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高祖受禅，禁之愈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东汉灭亡以后，谶纬作为一门学问，已不再是如同东汉时期那样的显学。但对于帝王受命，它仍然是最重要的根据。从南朝开始的对图谶的禁止，说明图谶作为天命根据的地位已经遭到了怀疑。虽然直到隋朝，仍然有不少儒者把精通图谶作为一门重要的学问，但是隋朝的严厉禁止表明，图谶作为天命根据的地位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虽然直到封建社会终结，谶言纬书也未完全绝迹，仍然不断有人借谶言妄称天命，但是整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已经不再承认谶言纬书是天命的表达。这是从汉到隋，中国古代社会意识所取得的重要进步。大量援引图谶作为获得天命的根据，杨坚是最后一个。当触犯到自己的利益和尊严的时候，杨坚对某些天人感应事件也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开皇九年，隋朝灭掉了陈朝，统一了中国。杨坚命令毛爽等依照古法，用律管测候节气。其结果距理想状况甚远：“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气即应，或至中下旬间气始应者。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或终一月才飞少许者”（《隋书·律历志》）。杨坚很奇怪，就问大臣牛弘。牛弘回答说：灰飞半出为和气，吹灰全出为猛气，吹灰不能出为衰气。和气应者其政平，猛气应者其臣纵，衰气应者其君暴。（《隋书·律历志》）牛弘是当时的大儒，官太常卿，依照杨坚的指示，主持制礼作乐。但牛弘的回答不能使杨坚满意。杨坚反驳道：臣纵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别而有异也。今十二月律，于一岁内，应并不同，安得暴君纵臣，若斯之甚也？（《隋书·律历志》）牛弘不能回答。律管候气的理论基础是：认定冬至时刻一阳初生，最长的黄钟律管中的草灰将随着阳气的上升而逸出。假定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此后不久阳气也就从地下升到了地面，埋在地下的律管中的草灰是否还会逐月逸出就失去了理论根据。而且，依这种理论，五月夏至，阳气达到了极盛，此后即开始入藏，那么，下余律管中的草灰就不应该再逸出。理论自身的矛盾如此，要想在实践中使十二律管中的草灰逐月、定时的逸出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再来探测天意，测量政治的状况，那就更加没有可能。杨坚的反驳，也是抓住了候气理论自身的矛盾。在天文学领域，隋代的学者对于以前被认为是天人感应的现象也发生了怀疑，甚至加以否认。颜之推说：前在修文令曹，有山东学士与关中太史竞历，凡十余人，纷纭累岁。内史牒付议官平之。吾执论曰：“大抵诸儒所争，四分并减分两家尔。历象之要，可以晷影测之。今验其分至，薄蚀则四分疏而减分密。疏者则称政令有宽猛，运行致盈缩，非算之失也；密者则云日月有迟速，以术求之，预知其度，无灾祥也。”（《颜氏家训·省事篇》）所谓持“减分”的“密者”，是刘孝孙、刘焯为代表的“山东学士”。他们由于自己的历法精密，敢于宣称“无灾祥”。
这是汉代以来由于历法的进步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思想成果。然而这样的思想成果是不能得到承认的。颜子推继续说：用疏则藏奸而不信，用密则任数而违经。且议官所知，不能精于讼者，以浅测深，安能肯服？（同上）颜子推清楚地看到了“用疏”就会“藏奸而不信”，也就是说，他清楚地知道许多所谓天人感应的事例其实不过是奸人的妄言。但是他也不能“用密”，因为那将导致“任数而违经”，这将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所以他采取了“省事”回避的态度。从科学的角度看问题，外行不去判断内行的是非，永远都是正确的态度，但是颜子推显然是在回避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宗教和政治的原则问题。他不能、也不敢否认儒教的灾异祥瑞学说。颜子推以后的儒者，也几乎无人敢反对儒教的灾异祥瑞学说。但是“山东学士”们毕竟提出了“无灾祥”的论断，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和后世，都造成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当袁充把所谓“影短日长”作为祥瑞的时候，曾经遭到广泛的反对。《隋书·天文志》载：案日徐疾盈缩无常，充等以为祥瑞，大为议者所贬。这里的记载表明，当时反对袁充的，是一批学者。隋炀帝继位以后，袁充又多次借星象制造祥瑞，深得杨广的信任。但是杨广的失败同时也使这些祥瑞失去了信任。2唐代初期的天命灾祥唐代建国，天命转归了李氏王朝。《旧唐书·太宗本纪》载，李世民出生时，有二龙戏于门外，三日后才离开。李世民四岁时，有善于相面的说李渊是贵人，并且有贵子；说李世民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济世安民”。李渊怕相面的泄言招祸，要把他杀掉。相面的忽然就不见了。和隋朝兴起时的情况一样，不少人又在为新的王朝制造祥瑞符命。《旧唐书·王远知传》载：高祖之龙潜也，远知尝密传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太宗登极，将加重位，固请归山。王远知所传的符命是什么内容，已不得而知。他说李世民将作太平天子，乃是一种类似谶言的预言。图谶虽然遭到了严厉的禁绝，新的谶言仍然在被制造出来。《旧唐书·五行志》载，凉州昌松县洪池谷有五块石头，青色，白纹，形成了如下的文字：“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书燕山人士乐太国主尚汪谭奖文仁迈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凤毛才子七佛八菩萨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贞观昌大圣延四方上下治示孝仙戈入为善”，共八十八字。李世民承认这是天降的符命，遂派人到凉州去祭奠，其祭文道：嗣天子某，祚继洪业，君临宇县，夙兴旰食，无忘于政，导德齐礼，愧于前修。天有成命，表瑞贞石，文字昭然，历数唯永。既旌高庙之业，又锡眇身之祚。迨于皇太子治，亦降贞符，具纪姓氏，列于石言。仰瞻睿汉，空铭大造，甫惟寡薄，弥增寅惧。敢因大礼，重荐玉帛，上谢明灵之贶，以申祗栗之诚。李世民对这样的谶言，保持着足够的宗教虔诚。据新、旧《唐书》李淳风传，李世民曾得到一个秘谶，说唐代在三世以后，将有姓武的女主取代李姓作皇帝。李世民秘密地召来了李淳风询问此事。李淳风，其父李播，在隋代弃官做了道士。李淳风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天文历算、阴阳术数，他曾作过太常博士，后来做太史令。就他本人的身份和学问，乃是一个儒者。李淳风告诉李世民，据天象推算，这条谶言的前期征兆已经出现，这人就在宫中，三十年后将拥有天下，李姓的子孙将被诛杀殆尽。李世民要杀掉所有的可疑分子。李淳风说：“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劝李世民不要滥杀无辜，并且告诉李世民，这人到年老就会变得仁慈，李姓的子孙或许能够保留一些。这件事的有无不足论，要在说明了唐代君臣对于谶言天命的态度。李世民继位以后，祥瑞也不断地从各地报来。贞观二年，李世民对臣子们说：“比见群臣屡上表贺祥瑞。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后魏之世，吏焚连理木，煮白雉而食之，岂足为至治乎？”（《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第二天，李世民下诏道：自昔帝王，受天明命。其当二仪感德，百灵锡祉，莫不君臣动色，歌颂相趋。朕恭承大宝，情深夕惕；每见表奏祥瑞，惭恧增怀。且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乎政术。
若时主昏虐，灵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徵不能致其恶。以此而言，未可为恃。今后麟凤龟龙大瑞之类，依旧表奏；自外诸瑞，宜申所司。奏者唯显瑞物色目及出现处，更不得苟陈虚饰，徒致浮词。（《诸符瑞申所司诏》，载《唐大诏令集》卷一百十四）李世民不否认祥瑞，更不否认天命，但是他对祥瑞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对祥瑞的清醒态度，与前朝的教训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在他下达《诸符瑞申所司诏》前后，曾有白鹊在皇宫的槐树上筑巢，合欢如腰鼓，左右近臣向李世民致贺，李世民说：“吾常笑隋文帝好言祥瑞。瑞在得贤，白鹊子何益于事？”（《旧唐书·五行志》）李世民晚年，对祥瑞表现出了某些兴趣。有一次几只野鸡飞到了宫中，李世民问褚遂良是什么祥瑞？褚遂良回答说，过去秦文公时，曾有童子化为野鸡。童子说，得到雄的可以称王，得到雌的可以称霸。秦文公得到了雌的，称霸诸侯，于是修了宝鸡祠。汉光武刘秀得到了雄的，作了天子。现在雄雌都到了宫中，这是上帝对陛下德行高尚的表彰。李世民听了很高兴，认为褚遂良是个多识君子。李世民对祥瑞的态度影响了唐初的思想倾向。儒者们在撰修《隋书》时，对隋代的祥瑞崇拜给予了应有的批评。由魏征主持，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参加撰写的《隋书》纪传，在《高祖纪》后评论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这个评论保持着儒教的天命信仰，同时也充分肯定了杨坚的功绩。但是又批评杨坚“雅好符瑞，暗于大道”，这是诸位儒者的态度，也显然是李世民思想倾向的产物。《隋书》把王劭和袁充合传，放在书后，这本身就表明了对他们二人增饰祥瑞的不满。而在传后又评论道：“劭经营符瑞，杂以妖讹；充变动星占，谬增晷影。”认为这是“厚诬天道，乱常侮众”。并且深为他们败坏家族名声惋惜：“且劭为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没荣利，得不以道，颓其家声，良可叹息。”不过唐初的儒者们并不一般的反对天文占候、阴阳术数。在《隋书·艺术传》后，史臣评论说：阴阳卜祝之事，圣人之教在焉，虽不可以专行，亦不可得而废也。所谓“圣人之教”，也就是说，天文占候、阴阳术数等占卜术，乃是儒教教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是不可以废弃的。但是实践使他们看到，这类“艺术”乃是一把双刃刀：“人能弘道，则博利时俗；行非其义，则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隋书》卷七十八）对于隋代的占卜术士，他们赞扬杨伯丑占卜的神妙，批评萧吉言阴阳“近于诬诞”（《隋书·艺术传》）。对待阴阳术数的这种态度，乃是一般儒者的态度。基于阴阳卜祝是圣人之教的立场，唐朝初期的儒者们仍然致力于术数的研究，其代表性著作是李淳风的《乙巳占》。在《乙巳占》序言中，李淳风首先肯定了术数占候的必要。他说：天道神教，福善祸淫，谴告多方，鉴戒非一。故列三光以垂照，布六气以效祥，候鸟兽以通灵，因谣歌而表异。因此，探测天意的手段也多种多样。李淳风的《乙巳占》，就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占卜术。在他看来，这些手段本身都是合乎圣人之教，因而是可以应用的。但是由于使用这些手段的人不同，其结果也就大相径庭。李淳风把以前的占卜术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为皇帝“拾遗补缺”，如蔡邕等人；一类是“窃人之才，蔽掩胜己，谄谀先意，谗害忠良”，如袁充。也有的“忠而获咎”，如郭璞。在李淳风看来，拾遗补缺，乃是儒教占卜术的基本任务。鉴于以前一些占卜理论的芜杂，李世民曾命令吕才加以整理：“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旧唐书·吕才传》）阴阳书的种类包括：宅经、禄命书、葬书。经过十五年，三类书整理完毕，由李世民下诏颁行。吕才分别为三类书写了序言。
关于宅经的序言说，《诗经》有“相其阴阳”，《尚书》有“卜惟洛食”，说明卜宅吉凶的事很早就有了。但是近代的术士巫师，又加上了“五姓说”。他们把姓氏依宫、商、角、徵、羽五音分为五类，然后配上各种事物，以此来决定吉凶。吕才说，儒经上没有这些说法，其他阴阳书也没有这些说法，只有《堪舆经》托黄帝与天老对话，才有五姓之说。而黄帝时代，不过数姓，那时决不会有这些说法。而且许多姓原来只是一姓，却依宫商分属不同，吉凶不同，这也是根本不可靠的。在禄命书的序言中，吕才说道，《史记》中有“卜筮者高人禄命”的记载，王充《论衡》中有“见骨体而知命禄”的说法，说明禄命书也是由来已久。但是吕才认为，禄命决定于善恶报应，与所谓的骨相、生辰无关：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灾。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祸福之应，其犹影响。吕才这是用了《周易》和老子的报应观来反驳所谓的禄命说。吕才接着从《春秋》及后来的正史中援引了鲁庄公、秦庄襄王、汉武帝、北魏孝文帝、南朝刘宋高祖等著名的历史人物的生辰，说依据禄命书，他们或是贫贱，或是短寿，或是无官无禄，甚至要遭受极刑。事实说明了禄命书的谬误。在丧葬书的序言中，吕才说道，埋葬死者，不过是要使墓地“长为感慕之所”，“永作魂神之宅”，但是葬书却据埋葬时日、墓地位置，认为可以给人带来祸福。吕才根据《春秋》、《礼记》等儒经指出，在这些经中，是不讲选择葬日的。吕才还援引《孝经》说，“立身行道，则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援引《周易》说，“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以证明人们的吉凶祸福，决定于人们的德行，而与葬日或葬地无关。经过吕才等人的整理，这些书虽然“为术者所短，然颇合经义”（《旧唐书·吕才传》）。这就是说，经过整理后的阴阳书不仅不与儒经相抵触，而且还成了儒经的辅佐。唐初君臣不重祥瑞，又整理了阴阳术数书，但是对于灾异，却表现了高度的谦恭。贞观八年，陇右山崩；黄河、淮河、长江流域都发生了水灾，李世民向虞世南请教该怎么办。虞世南回答说，春秋时代，梁山崩塌，晋国国君听从臣子伯宗的话，停止娱乐，举行祭祀，所以没有造成灾害。至于水灾，可能是有了冤狱，“宜省录累囚，庶几或当天意”（《新唐书·虞世南传》）。李世民听从了虞世南的建议，派人赈济灾民，申理狱讼，赦免了许多犯人。后来，星象出现了异常，虞世南援引晏婴在出现彗星时劝齐景公修德的例子，劝李世民不要因为自己功高，又值天下太平而骄傲。李世民深刻地检查了自己，说自己十八岁起兵，二十四岁平定天下，不到三十作了皇帝，因此“自谓三王以来，拨乱之主莫吾若。故负而矜之，轻天下士。”李世民反问自己：“上天见变，其为是乎？”（《新唐书·虞世南传》）贞观十五年，李世民要到泰山封禅。到了洛阳，发现了星象异常：“星孛太微，犯郎位”，褚遂良进谏道：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辄见，此天意有所未合。（《新唐书·褚遂良传》）李世民因此中止了这次最重大的宗教－政治活动。唐高宗李治继位以后，大体上保持着太宗时期对待灾异祥瑞的态度。他在位期间，没有为祥瑞举行过庆祝活动，却常常为了灾异而自责。他继位的第一年，晋州发生地震，他责备自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要求臣下直言进谏，以帮助自己纠正过失。乾封三年，彗星出现，臣子们认为彗星很小，不是国家政治有什么过失。但李治认为，这是“谪见于天”，是自己失德所造成的，坚持避正殿，减膳食。（参见《旧唐书·高宗本纪》）早在贞观年间，有一次洛河暴涨，李世民引咎自责，臣子们就说：“水之为患，阴阳常理”，不是什么天对人的谴责，但李世民还是进行了修德活动。永徽四年，天下陨石，李治问这是由于自己的什么过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