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上的新旧争夺
我至今不甚明白：革命到来之前，人们那么热情地设计未来，为不同的方案而激烈争论：革命还是改良？民主还是君主？要政府还是不要政府？等等。而在革命到来之后，一些人的热情却不见了，似乎那一切都成了几个政治家的事。这究竟是为什么？
不错，因为皇帝已经退位，是否保皇的问题无须再争；因为新政府已经出现，是否需要政府也不再是问题；但是，那些曾经燃烧过的理想并未全部实现，为什么会被一些人抛诸脑后？
革命发生了，关于革命理想的鼓吹却风平浪息。人们狂欢一阵，就睡觉去了。
就在革命者睡觉的时候，保守主义者却没有睡觉。
这应该是一个激烈争夺的时刻。政治革命之后，文化上必然有一场争夺战，无论是政治革命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不会放弃文化上的争夺。
保皇派未能把皇帝保住，但在保皇的理想破灭之后，并未完全放弃“保教”的理想。他们是清醒的，没有因为失败而一溃千里，而是保持镇定，稳住阵脚，步步为营，不放弃任何保守的可能。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是在清朝统治者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开始的。即使是器物和技术层面的变动，开始也极不情愿，只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实在无可奈何。为了“富国强兵”，捆人的绳索也只好暂时松一松，于是缺口打开了，一些离经叛道的东西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获得了合法性。面对这种局势，卫道士们痛心疾首，却又束手无策，唯一的希望在于：这是一场短暂的危机。即使在革命发生之后，这种希望也仍然存在于一些人的心中。因为按照中国的经验，所有的末世都会出现礼崩乐坏，天下易主之时必然伴随着种种混乱，但只要周期性的震荡过去，天下由乱到治，社会就会回到旧有的轨道。所以，礼崩乐坏并不可怕，一切都会随着社会由乱到治的过程而得以修复。
但是，这次的情形却大不相同。既然社会已经由君主专制变成民主共和，由乱到治的方向就会改变。传统的力量虽然强大，但现代制度也并非只是摆设。它必然呼唤着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这样，在新体制框架确定之后，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由乱到治”的整合就出现了两种可能：一是根据新国体的要求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二是根据传统社会秩序和观念形态的要求而改造新体制。二者都要重建，但方向背道而驰：一是要以西方现代文明为蓝本建设中国的新文明，一是要回归中国固有的传统；一是革新，一是复旧。
第二章帝制与共和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是一场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大变革。在专制传统根深蒂固的现实条件下，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新旧交替之际，必然会出现混乱、惶恐和各种不适应。
当向前的路受阻的时候，历史就会出现彷徨。礼崩乐坏，社会失序，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生活没有因革命而变得更好……这一切都是事实。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必然要被提出：是否可以回去？
当然有人愿意回去，政治革命中的失败者不会放弃这个大好时机。
任何人都不难看到守旧者的努力，他们的干劲比革命者大得多。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现代革命与过去的改朝换代不同。过去的改朝换代一般要以屠杀完成对旧统治的取代，因而总是要及时镇压一切可能发生的反抗，为此不惜斩草除根。而现代的革命不同，既然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家一姓或某一个集团，而是为了所有的国民，既然宪法已经宣布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既然国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一切权利都神圣不可侵犯，民国的政府就不能剥夺任何人的权利。然而，当一般民众还没有意识到写进宪法的这些文字可以保护自己的时候，新制度的反抗者却已经开始充分运用了。1915年，也就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时候，中国出现了关于国体问题的讨论。如果在旧时代，对于筹安会很好处理：杀掉就是了。但是，如果大总统因此而下令杀掉杨度等人，中华民国也就不再是中华民国了。正因为新时代向前发展的努力，恰恰为旧势力的反抗提供了条件。
这应该是一份众所周知的大事记：
1912年10月，由陈焕章、张勋等发起的孔教会成立于上海，不久，在全国许多城市设立了分会。其宗旨是“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孔教本杂志》，第1卷第1号。）
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声称“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孔教会序二》，《不忍杂志》，第1册，1913年2月。）
4月，康有为主张定孔教为国教，祭孔必须跪拜，若行鞠躬礼，即是“媚师欧美”，并说：“中国人不敬天，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以孔教为国教配天仪》，《不忍杂志》，第3册，1913年4月。）
10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通过，其中第十九条增加了这样的内容：“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11月27日，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尊孔祭孔令，称颂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政府公报》，1913年11月27日。
1915年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人民素质低，不宜实行民主共和。
8月23日，以杨度、孙毓筠为会长的筹安会成立，开始鼓吹帝制。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
陈独秀于1915年6月从日本回国，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此时，正是共和制度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他和他的朋友们，充当了共和国的卫士。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新文化运动，与政治密切相关，是一场关系共和国命运的新旧争夺战。
再说新旧争夺
1917年5月，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自从辛亥年革命以来，我国行了共和政体好几年，前年筹安会忽然想起讨论国体问题，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虽然是狠奇怪，鄙人当时却不以为奇怪。袁氏病殁，帝制取消，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中国以后帝制应该不再发生，共和国体算得安稳了，鄙人却又不以为然。鄙人怀着此种意见，不是故意与人不同，更不是倾心帝制舍不得抛弃，也并不是说中国宜于帝制不宜于共和。只因为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不过胆儿小，不敢像筹安会的人，堂堂正正的说将出来，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20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他甚至认为，那些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往往不知道共和是什么，而是满脑子装的都是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当时的情况是，袁世凯虽然死了，他所利用的旧思想却依然存在。
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社会习俗一时难以改变，这种现实在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陶菊隐在他的《张勋复辟记》中曾经这样写道：“民国的事颇像一幅百怪图，洪宪帝制失败不久，还有人敢于闹复辟，同样做着皇帝的怪梦，前者八十三天昙花一现，而后者从头到尾还不到十二天。如果说复辟一剧也是出自袁的导演，人人必为袁抱屈呼冤，若把过去的一切政治把戏连系起来，这个论断是一点不错的。”为此，他描写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场景：
民国二年二月十五日是废清隆裕皇太后的“皇寿”。这天袁世凯特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持国书前往致贺，上面赫然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而清室也居然以国书作答，末了还写着几句典丽的词藻：“尧室岁月，付天地之悠悠，禹甸河山，惧风云之扰扰。俯视者苍生待命，但期时和年丰，仰愧者祖宗在天，敢曰河清而人寿。”
袁命国务卿赵秉钧率全体国务员以外国使臣礼往贺，乘马车入东华门，在上驷院门外下车，换轿入景运门，在乾清宫下轿，步行至上书房，由清室总管“内务大臣”引入正门恭行三鞠躬礼，礼成，仍循着原路出宫。嘿！这是多么隆重严肃的典礼！
第二章帝制与共和隆裕太后过完生日之后只隔了六天便去世了。孙中山和黎元洪都发了唁电，袁世凯则黑纱缠臂以志哀思，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吏服丧二十七天，报丧的电文均由国务院代发，文中均用“大清”的字样。阴历二月十二日在太和殿举行所谓国民哀悼大会，主祭总代表就是当时的参议院议长吴景濂。阴历三月二日为隆裕释服之期，军界举行所谓全国陆军哀悼大清隆裕皇太后大会，领衔的正是辛亥年领衔劝退的段祺瑞。更有意思的是张勋，居然通电称之为“国丧”，而且说“我国大总统及政府诸公皆清朝二百余年之臣子，即新党人物间有崛起草莽，其祖若父亦皆受禄于朝”。
在太后出殡的时候，孙宝琦因为西装革履行三鞠躬礼，竟被劳乃宣和梁鼎芬狠狠教训了一顿：
灵车到了西陵，有两个伏地痛哭的活宝贝——劳乃宣和梁鼎芬，一眼看见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向灵前行着三鞠躬的洋礼。他们认得那绅士就是庆亲王的儿女亲家孙宝琦。梁想奚落他一番，却假装作不认得他，乃上前欠身行礼：“先生是哪一国人？叫甚么名字？”
孙说：“节庵，你莫恶作剧呀。”
“什么东西！”梁陡然板起面孔来。“你若是革命党，就不应该来，若是大清朝的官，就应该穿孝服来。你这个无耻的东西，亏你老着脸站在这片干净土上！”
这一切，的确与政治有关，但决不是政治革命能够解决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什么？如果是政治革命，革命的对象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
历史已经证明，在当时情况下，任何革命往往都要破坏刚刚产生的现代国家体制，不是导致战乱，就是导致复辟，而不可能带来建设性的成果。事实上，从民国诞生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不止一次地发生了。无论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还是袁世凯对共和国体的再革命，还是张勋的再革命（把溥仪重新扶上皇帝宝座），都不过是为社会添乱而已。
在现代政治体制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再革命只能导致政治上的倒退，而不能推进历史的进步。一句话，当时的中国需要解决的是思想文化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政治制度层面上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从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入手，抓住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以批判传统和改造国民性为手段，致力于培养现代公民，推进人的独立与解放，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现代民主政体有许多内在的和外在的标志，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公民是否独立、自由的个体。如果人们还因为种种束缚而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仅在体制层面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国就缺少坚实的基础。
当然，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如果没有现代民主体制，公民个体的自由就没有保障，自然难以全面养成独立的人格；另一方面，如果只有政治体制框架而没有人格独立的公民作为支撑，共和国的民主就可能是虚假的。原因不难理解：如果国民仍然是低头弯腰的奴才，不仅会重新出现皇帝，而且即使不出现皇帝，最高权力拥有者也会与皇帝相去不远。一旦国家的真正主人难以摆脱奴才的姿态和奴才意识，公仆就自然会成为主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的确是中国政治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时期的必然产物。如果历史能够良性运行，这种过渡可能在和平中尽快完成。但可惜的是，国民的状态却为袁世凯们的复辟提供了理由：中国国情特别，国民不适应民主。
正因为这样，新文化运动一方面要造就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个人，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一方面必须破除“特别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的神圣性，使人知道传统并非神圣不可改变的，中国人虽然做了几千年的奴隶，但并非命里注定要永远做奴隶。
不得人心的古德诺
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曲折历程中，有一个不得人心的美国人。他就是古德诺（Frank J·Goodnow·1859-1939），着名的政治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在世界上，他是公认的政治学和行政学权威，但在中国，他却扮演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形象颇不光彩。尽管在20世纪末的中国，他的命运似乎有点时来运转，但时风可以改变，却无法改变他当年的尴尬。
一
古德诺来华担任中华民国政府的宪法顾问，是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引荐的。革命发生了，民国建立了，出于制宪的需要，中国政府需要聘请一位能够帮助中国制宪的专家。于是，经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推荐，古德诺于1913年3月15日与中国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了一份聘用合同。5月3日，古德诺到了北京，次日晋见袁世凯，随后即在隶属于总统府的法制局工作，开始涉足中国现代政治制度的建设。
应该说，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位置。如果弄得好，古德诺可能名垂青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现代政治制度建设的元勋。对于这个位置，古德诺应该是胜任的，论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他都是第一流的，没有人能够提出非议。但是，面对中国转型期的政治，一个西方学者是否能够避免尴尬的命运，却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政治学理论是一回事，中国人玩政治的艺术是另一回事。
据时任袁世凯英文秘书的顾维钧回忆：“第二次见面，他们终于谈到正题。总统要他写出一份或两份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我记得这次会见他终于说出了他的意见。他说他研究了中国的国情，中国有帝制的传统，民族主义的观念不像西方那样强烈，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巩固国家政权，以取代当时存在的那种各省军阀割据的松散局面。当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正是袁世凯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