所周知，后来又发表的对华宣言就不一样了，所以才有了中东路的中苏共管和赎回政策。因此，如果说傅斯年在五四时期对苏联还没有认识的话，从这时开始，他对沙文主义的苏联已经不再信任。
抗日战争前期，苏联曾经援助过中国，因而在中国进一步赢得了人心。然而，恰恰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简称《条约》），并发表《共同宣言》（简称《宣言》）。《条约》以中立为名，纵容日军对华侵略。《宣言》则无视中国的主权，宣布“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苏联以此换取日本对蒙古“独立”的承认。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以苏联对日宣战为条件，答应了苏联的许多无理要求，其中包括承认蒙古独立，管理东北地区的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两个海港等。后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附件，苏联红军本来应该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月内撤离东北，但直到1946年2月还无动静。正在这时，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也全部公开，于是爆发了以大学生为主的反苏运动。为此，《大公报》曾以《东北的阴云》为题发表社评，认为中国人民赌国运，拼存亡，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主要就是为了收回东北。如今抗战胜利了，我们却不能顺利地收复失地，这是一个外争国权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