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于志宁援引春秋时代内史过关于陨石的言论回答说：“自古灾变，杳不可测。但恐物之自尔，未必关于人事。”（《旧唐书·五行志》）虽然如此，于志宁还是劝李治“发书诫惧，责躬自省”，以转祸为福。这些事实说明，唐朝君臣已经知道许多所谓灾异其实并不是对于人事的反应，但是他们仍然要反躬自省，儒教的信条已经成了他们自觉的行为准则。有一次有人上言灾异，有关部门认为是妄言，要对上言者治罪。李治下诏道：天降灾异，所以警悟人主，其事苟实，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虚， 闻之者足以自戒。（《赦妄言灾异诏》）在这件事上，是可以言者无罪的。唐代君臣仍然认为，宰相的职责是燮理阴阳。因此，出现灾异时，宰相往往也反躬自责，甚至要求辞职。永徽四年，发生了旱灾，宰相张行成要求辞职。李治下诏说：“密云不雨，遂淹旬月，此朕之寡德，非宰臣咎”（《旧唐书·张行成传》）。宰相应对阴阳不和负责的观念仍然保留着，但已不再有因灾异策免三公的行动。武则天时期，祥瑞崇拜又掀起了新的高潮。3唐朝中期的天命祥瑞崇拜及灾祥之争武则天企图取代李氏王朝，没有其他的凭借，和隋文帝杨坚一样，只能把自己称帝的合理性更多地寄托于天命祥瑞。以武则天为开端，是祥瑞在唐代的兴盛时期。《旧唐书·五行志》所载的祥瑞事件，大都集中于武则天到唐肃宗时期。唐高宗死，唐中宗继位，不到两个月，即被武则天废掉，另立唐睿宗。唐睿宗名为皇帝，实则不许干预政事，由武则天作为太后临朝称制。此时，“四方争言符瑞。嵩阳令樊文献瑞石，太后命于朝堂示百官。（冯）元常奏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太后不悦，出为陇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二百三）。武则天大量杀戮唐皇室子女，唐太宗李世民之孙李千里只因数献祥瑞得以免祸：“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唯千里褊躁无才，又数进献符瑞事，故则天朝竟免祸。”（《旧唐书·太宗诸子传》）武则天垂拱之初，询问诸臣：“调元气当以何道？”陈子昂借此陈说天人之际，劝武则天修明堂、致太平。陈子昂道：臣闻之师曰：元气，天地之始，万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于阴阳，万物莫灵于人，王政莫先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先王以人之通于天也，于是养成群生，顺天德，使人乐其业，甘其食，美其服，然后天瑞降，地符升，风雨时，草木茂遂。（《新唐书·陈子昂传》）安民的基本措施，在陈子昂看来，就是修建明堂。陈子昂认为，高宗封禅泰山，但是“未建明堂，享上帝”，使一个千秋万代的伟大事业有所缺失，但这也是留给武则天的机会。陈子昂还说，要使人伦和睦，元气协调，除了修建明堂，别无其他途径：臣闻和元气，睦人伦，舍此则无以为也。昔黄帝合宫，有虞总期，尧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调元气，治阴阳也。臣闻明堂有天地之制，阴阳之统，二十四气、八风、十二月、四时、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备。王者政失则灾，政顺则祥。
所以他建议武则天依照《周礼》、《月令》修建明堂。并且预言，只要修了明堂，“不数期且见太平”。在上言中，陈子昂还表白说，这是他根据“先师之说”，加上他自己“观祸乱之动，天人之际”所得出的结论。（以上均见《新唐书·陈子昂传》）《新唐书》的作者认为，陈子昂向武则天陈说王者之术，是孔子批评的那种“不可与言而与之言”，无异于聋瞽。陈子昂或武则天是否聋瞽还可讨论，但《新唐书》作者的评论表明，陈子昂的这套学说，乃是王者之术，是儒教的基本教义。武则天采纳了陈子昂的建议，命令僧人薛怀义主持，在洛阳修建明堂。垂拱四年，明堂修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又在明堂北面修建“天堂”，存放巨大的神像，神像的一个小指中就可以容纳几十人。明堂称“万象神宫”，又称“通天宫”。后来由于薛怀义泄私愤烧了明堂，又依旧制重造。每年正月一日，武则天都要亲自在明堂合祭上帝、祖宗和百神，祈求太平。为了正式做皇帝，而不仅是做太后临朝称制，武则天之侄武承嗣命人在一块白石上凿出“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字，并让雍州人唐同泰献上，宣称是得自洛河水中。武则天大悦，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后来又更名为“天授圣图”。也就是说，这块刻有文字的石头，就是《河图》一类的神物。并因此封洛河神为“显圣”，立庙祭祀。同时宣布要到南郊告谢昊天上帝，亲自拜受宝图，命令朝臣、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皇亲，都要在祭天前十日到洛阳集合。当祭天时，“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各依方叙立。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二百四）。第二年，武则天就废除唐朝国号，改号大周，自己正式做了皇帝。武则天做皇帝以后，祥瑞更是不断献来。其中较为重要的事件，有宗楚客纵容赵延禧陈说八条符命。从唐同泰“永昌帝业”的《洛水图》，到“庆云五色”、“内出瑞蒜”这样的祥瑞（见《新唐书·宗楚客传》）。但是唐朝毕竟不是汉朝，对于所献上的祥瑞，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长寿元年，有人献上一块白石，有赤色花纹。执政大臣询问作为祥瑞的理由，献石者说，因为这块石头有一颗红心。宰相李昭德愤怒地说，难道别的石头都要造反吗？引得哄堂大笑。襄州人胡庆用红漆在龟腹上写下“天子万万年”，献给朝廷。李昭德用刀刮去字迹，要求将胡庆治罪，被武则天以该人无恶意为由释放。延载元年九月，梨花绽开，武则天向宰相们出示，大家都认为是祥瑞。但杜景俭说，草木黄落的季节，这花却偏偏开放，这是阴阳不时，我们应该引咎。武则天因此称赞杜是真正的宰相。长安元年三月下了雪，宰相苏味道认为是祥瑞，率百官向武则天朝贺。御史王求礼制止不住，就在朝贺时自己不贺，反而向武则天进言说，现在是阳和布气，草木发荣的季节，降雪只能是场灾害，进贺的都是谄谀之臣。武则天接受了王的意见，并因此而罢朝。当时有人献上一头三足牛，宰相又要朝贺，王求礼扬言说，凡是反常的事物都是妖孽，这是三公人选不当，政教不行之象。武则天听到以后，为之黯然神伤。武则天借助天命做了皇帝，也由于天命和儒教的宗庙制度使她把皇位又还给了李姓。武则天曾想把皇位传给侄子武承嗣，宰相狄仁杰得便向武则天进言道：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世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附姑于庙者。（《资治通鉴》卷二百六）《新唐书·狄仁杰传》关于此事的记载说，武则天梦见在玩双陆时输了，问狄仁杰等。狄仁杰和王方庆共同回答道：双陆不胜，无子也。天其意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危矣。下面就是关于姑侄与母子孰亲的议论。
武则天为了做皇帝，也曾借助过佛教，甚至被人说成是弥勒佛转世，但是天命毕竟才是她称帝的基本依据。她不可能否认天命，也没有能力改变儒教的宗庙制度，权衡了各种利弊，武则天终于下决心仍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唐中宗即位之初的神龙元年七月，洛河大水，造成了很大灾害。朝廷下诏求直谏，右卫骑曹宋务光上书道：臣尝读书，观天人相与之际，考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其间甚密。是以政失于此，变生于彼，亦犹影之像形，响之赴声，动而辄随，各以类应。（《旧唐书·五行志》）宋务光认为，水灾的原因，第一是怠慢了宗庙祭祀。“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严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飨，多获福助。”但是中宗继位之后，却“郊庙迟留”，使“山川寂寞”，“暴水之灾，殆因此发”。第二他认为可能是有内宫干政。因为水是阴类，大水表明阴盛。他希望中宗能“深思天变，杜绝其萌”。第三可能是宰相不称职。“夫灾变应天，实系人事”，“至今巷议街言，共呼坊门为宰相，谓能节宣风雨，燮理阴阳”。现在发了大水，说明宰相形同虚设：“夫如是，则赫赫师尹，便为虚设。”接着右仆射唐休璟上表，说自己居宰相之位，却使大水成灾，“不能调理其气”。而“昔汉家故事，丞相以天灾免职”，所以他要求辞职，“冀移阴咎之徵”。（《旧唐书·五行志》）宋务光的上书，特别是唐休璟的上表说明，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荡以后，唐朝君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企图原原本本地按照汉代儒教的面貌来安排本朝的宗教政治生活。对于祥瑞，他们可以表示怀疑；对于灾异，却依然认真如故。先天元年七月，天上出现了彗星，太平公主派术士上言：“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劝唐睿宗及早采取措施。但此次天变却促使睿宗下决心把皇位提前传给了太子李隆基。李隆基实际是依靠自己的努力作了皇帝，而不单是继承先人的基业。但是他也需要天命的支持，需要上帝的任命。他于先天元年八月即位，一年半以后，即开元二年二月朔日，太史报告日当食不食，宰相姚崇上表庆贺，并建议载入史册。八月，太子宾客薛谦光献上武则天所制的豫州鼎铭文，其末句为“上玄降鉴，方建隆基”，说是李隆基受命的符瑞。宰相姚崇又上表庆贺，并请史官记载，颁告中外。开元十三年，李隆基的地位已经巩固，当年九月，李隆基对宰相们说，《春秋》不记祥瑞，只是编年记事，命令各州县，今后不许再上报祥瑞。唐太宗李世民曾下令，只准上报大瑞，现在李隆基则一切禁止。唐代对祥瑞的态度，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祥瑞。开元十六年，宰相张说奉命根据一行的历法成果，主持撰写了《历术》七篇、《略例》一篇、《历议》十篇。在《历议·日蚀议》中，开元十二年七月和十三年十二月，两次都是日当食而不食。张说认为：“虽算术乖舛，不宜如此。然后知德之动天，不俟终日矣。”就是说，这两次，都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德行感动了上天。
《日蚀议》还批评刘焯等人，说他们认为无灾异是“自负其术”。刘知几对祥瑞的意见可作为这一时期唐朝君臣对待祥瑞的基本态度。刘知几在他的名著《史通·书事》篇道：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至于凤凰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雉，鲁获如麇，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爰自近古则不然，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愈劣而祥愈盛。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祥瑞是有的，它是上帝鬼神（幽）对于明王的表彰（赞），但是近古的君臣们以假当真，滥充祥瑞，所以是不可信的。反过来说，不可信的仅是后世造假，而不是祥瑞本身。这是刘知几的结论，也是一般儒者对待祥瑞的基本态度。开元年间有关灾祥的重大事件，是从开元四年开始，历时数年的蝗虫灾害。起初，宰相姚崇上奏，根据《诗经》“秉彼蟊贼，以付炎火”，建议对蝗虫进行捕杀。李隆基接受了姚崇的建议，派御史到各地督促灭蝗。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绝执行，认为蝗是天灾，应该修德，不应捕杀。并以十六国时期汉国君主刘聪捕蝗，反而为害更大的事例，说明捕蝗是错误的。姚崇大怒，书面责备倪若水道，刘聪是伪主，德不胜妖；现在是明君，妖不胜德。如果说修德可以免虫，那么有蝗的地区是否都是无德者在位？要求倪若水不能坐看蝗虫食苗，应该严行捕杀。在严令督责下，汴州共捕获蝗虫十四万石，投入河水淹死的更不计其数。杀了这么多蝗虫，在朝廷上又引起了纷纷议论，认为杀伤太多，有损天地和气。李隆基也犹豫不决。姚崇坚定地说，蝗虫为灾，草木俱尽，庄稼不收。不杀蝗虫，难道能看着百姓饿死？孔子及古代圣贤都是以安民为先。天若降祸，由我一人承担。在姚崇的坚持下，李隆基下了捕蝗诏书。其措词非常严厉，诏书中批评一些官员：任虫成长，闲食田苗，不恤人灾，自为身计。向若信其拘忌，不有指挥，则山东田苗，扫地俱尽。（《捕蝗诏》）由于捕杀坚决，虽然连年蝗灾，但没有造成很大危害。这次事件影响深远。虽然在唐朝后期的几次蝗灾中，朝廷仍然修德禳祭，但是捕杀已经有了理论的根据和成功的先例。对待蝗灾的态度暴露了儒教教义的内在矛盾。捕杀，就违背了畏天修德的原则；不捕杀，则百姓就可能饥寒饿死，而人是万物之灵，是应该首先受到保护的。在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儒教的教义不断他演变和发展。天宝年间，唐玄宗怠于政事，谋求长生，于是祥瑞符命又纷纷出现，唐代又一次形成了争献符瑞的热潮。上元三年，楚州刺史崔某献上定国宝十三件，大都是玉器。放在太阳底下，白气连天。据说这些宝贝是上帝交给楚州尼姑真如的。真如被接到了天上，临行，上帝告诉她：“下方有灾，令第二宝镇之。”然后把这十三件宝物交给了她，而崔某则将这些宝物献给了朝廷。当时唐肃宗病情正重，于是认为这是祥瑞，决定将皇位传给太子，并改元为“宝应”。和以前的时代相比，唐朝君臣们的祥瑞观念淡化了。但是他们反对的只是对祥瑞的滥用，不反对天命、祥瑞本身。每当需要的时候，祥瑞就会出现。它受当事人思想状态的影响，决定于当时的政治情势。
（三）《五经正义》中的哲学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