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不过是一个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官场如戏场。戏班里有副对联：悲欢离合，开场日即收场日；男女老少，看戏人即做戏人。蔡元培的大学院院长被挤掉，胡汉民、李济深被关押差点送掉性命，这不是真刀真枪么？黄埔系、CC系、政学系、亲日派、英美派，蒋家天下陈家党，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还轮得上我这刘姥姥么？挤也挤不进去！国府主席林森死了，蒋介石找我商量，要我继任国府主席。我当时不拆穿，只是对蒋说，我这个人不宜当国府主席。他又问为什么不适宜？我说我最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情。当了国府主席，就要经常接见外交使节；看到有些国家的大使呀、公使呀，穿着他们本国的服装，花花绿绿像做戏一样，我会禁不住笑出声来的，那就有失国体呀！蒋先生听后也笑了，笑过又问既然你老先生不愿意，你看，由哪一位来担任才比较合适呢？我心想，于右任和居正都可以当，他们也愿意当，蒋介石不去找他们，偏偏来找我这个并不想当的人，分明是蒋先生自己想当。我说现在抗战时期，最好是党、政、军统一于一个领袖，使事权更能集中，我看还是由蒋先生兼任最适宜。后来就由我在中常会提出，由蒋介石兼任了国府主席。有人说我清高，谈不上……”
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不可能众口一词，特别是涉及官场，涉及政治，好人难当，清名也难得。有人就为吴稚晖“不做官，不要钱”的口号做过一个注解：“不做官——嫌小；不要钱——嫌少！”但结合吴稚晖一生的实际情况，这种注解让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注解者自己的心理。
常骂人而颇有人缘
吴稚晖有一个明显的毛病：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从学界巨子，到党国要人，几乎哪一个他都敢骂，而且骂起来非常难听，不留面子。
吴稚晖的语言极具个人风格，犀利酣畅，痛快淋漓。真是市井俚语，随手拈来，国骂村骂，皆成文章。无论什么样的语句，哪怕是俗语脏话，他都能拿来用，而且用得够味。他骂人常常像村妇骂街，为了出效果，常常要用连珠炮，直骂得狗血喷头。比如，在《猪生狗养之中国人》中，他骂梁启超：“三年以来，粪味将浓时，纵有一个剿灭人种的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皇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眼，拉鸡巴来干，然用其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政治革命、责任政府等之屁说，自欺欺人。”
在一般人看来，这些话难登大雅之堂，是一般文人雅士说不出口的。吴稚晖却毫不避忌，顺手拈来，用于大雅之堂，而且用得大大方方。甚至党国高层开会提案，他也仍然说上一通，“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只能提提案，放放屁”，“我今天再放这一次，把肚子泻空了，就告完结”。如此不雅、不恭、不敬，弄得一些人哭笑不得。
其实，人们都知道，吴稚晖自幼饱读诗书，中过举人，参加过京城会试，八股文写得合规中矩的，年轻时在江南一带颇有名气。后来，一次偶尔读到《何典》，该书开篇就说：“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间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吴稚晖大吃一惊，又恍然大悟：原来可以这样。因此有了另一种语言，说话为文风格大变。“放屁”成了他的经典词语，无论何处，都常常要说一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刘半农说，他曾细读《何典》，将它的笔墨与吴稚晖的笔墨相比，发现“真是一丝不差，驴头恰对马嘴”。
鲁迅则说：“其实吴先生的‘用讲话体为文’，即‘其貌’也何尝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不是‘纵笔所之，辄万数千言’么？其中自然有古典，为‘黄口小儿’所不知，尤有新典，为‘束发小生’所不晓。清光绪末，我初到日本东京时，这位吴稚晖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钧大战了，其战史就有这么长，则见闻之多，自然非现在的‘黄口小儿’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辞用典，有许多地方是惟独熟于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够了然，从青年看来，第一是惊异于那文辞的滂沛。”
吴稚晖的一些游戏文字，常常化雅为俗，使经典翻出新的趣味。比如，在重庆时，他有一篇由名篇《陋室铭》改写而来的《斗室铭》，描写他的居住状况：“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厌浊，有矾即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耸臀草际白，粪臭夜来腾。无丝竹之悦耳，有汽车之闹声。南堆交通（部）煤，东倾扫荡（报）盆。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亦大中华之大国民。”
他爱管闲事。有些事也许真不该管，比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南京市长刘纪文的夫人花二十五元买了一双丝袜，他知道了，大发其火，从街上发到中央，最后，由胡汉民在立法院会议上对南京市长提出弹劾。这事在当时影响不小，全国报纸都有报导。
再如，抗战时期，在陪都重庆，他看到一家餐馆名字是“潇湘馆”，认为这是对林黛玉的亵渎，当场命人拆了招牌。
就这样一个人，名声却不坏，而且人缘颇好，“德高望重”，成为“革命圣人”。更让人疑惑的是，开口骂人，不留面子，如何能在官场上混？
而事实证明，他不仅能混，而且混得不错，简直是不倒翁，一直混到八十八岁。
三吴稚晖与“总理遗嘱”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指示“一切建设大计”。孙中山于1924年12月31日抵达北京。但由于长期奔波，孙中山早已积劳成疾，到京第五天就病倒了，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接受手术前，孙中山下手谕组成一个“北京政治委员会”，负责处理重要事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其中就有吴稚晖（其他四人是李大钊、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此外黄昌谷为秘书，鲍罗廷为顾问）。
孙中山住院后，于1925年1月25日实施开刀手术。医生检查全肝，发现已硬如木头，证实是肝癌，且癌细胞四处蔓延，无法割治。本来可用镭锭放射阻止癌细胞蔓延，但为时已晚。
2月12日，众人建议改用中医。知道孙中山拒绝中医中药，特意请了非亲非故非同党的胡适来劝他，此举果然生效，孙中山没有发火，更没有骂人，在生命的最后，听从胡适劝告接受了中医治疗。但延至20日，病情继续加重，医生认为回天乏术，不如趁他还清醒，请示遗言。于是，经过讨论和准备，推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进病房恳请。孙中山问要他说什么，有没有已经替他考虑过。汪精卫说已经准备好一份稿子，于是拿出来念给孙中山听。第一篇是政治遗嘱，也就是“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等。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内容是：“余因尽瘁国事，不置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孙中山对这两篇遗嘱都表示满意。汪精卫要取笔墨请孙中山签字，孙中山说：“你先收好，我还不至于就死，改天再签字吧！”
3月11日，孙中山病情加重，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才在遗嘱上签了字。随后，由在场的宋庆龄、孙科、张静江、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冲、戴季陶、邹鲁、陈友仁、何香凝等依次签字作证。
汪精卫念的那份遗嘱的草稿，自从民国以来，史书都说是汪精卫起草的。可是，这显然不是事实。它的真正起草者是吴稚晖。
张继在其回忆录中说，总理临危时，于右任以为万一不幸，应有昭告国人之遗命、遗诰、遗训，名称未定。稚晖以为吾辈系平民主义，不应带帝王语气，方决定“遗嘱”二字，原稿由稚晖起草后，再三商榷修改，乃改为今文，兆铭亦修改者之一，并非如党史纪要所云：“于是兆铭等申请总理预备对同志之遗言，由兆铭笔记。”
于右任也多次说过孙中山遗嘱是吴稚晖起草的，并称遗嘱完成，吴稚晖“与有大力焉”。（见罗平汉：《吴稚晖别传》。）
但是，吴稚晖本人一直没有说过遗嘱是他起草的。后来，国民党右派中的一些人说这份遗嘱是伪造的，想以此否认孙中山联俄联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时，邓泽如提出这个问题，吴稚晖曾经与之争辩，两人对骂起来，但吴稚晖也没有说遗嘱是他起草的。事后，邓泽如在《顺天时报》上发表文章，声称孙中山的遗嘱是伪造的，闹得满城风雨。吴稚晖为此写了长文《答邓家彦书》，其中说：“就是那遗嘱，汪先生说：如何是联席会议讨论，如何推汪精卫属稿，皆是不错的。”他为汪精卫辩护，证明遗嘱不是伪造的，但就是不说是他起草的。
究其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吴稚晖从来不争功名利禄，更不喜欢拉大旗做虎皮。既然大家已经都说是汪精卫起草的，而汪精卫自己不出来更正，自己就无须多说。二是遗嘱毕竟是经过集体讨论修改过的，其中包含的“联俄”内容，是后来吴稚晖不赞成的，也许他并不认为起草那份遗嘱是他的光荣。
四吴稚晖教育“太子党”
吴稚晖从十八岁开始做教书先生，此后一直与教育有缘。
在他年轻时，常州翰林汪询特别赞赏他的篆隶和经文，聘请他到家里去教书。有人说他是疯子，不能任教。汪询说：“人疯，文章不疯。”那时候文章尚不疯，后来是连文章也疯了。
后来，吴稚晖从事过不同层次的教育，比如在法国当中国大学校长，在北洋大学当教授，但在他的教育生涯中，最见特色的还是他办国民党的高干子弟学校，教育那些“太子党”。
吴稚晖曾受孙中山之托，在北京南小街创办海外补习学校。学生都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只有二十余人，其中有孙中山的两个孙子、蒋介石的儿子、汪精卫的儿子、朱执信的儿子等。吴稚晖规定语文课要写作文，而且必须用毛笔书写。孙中山的两个孙子不肯写，说用毛笔写文章是秘书做的事。吴稚晖非常生气，当即写了一首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叫他们抄写下来，并且要他们带回家去同家长一道体会诗意。后来，他曾经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提起这件事，感慨地说：“我吴稚晖活到七八十岁，还没有用过什么秘书。好大的口气呀！官宦缙绅之家的子弟，如不严加管教，是非常危险的！”
他对蒋经国的管教也非常严厉。他反对功名富贵的思想，而且不以成败论英雄，曾对蒋经国说：“你能保持你的人格，失败了我为你高兴。如果你不能保持你的人格，你成功了，不是我的学生。”
吴稚晖逝世后，蒋经国写过一篇题为《永远与自然同在》的悼念文章，记述了一些往事：
在北京外校时，有一次吴稚晖让他把友人送的一辆人力车的拉杆锯掉，蒋经国以为老师是在开玩笑，所以没有动手，吴稚晖却坚持要他锯掉。锯完之后，两人把车座抬进屋里，当沙发用。吴稚晖说：“一个人有两条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别人拉。”
蒋经国去苏联之前，吴稚晖问他去苏联干什么，蒋经国回答说去革命。吴稚晖说：“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吗？”蒋经国说不怕，他让蒋经国再考虑一下。两个星期后，蒋经国主意已定，准备动身赴苏联，吴稚晖说：“去试试也好，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是好的。”十二年后，蒋经国从苏联回国，吴稚晖一见面就问：尝试得怎么样？蒋经国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自己在苏联的经历写成了一份报告，送给吴稚晖。吴稚晖看过之后说：“你没有把命试掉，总算还好。”
蒋经国跟他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但师生情谊很深，而且终生不变。1949年，吴稚晖匆匆离开大陆，也是蒋经国陪他乘机走的。到台湾后，蒋经国的改革措施引起一些老人的强烈反对。他去找老师诉苦，吴稚晖说：“我知道有许多人想用各种手段反对你，也有人造谣中伤你，算不得什么！你都必须好好地做，一个没有被人打击过的人，是不会成人的。我觉得你所受的打击还是太少了。敌人所希望的是你放手、让步、不干！荣华富贵都是空的，一个人能凭良心做事，那就好。”
可以说，对于学生，他始终是一个负责任的好老师。
五“生不做寿、死不开吊”
吴稚晖出身贫寒，六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早年的生活可谓三餐不继，衣衫褴褛，这一切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他习惯过平民生活，衣食住行都不愿装模作样。他住的房子多数是大饼店的楼上，或是平民区中的旧屋，当局配给他高级房屋，他都拒不接受。他曾经在广东路的一个贫民窟中住了两个月，每晚住宿费是三个铜子，同居的是贩夫走卒。
他家中陈设简陋，卧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一把旧藤椅，几把客人坐的靠背椅，此外就是书报杂志和一只马桶。没有沙发，没有古玩，墙上不挂名人字画，更没有当时被认为时髦和体面的收音机、电风扇等。食宿、看书、写字、会客，都在同一个房间。
吴稚晖一生不坐黄包车，不仅上茶馆、跑旧书店、访友叙旧、出门授课均安步当车，还偏爱跋山涉水，足迹踏遍峨嵋、青城、三峡、桂林、庐山、黄山、雁荡、华山等胜地。有一次，烈日之下，吴稚晖在老虎桥附近晕倒在地，当地乡人正准备救治，正巧丁惟汾坐汽车经过，就把他直接送到中央医院。他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在医院里。当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后，等护士们走开，他自己把所有盐水针、氧气筒一齐拔掉，乘人不备溜了出来，到一个老朋友家里去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回到自己家中，照常写字。
梁冰弦在谈到吴稚晖的人格时，曾经说到他的“笃实”与“无欲”。关于“无欲”，梁冰弦说：“譬如吧，他是极主张物质文明的，他期许人群生活上的幸福是要每人有一辆汽车的，但他自己准备披发缨冠去救世的还重，穿的在西洋则终年一袭破旧呢衣，在中国则大雪天一件老羊皮灰布袍子；吃的常是三四个铜子的面条或粉团儿便作一顿；住的在伦敦则贫民窟中一间灰败斗室，在上海则闸北区一所单幢小房，在北京则几元钱一月的穷学生公寓。在他一副脑根，常常想到太阳系以外，一双眼光，从地球未凝结以前看到二十一世纪以后，所谓游心物表，这肉体苦乐，当然无所容心，然一较那些叫做当世贤者的，以我们低而又低浅而又浅的眼光比看，便觉得高不可攀了。”《吴稚晖学术论着》序二，3页。梁冰弦还说到这样一件事：当年，吴稚晖在海外办大学的计划成功，做了巴黎中国大学的校长。“带领一班学生出洋，在赴欧一月的海程中，一百多人屈在船头的四等舱里，他老在船面竖起两枝竹竿，支着一条毯子挡住太阳，下面一张藤桌子，便在波涛汹涌中终日治事，还要不绝地往来巡视那些晕船呕吐的，送茶侍饭，甚而至每天要打扫那班娇儿撒满地的瓜子皮果壳垃圾。有一天，一大堆人围在一起看新出的告示，原来是吴先生写的一张条子，上面说：‘地上拾得一条臭脏的裤子，已代洗干净，是哪一位的，请自领回。’”（《吴稚晖学术论着》序二，4页。）
他生活简朴，没有架子，不要所谓体面，也不迎合世俗。他主张“生不做寿，死不开吊”。在他的一生中，坚持自己不过生日，也不为别人祝寿。到了生日那一天，他常常是自己一个人到素面店吃一碗素面，他说这是纪念“母难”。如果亲戚故旧送来一些水果或鸡蛋之类，表示祝贺生日之意，他会毫不客气地说上一句“什么生日，放屁”！亲戚故旧听惯了他的“放屁”，也不以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