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光辉不仅在于他反抗帝制、保卫共和，不仅在于他为国家争前途、为国民争人格，而且在于他能够功成身退，不贪恋权力。他是军人，但不像一些军人那样只是简单的工具，而是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因而在政治上有清醒的选择。因此，蔡锷不仅是军人，也是杰出的政治家。作为军人，他的坚定和执着使他能够对自己的选择高度负责，对自己的理想不惜以生命保卫。他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历史的天平上，以军人的职责为社会的进步护航，为国民的人格保驾。他于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完成了一个真正的英雄的形象。功成以后，蔡锷随即通告下野，不留恋任何权力。1916年6月21日，他致电梁启超称，“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
无论在家书中，在师友通信中，还是在给唐继尧等人的电报中，他都一再说明，功成即退，决不留恋权力。他曾想过投身矿业，也曾想过从事军事教育，却没有想过以领导护国战争作为资本，获取统治国家的权力。与那些屁股上印有专制图章的政客们为人民谋利益的标榜不一样，为国民争人格，他是真诚的。
1916年7月19日，蔡锷致电唐继尧：“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力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实为公私两济。迩尔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近则已于川军启冲突于宁远矣。若竟徇某君等之一意孤行，必至败坏不可收拾，将何以其善后？”由此，可以看到蔡锷与唐继尧的不同。可惜的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蔡锷只有一个，而如唐继尧者和远远不及唐继尧者却太多太多。
蔡元培：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
说起中国现代教育，不能不首先提到蔡元培。这不仅因为他有幸成为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有创建现代教育之责，也必获创建现代教育之功，而且因为他的教育理念及其实践，使他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近百年来，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步履蹒跚，时进时退，令人思之不胜感慨，但蔡元培为中国现代教育所安放的基石，却久经风雨而色泽不减，日益显示出它的光辉。
一
与孙中山一样，辛亥革命发生时，蔡元培不在国内。大约在革命爆发一星期后，他才在德国的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并同时收到吴稚晖从英国写给他的信。他的心情异常激动，正如在给吴稚晖的回信中所说：“见吾党克复武昌之消息，为之喜而不寐。”这不是夸张的话，而是他真的一夜未合眼。他是深夜才从外地回到莱比锡的，看完吴稚晖的信，激动之余立即写了长长的回信。写完信没有上床，凌晨4点就赶往留学生聚居的柏林去了。很快，他收到了陈其美催其回国的电报，于是结束了四年多的留学生涯，取道西伯利亚，于1911年12月初抵达上海。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出掌中国的教育事业。最初的教育部只有三个人：总长蔡元培、次长蒋维乔和一位会计兼庶务。没有办公场所，孙中山说：“办公用房，需要你自己去找。”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在南京城跑了几天，最后遇到马相伯，才从江苏省都督府的楼上借到了三间空房。于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就在这里正式挂牌办公了。因为工作的展开，人员陆续增加，但直到离开南京，教育部也只有30余人，而且连缮写员都包括在内。蔡元培后来回忆说：“我之主张，办理部务，当与办理社会事业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制未通过参议院以前，不必呈荐人员。除总、次长已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各人，概称部员，不授官职。”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除旧布新开创现代教育的事业。他们上午9点上班，工作到下午4点半，每天工作七个半小时。一切都是开始，一切都是初创，方方面面都等待着画出新的蓝图，又需要把蓝图落到实处。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尽快确立新的教育方针，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制定新的教育规程。教育部人手虽少，但在蔡元培的领导下，人们根据各自的专长，分头起草各项文件，而“苟有案牍，随到随办”，没有旧衙门的习气。
第二章帝制与共和蔡元培和他的同事们大多清楚，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革命，是中国告别几千年的专制社会而进入民主共和国的伟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它必然要冲击专制社会的教育传统，因而必然要面对种种阻力。因为皇帝虽然已经宣布退位，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教育体制及其思想理念却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态度温和的蔡元培是一位谦谦君子，甚至在许多事上都是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但是，面对旧制度遗留的教育传统，他却充分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勇气和魄力。
1912年2月11日，《政府公报》刊出了蔡元培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此文在10日出版的教育杂志上同时发表，经过蔡元培本人修改，两个月后又发表于《东方杂志》）。在这里，蔡元培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他认为，“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从这些言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关于“教育独立”的思想。他说：“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以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蔡元培全集》，第2卷，136页，中华书局，1984。废除“尊君”与“尊孔”，发展体育与美育，这是他在专制时代的教育与共和时代的教育之间划出的一条界线。这个方针的实行，标志着中国教育进入现代。
教育部在短短的时间内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三十多种规章和法令，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点：一、小学实行男女同校；二、小学废止读经和跪拜孔子；三、修改教科书，删除与民主共和不相适应的内容；四、废止奖励出身的制度，取消贵胄学堂，将其并入普通学校；五、设社会教育司，开展社会教育……这一切，都是在蔡元培主持之下进行的。
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时间很短，总共只有半年多，而且中间还承担了一项重要使命——担任迎袁专使。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13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呈，并推荐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14日接受孙中山辞呈，15日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为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临时政府组成专使团到北京迎接，这专使的差事落到了蔡元培头上。2月21日，他带着由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健、宋教仁、曾昭文、汪精卫等九人组成的专使团启程北上。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又是注定了劳而无功的差事，一去就是二十多天，最后因北京发生“兵变”而不得不改变计划。在征得孙中山同意之后，蔡元培于3月10日在北京为袁世凯举行宣誓就职仪式，直到3月18日才回到南京。
政府重新组阁，教育总长也面临重新任命。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在他拟定的内阁名单中，蔡元培仍然是教育总长。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蔡元培却极力推辞，并推荐范源濂出任教育总长。与此同时，已经卸任的孙中山也于3月15日代袁世凯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十二部总长的名单，教育总长的提名也是范源濂而不是蔡元培。所以，3月18日蔡元培到达南京，虽然仍到教育部视事，却已经准备将工作告一段落，以待向新总长移交。
对于做官，那个年代的人们与当代人大不相同，虽然也有人弄权，也有人钻营，却也有不贪官位的风度和做派。比如，范源濂得知蔡元培推荐、孙中山提名要让他出任教育总长的消息，竟然闻风而逃，本来好好地住在南京，却一夜之间不知去向。最后的结果是蔡元培继续做教育总长。
可是，这样一折腾，中间就是两个多月。
4月26日，蔡元培到北京教育部就职。这时的教育部阔气多了，办公地点是铁匠胡同的前清学部衙门。上任之后，蔡元培马上动手罗致英才，开始了建设的新阶段。为了请范源濂出任次长，蔡元培两次拜访，才算把他请出了山。有人记下了蔡元培当年对范源濂说的话：“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国民党里不是寻不出一个次长；我现在请先生做次长，也不是屈您做一个普通的事务官。共和党随时可以组阁，您也可以随时出来掌邦教。与其到那时候您有所变更，不如现在我们共同负责。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听说你们党里也有其他看法，劝告您不要自低身份，给异党、给老蔡撑腰；可是，这不是为了国民党或我个人撑腰，乃是为国家撑腰。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梁若容：《记范静生先生》，《蔡元培全集》，第2卷，160页。）
相信今天的人们看过这段谈话，会有许多感慨。
其实，蔡元培与范源濂的见解并不一致。蔡元培后来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曾经回忆说，范源濂认为“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但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会成为路线斗争，而是成为互补，结果是两头都抓，从小学到大学同时整顿。次长重视小学教育，就多考虑小学的事；总长重视大学教育，就多考虑大学的事。这种不同党派、不同意见的合作，也足见当时人们的风貌，真正体现了现代精神。
正因为这样，教育部很快聚集了一些英才：范源濂、夏曾佑、袁观澜、蒋维乔、许寿裳、周树人、王云五、黄炎培……于是，在1912年2月的基础上，这一年的7月，在北京，又迎来了现代教育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于1912年7月10日在北京开幕，8月10日闭幕，历时一个月，到会代表八十余人，审议提案九十二件，通过了《教育宗旨案》、《小学校令案》、《中学校令案》、《专门学校令案》、《实业学校令案》、《大学令案》、《师范学校规程案》、《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案》、《学校管理规程案》、《教科书审定办法案》、《小学教员俸给规程案》、《教育会组织纲要案》等一系列提案，产生了一系列法规和法令。
新的教育方针以蔡元培提出的“五育方针”为基础，经过讨论，删除了“世界观教育”，成为“四育方针”，也就是德、智、体、美。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会议对旧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一套现代的教育体制。比如，鉴于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改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鉴于高等师范学校程度太低，遂决定停办，中学师资由大学毕业生再进修教育学后充任；清季的大学设有通儒院，改为大学院；清季大学专设经科，新教育废除经科，将其并于哲学与文学之中；大学以文理科为主，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的，不得称为大学，设医农等科而不设理科的，亦不得称为大学……对于大学，蔡元培有自己的理解，他说：“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将来不作一事，学问亦为吾脑筋所应具之物。”1912年9月3日在中国公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蔡元培全集》，第2卷，278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提出学校应该废止“尊孔读经”，在会议上引起极大争议，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最后的决定是：不明令废除，也不提倡，让其自生自灭。上海的《时报》在1912年7月20日曾经发表题为《论蔡元培提议学校不祀孔子》的社论，攻击蔡元培要把“数千年流传之道德学术伦理、拉杂而摧烧之”，认为他“祸我国民”。
尽管议论纷纷，困难重重，但蔡元培开了一个好头，为现代教育安放了第一块基石。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都是革命的成果，离开了革命的背景，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共和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不是蔡元培，如果不是一个具有现代教育思想的人，中国的教育就很难成为中国人进入现代的先锋。因为在那样一个时期，作为教育总长，可以大胆改革，开风气之先；也可以抱残守缺，维持历史遗留的现状。而蔡元培选择了前者，大胆改革旧教育，奠定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基础。
二
回顾历史，一些事常常很有意味，比如，有时候历史似乎是有意要让某个人来做某件事，而让另一些人来做另一些事。开创中国现代教育这件事，似乎历史早已专门与蔡元培签约。蔡元培于1912年7月14日获准辞职。也就是说，在全国教育会议讨论那些法令的时候，蔡元培已经辞职，会议没有开完，他的辞职已获批准，会议闭幕时，他已不是教育总长。这让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感到遗憾。而且，事情又是那么凑巧，蔡元培离任之后，中国教育立即进入一个旧教育复辟和回潮的时期。大背景众所周知，是袁世凯的复辟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高涨。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即使蔡元培继续执掌教育部，有些东西也决不是他所能够左右的。但是，历史似乎特别钟爱蔡元培，执意把他塑造成一个现代教育体制和规范的创建者，而把破坏的事交给了别人。没让自己亲手创建的现代教育制度再毁坏在自己手里，这真是蔡元培的幸运。
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通令国民尊崇伦常文》声称：“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盖共和国体，惟不以国家为一姓之私产，而公诸全体国民。至于人伦道德之源，初无歧异。此为申明告诫，须知家庭伦常、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凡属文明之国，靡不殊途同归。惟愿全体人民，恪循礼法，共济时艰。其或倡作诐词，引人入阱，国有常刑，岂能宽纵？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纲纪之废驰，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10月7日，陈焕章、沈曾植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声称“目击时艰，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因而要“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陈焕章：《孔教会序》，《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
1913年3月，康有为于《不忍》第1集发表《中国还魂论》，声称“今欲大拯中国，惟有举辛亥以来新法令尽火之，而复其旧”。
4月27日，徐世昌、徐琪在北京成立“孔社”，宗旨是：“阐扬孔学，融会百家，讲求实用，巩固国基。”
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要对其“以表尊崇，而垂永远”，“以正人心，以立民极”。（《政府公报》，1913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