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诺来华做的第一件事是拟定了一篇民国宪法草案。当时，新生的共和国需要制定一部正式的宪法以代替“临时约法”，围绕着制宪问题，各派之间争论激烈。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本来是美国模式，但是在孙、袁交接时，革命党人担心袁世凯弄权，在“临时约法”中把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经过宋教仁等人的努力，内阁制已为多数议员接受。但在古德诺看来，中国一向无议院传统，习惯于君主行政，显然更适宜采用总统制。根据这样的看法，古德诺在6月间拟出了他的宪法草案稿，并发表于《宪法新闻》。这部宪法草案没有照搬西方宪政制度，而是着眼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着重处理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其他内容如共和国宪法所必不可少的公民权利等，却一字未提。在维护一个代议制共和政治框架的前提下，草案的基本倾向是努力强化行政权，以造就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为此，它必然要赋予大总统“莫大之权力”，而且，大总统是由国会选举的，而非普选。古德诺认为普选制“似非地大如中国者所宜采用也”，其理由是“中国前此系专制古国，人民无选举之习惯”。
古德诺在北京的交际圈子很小，接触的中国人主要是官僚政客。他虽然处于中国政治中心，但对中国社会各界缺乏足够的了解。政局的动荡使古德诺对形势的看法比较消极，因而对中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不抱多大的信心，甚至认为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及其原则不适合中国国情，因而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可能只是一个梦想，而实行总统集权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古德诺认为袁世凯“有胆识有魄力”，“对中国大局有认识”，因而有能力对中国“操纵驾御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古德诺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倾向于新权威主义。
1913年10月，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艰难的处境中终于拟出了“天坛宪草”。这部宪草较多地体现了当时国会各党派的宪政主张，对总统权力的行使作了较多的限制，因而为袁世凯所不满，也为古德诺所不满。古氏认为，当时由国民党议员所控制的国会抓权太甚，有损于共和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因为当时正在使用的“临时约法”和正在制定的“天坛宪法”都是采取法国式的内阁制。古氏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中国是个大国，又处转型初期，中央应该强有力。更使他反感的是国会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的党人的党派偏见，他们不但在宪法上写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见《天坛宪法》第八十一条），而且在国会休会期间还要保留国会委员会，代行国会职权（第五章各条），对行政部门进行监控。这样一来，就把三权分立变成了国会一权独大，使总统变成个橡皮图章。古氏认为这种立法权（Legislative Power）侵犯行政权（Executive Power）的建制是不应该的。
在莫理循（George E·Morrison·1862-1920）的怂恿之下，袁世凯请古德诺出面批评天坛宪草。古德诺写了一篇评论，由《北京时报》于10月31日（即天坛宪草通过之日）发表，随后，古德诺还写了题为《中华民国宪法案之评议》的长文。在这些文章中，古氏指责天坛宪草采用内阁制，对总统的权力加以诸多限制，使总统“徒拥虚名，不能有所作为”。他认为当时中国需要的是强大的政府，需要的是权力集中，而不应该是削弱政府的权力。
古德诺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代议制经验的国家里实践代议制，短时期内很难成功，国会应该暂时作为咨询机构，两院制可改为一院制，赋予总统钦定议员及解散国会的权力。可是，这位大政治学家却没有想到，如果那样，辛亥革命就白费了，民主共和也就成了泡影。它严重违背中国人的革命理想。而且，他的这些见解使他一下子成了袁世凯抓权以行专制的理论代言人。
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废除国会，并策划组建御用的“约法会议”。约法会议通过了袁记新约法，在某些重要方面采纳了古氏的意见，譬如实行总统制，立法机构采一院制，大大强化了总统的权力。古氏在致卡内基基金会的报告中说：“我在宪草中引荐的观点，大部分均被采纳。虽然他们赋予总统不受立法机构约束的自由大大超过我所拟议的，但无论如何，就总体而言我赞同他们的做法。”古德诺也因此而获得袁政府颁发的二等嘉禾章。参政院成立不久，他又以国会、国务院均已不复存在为由，建议修改《大总统选举法》。8月，约法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使袁世凯实际上成了终身总统。古德诺还曾建议在中国设立行政学校，以培养政府需要的行政人才。他看到留学生因为久受西洋教化，往往不顾中国国情，企图照搬外国的经验和制度。古德诺所显示的特点，就是特别看重中国国情的落后性，并努力适应这种落后的国情。
二
古德诺在中国的时间不过一年多，1914年8月，他就回美国就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去了。临走之前，他与中国政府修订了合同，从1914年8月3日起成为兼职，薪金减半。
1915年7月，古德诺遵照合同约定，于学校假期来华住了六周。此时，杨度等人正在大造帝制舆论。袁世凯请古德诺为总统准备一份备忘录，就共和与君主两种国体之优劣进行比较，看哪一种更适于中国，以供政府参考。古德诺很快写了一篇长文交给袁世凯，作为政治顾问给总统提供的私人意见的备忘录。然而，出乎古氏意料的是，这篇备忘录很快被译成中文，以《共和与君主论》为题，发表于8月3日的北京《亚细亚日报》上，译者是总统府法制局参事林步随。
《共和与君主论》体现了古德诺关于中国政治的一贯主张。他认为君主制最大的好处在于权力交接时不致引起动乱，能够保持政局稳定。他依然强调中国国情：“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因此，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不过，古氏特地为改行君主制提出三个前提条件：一、改制不可引起国内人民与列强的反对，以免招乱；二、君主继承法应明白确定，以解决嗣位问题；三、政府应预为计划，使人民得与闻政事以发展爱国心。这位美国教授为此举出英国历史上的实例：搞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英国实在是天下第一。远在17世纪中叶，克伦威尔的革命军不但一举把英王查理一世废掉了，还把皇上拖出来加以公审、定罪，然后砍头。砍掉国王脑袋之后，他们就建立大英共和国，并公举克伦威尔做大英共和国的总统。克伦威尔在共和国当了九年总统，却没个接班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选的总统，总统死了，如何接班，史无前例。于是儿子理查德（Richard Cromwell，1626─1712）继任，结果却又不被接受。议员们认为共和不合大英国情，还是复辟好。于是，国会提议，全国拥护，把废太子找回来，大英共和国又成了大英帝国。古德诺问：英国是帝制，墨西哥是共和，英国不如墨西哥好吗？在古德诺看来，帝制与共和并无优劣之分，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君主立宪为宜。若行共和政体，则应加强行政部门的权力。
从学理上说，古德诺的说法并无大错。但是，古氏是一个单纯的西方政治学者，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东方政制大胆发言，却不知道民国之所以建立，是试行君主立宪失败的结果。中国的国情和人心，他实在不甚清楚。
古氏宏文一出，复辟帝制的运动立即拉开了帷幕。8月14日，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并发表宣言，把民国成立以来政治动荡、人民痛苦，都归罪于共和政体，并援引古德诺的文章作为立论的依据：“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之得失，自为深切着明，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
因此，古德诺及其《共和与君主论》一时间名声大噪，世界各国报纸纷纷转载古氏此文。
值得注意的是，古德诺似乎并不愿意卷入帝制运动的是非之中。8月17日，他接受英文《北京宪报》(Peking Gazette)记者采访，发表个人声明。据美国国务院《外交文书汇编》记载，古氏在其声明中明确反对筹安会把所谓“君主制政府优于共和制”之说强加于他的名下。“古德诺博士声明，他不但从未下此断言，而且恰恰相反，他认为没有哪一种政府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其他的政府形式。”他一方面说明真相，一方面披露原文。但是，帝制派目的已经达到，“君宪优于共和”的口号已经借着这个西方宪政专家的名字传遍全国。
所以，虽然古德诺与袁世凯等人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的声明并未使他摆脱与帝制运动的关系。历史常常就是这样“道是无情却有情”。
三
古德诺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当时中国进步思想界的强烈不满，人们纷纷对他的论调进行抨击。
1914年，侨居日本的章士钊、李大钊等在《甲寅》杂志发表文章，斥责古德诺“丧独立之良德、隳学者之声名”，并从理论上剖析了古德诺借以立论的所谓中国国情、民智与政治稳定等问题，指出这些问题都不能成为复辟帝制的正当理由。他们严厉驳斥民主政治不合中国国情的说法，坚决反对破坏共和的企图，斥责“筹安之徒”和“复辟之辈”是“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
1914年11月10日，李大钊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发表《国情》一文。他说：“夫衡宪典于国情，宁非可尚者，而以客卿论国情，则扦格之处恒多。纵其宅心立言，力辟国拘，而欲以诚挚自贡，虑其所谓国情者，究属皮相之见，不叶于实象，所向愈切，向去愈遥。”他认为，古德诺论国情，是美洲人眼中的中国国情，未必是真正的中国国情。古德诺认为中国人重视家庭，淡于政治，自古以来没有选举制度，所以难行共和。李大钊说：“夫前之漠然于政治者，以国家权力之及乎其身者轻耳，今则赋重于山矣，法密于毛矣，民之一举一动，莫不与国家相接矣！纵悬厉禁以阏之，民亦将进索政权而不顾，乃谓其不习于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听命于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实逆乎国情之论也。”面对古德诺关于中国国情的论调，李大钊说：“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谈宪法者，徒顾国情于往者，而遗国情于近今，可怪也。吾以为近今之国情，较往昔之国情尤为要，盖宪法为近今之国情所孕育，风云变色，五彩旗翻，曾几何时？汉江之血潮未干，盟誓之墨痕宛在，共和政治之真义，尚未就湮，人且弃之若遗。如古德诺氏者，至不惜掘发欧洲古代之文辞故事于亡国荒冢之中，以章饰新约法，谓国家即帝国其质，元首即终身其任，亦无妨于共和之修名，惜氏所知者仅于Republic之一字耳。”
古德诺返美之后，在美国各地演讲，发表关于中国政治的见解，认为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更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中国人更需要的是对政治权威的服从而不是个人权利，等等。他的见解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强烈反响。1915年2月27日，二十五岁的胡适致信《新共和国周报》，为共和政体辩护。胡适说：
贵刊记者对于中国国民自治和自我发展能力之估计偏执一端。该君指责说：“有人把共和国视作东方复兴之例证，事实上该共和国是注定要惨遭失败的……以一先进国家之标准来衡量中国，是完全不够格的。她不具备自我发展之能力。”然余亦要提醒该君，像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其改革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奉劝他多读一些书，譬如约翰·菲斯克的《美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此他便会明白：即使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共和国，也不是单凭一项突然般的、神奇般的法令即可建成。试想一想，美利坚合众国在沮丧的十三州邦联宪法时期，其遭受之重创则比中华民国所遭受的更甚。辛亥革命发生于公元1911年10月，创立共和国至今还不足三载，岂能说已决无希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青年对新生国家的浓厚情感。1915年8月18日，胡适又写了《中国与民主》一文。胡适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多年，了解美国政治。他虽然没有太多地谈论政治，但对现代政治制度的追求已经根深蒂固。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对袁世凯的复辟行为进行抨击，对已经通过的总统选举法进行批判，而且坚决地维护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他警告说，如果袁世凯恢复帝制，“将不可避免导致他最终的垮台”。“不管袁总统之独裁达到何等程度，他还有一般的常识，知道应该避免使用某些‘字词’，因为那会遭致青年一代之反对。尽管这些青年完全不知道共和主义到底是什么，但他们梦想共和却是由来已久。袁总统曾公开声称，他决无称帝之野心，甚至还将几个企图鼓吹帝制之人削职。倘使袁先生真如西方评论家所形容的那样，他是一位精明之政治家，那么，他就该明白，只要他采取帝制，立刻就会在全世界人面前信誉扫地，言行不一，甚至极有可能遭致暗杀之危险。”
胡适也知道，中国从来没有民主，因而中国人不熟悉民主政治。但是，他认为这不能成为民主制度不能在中国建立的理由。他说：“不管袁先生当不当皇帝，这并不影响少年中国之进程。少年中国正在为中国建立真正之民主而努力奋斗。它相信民主，而且相信：通向民主之唯一道路即是拥有民主。统治是一门艺术，照此，统治需要实践之锻炼。倘若余不开口说英语，那余决不会讲英语。倘若盎格鲁-撒克逊人从不实行民主，那他们决不会拥有民主。这是一种政治哲学，古德诺教授之流是不会理解的。古德诺教授和许多其他善意之制宪权威认为，东方人不适于民主政体，因为他们从不曾有过。与此相反，少年中国认为，恰恰因为中国不曾有过民主，所以她现在必须拥有民主。”（《胡适日记》，第2卷，2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