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说：“悲哉，呜呼！保守派与反动派皆已在外国评论家那里，找到了热心之支持者，而这些支持者，既无一丝诚意，亦无一点耐心。他们已经在一批伟大的制宪权威之中找到了自己之代言者，诸如日本之有贺教授、美国之古德诺教授。有贺教授反对少年中国尚可理解。可是，当一位来自美利坚合众国之大学者站出来宣称，东方人就其历史与传统来说，不配享有代议制民主政体时，这个打击无疑是很沉重的，是致命性的。这些大学者用他们的‘权威性’意见，炮制了这部中华共和国之新宪法。此刻由于他们的功劳，中国皇帝将要为他们授勋颁奖。”
真的，古德诺想不到，他的见解是如何伤害了满怀理想的中国青年的心。读着胡适这样的文字，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个中国青年内心的痛苦，因为这打击实在是太沉重，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由此，我们也就知道当时的古德诺为什么那样不得人心。
8月29日夜，胡适又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Goodnow and Chinese Reactionism），他说：“古氏在此邦演说作文，均言中国人无共和之程度，其说甚辩，足以欺世。又以其为一国名宿也，故其言为人所深信，于我国共和前途殊有影响，不可不辨；故乘此时机作此文攻之。”（《胡适日记》，第2卷，267页。）
此时，国内的陈独秀一心致力于新青年的培养，因而不愿多谈政治。但在答庸工的通信中也对从古德诺到筹安会的一系列言论进行了反驳。他说：“按筹安会诸人所持国体变更之理由：一曰，共和国家，不若君宪国家之易致富强。使此理而果真也，则西班牙、意大利之富强，应驾法、美之上。一曰，按诸中国历史国情，前此未有民主，今之共和，仓卒定之，未经国民之讨论也。窃以事物更变，必有其朔，亦未闻何去何从之共和，乃国民从容讨论之所改定也。一曰，人民程度，不适共和，欲救中国，厥惟君宪。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非立宪不可。窃以立宪政治，非易业也。人民程度，果堪立宪，而谓之不适共和，诚所不解。救中国非君主不可，谨闻命矣。公等皇皇，当不逾三月。惟‘非立宪不可’五字，望杨度勿忘今日之言。一曰，共和国元首改选，易致争夺酿乱，不若君位确定之长享太平也。呜呼！诸人多通相斫书者，试展卷稽之，其争夺杀戮之惨，有以加之否耶？筹安会诸人所持上列之理由，均未能令人满足。”见《青年杂志》创刊号。
在对反民主的新权威主义的批判中，李大钊表现最为激烈。在发表于《民彝》创刊号的长文《民彝与政治》中，李大钊指出，中国人追求现代政治是不应该有什么疑问的。关于这种政治的特点，他认为是“唯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他说：“先进国民之所以求此政治者，断头流血，万死不辞，培养民权自由之华，经年郁茂以有今日之盛。盖其努力率由生之欲求而发，出于自主之本能，其强烈无能为抗也。吾民对于此种政治之要求，虽云较先进国民为微弱；此种政治意识觉醒之范围，亦较为狭小。而观于革命之风云，蓬勃飞腾之象，轩然方兴而未有艾，则此民权自由之华，实已苞蕾于神州之陆。”他不同意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主就不能实行民主的观点，而是从革命风云中看到了中国人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因此，他认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是中国人“唯一之天职”和“唯一之主张”。在这篇长文中，他还讲述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论述了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根本不同。他说：“盖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而立宪之所以畔夫专制者，一则置重众庶，一则侧重一人；一则使知自重其秉彝，一则多方束制其畀性；一则与以自见其我于政治之机，一则绝其我与政治之路。凡为立宪国民，道在道能导民自治而脱他治。”关于中国国民的智能问题，他认为只要“民以是相求，政以是相应”，百姓的智能就会迅速生长，国民素质就会迅速提高。话到动情处，他甚至写下了如此严厉而激烈的文字：
……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而专制之政与君主之制，如水与鱼，如胶与漆，固结不解，形影相依。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
如果说古德诺所强调的是一种国情，那么，谁又能否认章士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所表达的也是一种国情呢？正因为这样一种国情，专制制度的公开复辟才那么不顺利，无论袁世凯还是张勋，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因此，我又想到：理想主义者虽然无力迅速改变中国的现实，但谁说他们就一点作用也没有呢？在历史的拔河中，即使他们是失败的，他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四
1915年8月底，就在激烈的纷争中，古德诺因为学校开学而匆匆返美。此后，中国发生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袁氏帝制不成，身败名裂而死。古德诺本来在美国学界和政坛都声誉极高，但因帮助袁世凯复辟这一败笔，声誉大受影响。
袁世凯死后，依照合同，古德诺仍然是中国政府的兼职宪法顾问，直至期满去职，但对中国的政治再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他于1929年退休，于1939年11月15日逝世，享年八十岁。在其晚年，他依然坚持关于中国国情特殊的见解。在其《解析中国》中，他把中西发展差距归结为中国技术落后，认为中国人应首先致力于学西方的科技以发展经济，而不必抛弃传统的思想。他把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挫折归罪于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的“激进”，对晚清“立宪”因革命而中断深表惋惜。对于民国政治前景，古德诺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他一方面认为只有强人建立“天子”式的权威统治才能收拾乱局，另一方面也担心强人建立的并非现代的宪政制度。他看到了这个怪圈，但没有找到出路。他能想到的，只是耐心等待国情的变化。
其实，事情也许并不复杂，在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新制度的建立很难一蹴而就。徘徊，迟疑，新旧参半，进退反复，都不难理解。筹安会不奇怪，劝进表也不奇怪。这一切的确体现着中国国情。但是，国情这个东西很难把握，历史证明，清王朝最后没有把握好国情，袁世凯也没有把握好国情。
对于中国国情，古德诺更无力把握。他只看到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却没有看到中国人摆脱历史之痛的决心，没有意识到一个伟大的梦想是如何改变着中国的国情。
蔡锷的光彩
蔡锷这个名字可谓众所周知，因为它与中国现代史上着名的护国战争结合在一起。但是，对于今日中国人来说，那场战争似乎已经太遥远，蔡锷也已经是历史课本留下的一个影子。今日的人们如果对蔡锷有什么兴趣的话，往往是“蔡锷与小凤仙”这样的题目。不过，事情并不绝对，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学界，还有人没有忘记蔡锷，而且写出了很好的文章，比如傅国涌等。其实，蔡锷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的光彩远远超过了在历史课本中占据主要篇幅的同时代所有军事领袖和政界要人。他是一个奇迹，是使得中国历史不显得那么昏暗的一束亮光，令人惊叹，也令人欣慰。
正因为这样，我忍不住再次走近蔡锷，以我的笔勾勒一下这位真正的英雄，这位光照千秋的共和卫士的形象。
一
蔡锷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人。他的一生是短暂的，只活了三十四岁，但他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而在云南组织起义。武昌起义暴发，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在昆明响应，于10月30日夜举行起义，次日昆明光复。“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众望所归，被推举为威震一方的云南都督，时年二十九岁。另一件就是1915年组织护国军讨袁护国。身为共和国总统的袁世凯鬼迷心窍，不仅习惯性地弄权专制，而且做起了皇帝梦，欲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共和国处于严重危机，国人迫于势力而无可奈何。蔡锷逃出北京，经日本回到云南，几天后即组成护国军，誓师讨袁。经过几个月艰苦奋战，全国各地纷纷响应，终于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避免了一场由民国回到帝国的悲剧。
关于蔡锷的身世、修养和人格，梁启超说过这样一段话：松坡弱不胜衣，家道清贫，我同他关系很深，知道很清楚。十五岁时，他入湖南时务学堂，作第一批的学生，从邵阳家下到长沙，穷得搭船的钱都没有，十一月大冷天气，冒冰霜走路去的。后来时务学堂解散，赴日本留学，到上海，身边只剩下一百二十文有孔的铜钱，都从亲戚朋友，凑合起来的，算是穷极了。他体子又不强，永远是瘦瘦的，后来早死，身体弱是主要的原因，但是他很能刻苦耐劳，身体他时常设法校正恢复。他一生最得力的，是陆象山（陆九渊）、王阳明（王守仁）的学问，见人讲话，说不到几句，便引到阳明象山，他又对他的（湖南）乡先辈曾文正（曾国藩）、胡文忠（胡林翼）很佩服，拿来作他的模范人格。他说胡文忠才气太大，虽令人佩服然不好学；曾文正虽正，然而努力校，是最好的模范。他在青年时，约当十五、十六、十七这几年，旁的学问没有，惟一心学曾文正、王阳明，得的工夫，倒是不少。后来出外留学，学识增加，先有底子，以后学的愈多，学得愈有力量，他个人的性格同修养大概如此。
第二章帝制与共和一个“弱不胜衣”的秀才将军，却有非常的勇气和魄力，当然与他的人格修养有关。但这种人格修养只是必要的基础，除此之外，大概也与理想、信仰与坚定的立场有关。从蔡锷的性格看，他是不事张扬的，更不是那种乐于拿生命赌博的武夫。他是职业军人，但并不喜欢战争，因为他知道武力只是不得已的手段，它的每一次动用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在复辟帝制的狂潮到来之前，他一直反对武力讨袁。
宋教仁被暗杀之后，共和国陷于危机之中，是法律解决，还是武力倒袁，成为两条不同的道路。众所周知，孙中山坚持武力倒袁，而一些人反对这种做法。蔡锷属于后者。他通电谴责杀害宋教仁的行为，“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法律解决。他认为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由于孙中山的坚持，黄兴后来赞同二次革命。为了确保革命成功，黄兴曾派密使请蔡锷出兵，并且手书“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一联相赠。蔡锷却致电黄兴、李烈钧、陈炯明等，极力劝阻武力讨袁之举。他认为“讨袁”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据临时约法，如果大总统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而且，临时政府即将结束，马上就要正式选举，到时候袁世凯如果不能获选，事情自然就解决了，如果袁世凯倚仗势力拒不退职，那时再用武力讨伐，就名正言顺了。
蔡锷的考虑是对的。共和与法治是不可分的，对共和国总统用兵，这本身就是对共和国的不尊重。如果珍惜来之不易的共和国，就不应该轻易破坏它。从当时的情况看，法律解决的路并没有走到头。共和国虽然刚刚建立，但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特定的背景使得袁世凯等当权者不敢轻易违反法律。这一点，我们从当时上海地方法院传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事就可以看到。总理不愿接受传讯，但也不敢耍横，只能称病逃避传讯，并且不得不亲笔书写证词委托专人到庭。在这种情况下，也许的确不应该像孙中山那样感情用事而不考虑复杂的后果，因为武力所挑战的，并不只是袁世凯，还包括来之不易的共和国。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孙中山等人现代法治观念的欠缺。
作为军人，蔡锷的态度是非常可贵的。在一般情况下，往往是军人喜欢动武，即使在政府内，也往往是军人更容易选择战争。然而，蔡锷不是这样的军人，作为中国少有的具有现代观念的将领，他不愿将新生的共和国拖入战争。在他看来，战争只是废除帝制的过程中不得已的手段，而在共和国成立之后，问题的解决应该首先依靠法律。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蔡锷曾派兵入川调和，但二次革命还是没有避免，中国被拖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对此，蔡锷表示异常痛心，甚至指责这是“同室操戈”。
但是，当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时候，却是他第一个举起了义旗。从反对武力讨袁，到号召武力讨袁，看上去态度似乎不同，但蔡锷的立场和原则是高度一致的：反对武力讨袁，是为了维护共和；高举讨袁义旗，也是为了共和。当年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讨袁将直接挑战共和法制；后来之所以武力讨袁，是因为袁世凯复辟称帝，已经是共和国的叛逆。面对同一个袁世凯，在不同的时候主张用兵，性质完全不同，而蔡锷的原则就是保卫共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卫士。
历史忘不了他的护国誓言：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祚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划除。
（一）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才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
（一）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
（一）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李希泌等主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
他在云南所做的，正如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所说：“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开省议会，组织略如元、二年旧制。出征部只设总司令部。原议设元帅府暂从缓，盖欲力事谦抑，以待来者。”
这里所体现的，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卫士的精神。战争，不是为个人争权夺利，也不是为了某个民族、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中国的国民。帝国是皇帝的，民国是国民的。经过长久的梦想与呼唤，经过无数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争斗，1912年元旦，中国终于不再是哪个皇帝的国家，而开始成为全体国民所共有的国家。在专制传统的基础之上，共和国的成长异常艰难，满怀理想的中国人没有理由不爱护她，没有理由不企盼她健康成长。到1915年，她不过4岁，袁世凯却要结束她的生命，使这个国家重新回到帝王的手中。所以，此时讨伐袁世凯，说到底就是保卫共和国，也就是替全体国民向袁世凯要回属于自己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