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历史性的拜访
无论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还是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这都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日子：1916年12月26日。
这一天，蔡元培到客店拜访了从上海到北京办事的陈独秀。
一个月前，也就是11月26日，为了“群益”与“亚东”合并之事，陈独秀与汪孟邹一起到北京筹股，住进了前门外一家旅馆。这时的蔡元培刚刚受命中华民国政府的委任，即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正在考虑如何改革北大的不良状况，如何制订北大的教学方针，如何把北京大学办成真正的现代大学。为此，他需要为北京大学聘任新的教员。历史，就这样让两个人再次走到了一起。
至于究竟是谁向蔡元培介绍了陈独秀，人们的说法略有差异。沈尹默说：
1917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募款来的。”我问了他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
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吧，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我遇见陈独秀后，也即刻告诉了汤尔和，尔和很同意推荐独秀到北大，他大概也向蔡先生进过言。（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按照这种说法，是沈尹默首先向蔡元培推荐了陈独秀，而且蔡元培是经过他与陈独秀联系的。但是，蔡元培自己却是这样说的：
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原载《东方杂志》，第31卷1号，1934年1月1日。）
第二章帝制与共和在这里，蔡元培说到汤尔和的推荐，而没有提到沈尹默的推荐。蔡元培这篇文字写于1933年年底，发表于1934年年初，当时陈独秀尚在狱中。而沈尹默的文章是几十年后才写的。有一件事蔡元培在回忆中没有提起：其实，他与陈独秀是共过事的，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们曾经为刺杀清室大员而一起试验过炸弹。
从汤尔和那里知道了陈独秀的住处，蔡元培立即前往拜访。
根据汪原放等人的日记和回忆，沈尹默说到的陈独秀不愿为北大而放弃《新青年》，这是真的。众所周知，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可谓惨淡经营，此时刚刚出到第2卷的第4期。说到陈独秀放不下这份杂志，我倒想把话说得远一点，结合当时情形，看看陈独秀究竟为什么要办这份杂志，为什么对它那么看重。
当时的中国是革命已经过去，大清帝国变成了中华民国，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不可能迅速成为现代国家合格的管理者，广大民众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囿于思想观念和传统习惯，执政者往往以旧的方式执政，民众也往往以旧的习惯以草民自居。
后来的历史叙述总是对袁世凯给予种种指责，但是，一些指责显然并不完全恰当。比如，说他一心复辟做皇帝，说他蓄意破坏共和，阻挡历史进步，大概就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如果客观地看问题，答案事实上比较清楚：这个旧体制培养起来的官僚和军阀，还不习惯在现代国家执政。对于现代政治体制，他很难迅速适应，在进退两难之际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这并不奇怪，因为历史的惯性是无法忽视的存在，它必然成为革命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存在的问题。且不说袁世凯本身就是刚刚摘掉大清顶戴的旧官僚，即使革命党人不把总统的宝座让出，也很难保证在历史的惯性作用下不出现不良的结果。虽然他们已经是总统或者什么别的称谓，但传统的力量很容易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皇帝。
与此同时，国民的状况也是重要的。共和国诞生了，但历史不可能预先为她准备下合格的共和国公民。对于他们的大多数来说，还没有意识到历史发生的重大变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像过去一样，仍然习惯于被奴役的地位，因为从来不曾拥有过公民的权利，自然不会维护自己的权利。有的甚至很不习惯这个礼崩乐坏的新时代，因为的确是官员不像过去的官员，百姓也不像过去的百姓，县大老爷面前竟然都不用下跪了。1915年，袁世凯上演复辟帝制的丑剧，各地各界纷纷劝进。而在文化界，一些人极力鼓吹尊孔读经，并且要把孔教奉为“国教”。这一切反映了中国国情，反映了传统的力量。
正因为这样，陈独秀产生了新的觉悟，从政治革命走向了文化革命。他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行现代公民教育，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
《新青年》出现于中国，很快引起了知识界的注意。但是，在其开始，陈独秀的同道寥寥无几，翻看最先的《青年杂志》，只有高一涵、刘文典、李亦民等几人，后来又加入了吴虞等，也仍然不成阵势。我们可以设想，一本没有几个作者也没有多少读者的杂志，要在这样一个大国进行启蒙事业，那是多么艰难而遥远的事！
然而，历史的机缘出现了，蔡元培走进了北京前门外那家旅馆。在那里，他们谈定了两件事：一，聘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二，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北京来办。
无论对于北京大学，还是对于《新青年》，这都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此时，《新青年》第2卷第5号已经在上海印出，只准备在1917年1月1日发行。也正是在这一期上，刊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它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枪。此时的《新青年》到北京来办，意味着文学革命将与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联系在一起，也意味着《新青年》竭力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将获得北京大学这个阵地，并在这里形成新文化的阵营。而就北京大学来说，它将因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到来而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从此不再是默默无闻的高等学府，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和文化新潮的发源地。而且，由于蔡元培与陈独秀的这一决定，全国各地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将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为中心集结。
于是，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月13日，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从此，《新青年》开始在北京编章出版。到1918年1月，《新青年》成为同仁刊物，不再由陈独秀一人主编，而由六人轮流主编，他们依次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同时，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也参加了编章工作。值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领袖集团已经形成。而作为后起之秀的傅斯年、罗家伦等，正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迅速成长起来。
在蔡元培的主持之下，北京大学迅速从腐朽的旧躯壳中获得新生。由改造北京大学作为起点，中国教育开始走上现代化的轨道。现代社会最显着的标志就是政府民选、司法独立、军队国有、新闻自由和教育独立。革命之后的中国没有完成真正的军队国有，所以导致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但教育独立曾经成为现实。随着民国建立，教育独立成为知识阶层的共识。蔡元培致力于高等学校在制度上与国际公认的标准接轨，推动了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实现。他认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影响”，因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蔡元培全集》，第4卷，177页，中华书局）1984。他主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学生能力，完成学生人格，而不是要学生成为供人驱使的工具。他曾反复强调：隶属于政治的教育与超越于政治的教育，根本目的是不同的。前者使受教育者服从，易受政府驱使；而后者则是从受教育者着想，实现其健全的人格。他把教授治校视为保障教育独立的根本措施。在推动教育独立和教授治校的同时，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主张兼容并包。他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认为在现代国家，“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尤为绝对之原则”，《蔡元培全集》，第5卷，59页。而大学更应贯彻实现。他指出：“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元培全集》，第3卷，211页。）
因为蔡元培等人的努力，北京大学不仅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摇篮，而且对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带动中国当时的大学，迅速培养起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
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氛围之中，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进入了高潮。一代大学生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迅速形成，怀疑的精神、批判的态度以及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也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才爆发了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这一运动标志着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国家事务的独立介入，它使政府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在世界面前刷新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青年知识分子关心社会政治和国家大事的热情。
与此同时，各种报刊纷纷问世，“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24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除《新青年》之外，《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少年中国》、《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后改名《改造》）、《少年世界》，以及三大副刊（《晨报》的《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都显示了一个文化创新时代的光彩。考察当时的情况，虽然也发生过封报馆和抓记者之类的事件，但因为有现代的制度框架，不仅言论自由，结社也是自由的，所以知识界社团林立，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主张，表现出了空前的积极性。正因为这样，五四时期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辉煌的成年礼。
而这一切，都要从那一天蔡元培对陈独秀的拜访说起。是是非非吴稚晖一般大陆读者大概与我一样，对于吴稚晖这个名字，既熟悉又不熟悉，感觉如在云里雾里，不清楚他的真面目。
这个人的确有点怪，因而被称作“怪人”，甚至是“民国第一怪人”；也的确有点疯，因而年轻时就被称作“疯子”；同时，大概还有点神秘，虽然他敢说敢骂，率性而为，为人处事很透明，但仍然让人看不透，而且，他纠缠着许多是是非非。但这一切，更使他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不做官而地位显赫
吴稚晖被称为“党国政要”，与官场密切相连，但是，他一生“不做官”，而且一直坚持了下去。在他的头上有许多头衔：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监委常委、中央最高国防会议常务委员、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但这大多是虚衔。他有一句名言：“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所以，他做各种代表，做各种委员，虚职都可以接受，对于官场实职，却一概拒绝。
他有许多做官的机会，而且有做大官的机会，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我辈薄总统而不为。”（梁冰弦：《吴稚晖学术论着》序二，4页。）他这不是做秀，而是真这么做的。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最先的教育总长人选就是吴稚晖。但他坚决拒绝，直接对孙中山表示：愿任奔走之劳，但官是不做的。几天之后，就在人们庆祝中华民国诞生的热浪中，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编章。
1927年，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结果，他坚辞不就，位子空了一段时间，最后只好让别人填上去。
1928年6月，他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结果是拒不赴任。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内定他为监察院院长，被他婉言谢绝。
1943年8月，林森逝世，他又拒绝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职位。
蒋介石多次要他出山，他以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不好为由，一一拒绝。没办法，知道他这种脾气的人，比如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一些要人，便不再考虑给他官做，而只给他虚职。他当委员，有非常认真的时候，甚至拍桌子骂人，但更多的时候是什么文件也不看，需要签字就签字，需要投票就投票，没有官僚们似乎严肃认真的那种样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几乎无职无权的人，地位却十分显赫。他做过一些大事，重要场合几乎离不开他。比如：
第二章帝制与共和1925年3月，孙中山遗体由医院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公祭，吴稚晖为左绋执头界，显示着与死者超乎一般的关系。值得在此提及的是，四年之后，国民政府把孙中山遗体由北京香山移至南京中山陵安葬，吴稚晖仍然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在一般人眼里，他与孙中山关系绝非一般，在国民党中他的地位绝非一般。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在隆重的誓师大会上，蒋介石宣誓就任北伐军总司令。吴稚晖将孙中山遗像、党旗和国旗授予蒋介石，并致辞激励全体将士。
1943年10月，蒋介石就任国府主席，由吴稚晖监誓。
1946年12月，国民党结束训政，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吴稚晖代表大会向国民政府的代表蒋介石发送宪法蓝本。
1948年5月，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在就职典礼上，又是吴稚晖监誓。
……
授旗、监誓，都是礼仪性的角色，并不代表着实际的权力。但是，能够充当这样的角色，却意味着一种地位，一种可以给实际权力带来合法性的“德高望重”之类的权威身份。
对于这种角色，吴稚晖非常清楚。他曾对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