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奁田属于嫁妆中的特殊成分，但清代将田产作为嫁妆陪送给女儿的现象在各地都有存在。各地对陪嫁土地的称谓有所不同，除“奁田”外，还有“胭粉地”、“女户田”、“养姑田”等叫法。“胭粉地” 就是供女儿出嫁后私房花费的土地，“女户田”则权属更加明确，是注册在女子名下的土地。当然，“女户田”的来源有多种方式①（参见李智萍：《宋代女户的财产来源》，载《平顶山学院学报》，２００５ （１２）），从娘家带来的奁田是女性名下田产的来源之一。但是奁田作为妇女继承母家的土地，与男子继承土地有一些不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其土地权属问题十分复杂，并且具有不确定或不完全的特性。
１田面权与田底权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权属分为田底权和田面权两部分，这种分别方式本是用以区分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权的，但是在婚嫁问题中，田底和田面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田底权指土地的最终归属权，而田面权则指土地的收益权。如广西《平乐县志》记载，当地有“崽吃田底，女吃田面”谚语，方志作者将其解释为：在陪送女儿嫁妆时，“富者每按其一岁之租额所入以为支出之标准”①（《平乐县志》卷二，《风俗》，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即将土地一年的收益作为女儿的嫁妆费用，而土地的最终归属权属于儿子。但是，根据我们对于地方志及各种风土志的研究，这句谚语含义应该更为广泛。清代许多地方，陪送奁田只意味着赠予女儿土地的收益权，如台北，妆奁中若含有一块田地，则“表示分配一份田租”②（《台北市志》卷四，《社会志·风俗篇》，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８０年铅印本），土地原本的所有权（田底权）不变，主家对土地的管理和佃户的耕种权也不变，只是将土地每年的收益（田面权）送给女儿。以下列契约为例：
立对妆奁租字人叶际昌，有承父明买过林辉显、彭煌赞等水田贰所，坐落土名大店穅榔庄，四至界址印契内载明。现耕佃人林天顺、彭堪。兹因小女锥者婚配林家，其衣食等用饶足可知，但自己针线花粉，时或需用淡薄，爰将该田每年六月早季对佃人林天顺踏出小租谷六十二石，又对佃人彭堪踏出小租谷三十四石，计共七十六石正，付锥者对佃收去，以便自己零星费用。此系喜悦，亦须有凭，合立对妆奁租字一纸，付执为照。
批明：每年六月早季踏出小租谷计七十六石正，付锥者对佃人林天顺、彭堪支收足讫，再炤。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十月 日
在场人 叶宣记
立对妆奁租字人 叶际昌
立喜添妆奁租谷字人魏贤森，今因遵慈亲遗命，即将祖父遗置田业一所，址在六张犁庄，愿将此处租谷拨出五十石正，以付胞妹妍记，借作历年花粉之需。至早季收成之日，自当依时结价，统算银项若干，一齐支付胞妹收入。合应喜立妆奁租字一纸，付执为照。
光绪十九年葭月二十七日
立喜添妆奁租字人魏贤森①（ 《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台湾私法人事编》，３８１～３８２页）
以上两份奁田契约，与前文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台湾的奁田契约一样，都对土地的来源、土名、界址等进行说明。不同的是，这两份契约只将土地的收益（田面）赠给女儿，做“针线花粉”费用，即所谓的“胭粉地”之意。当然，女儿若用于他项，亦无可厚非，女家以“针线花粉”的名义陪送奁田只是出于对男方家庭的尊重。从两份契约的字面意思来看，前一家的租额由女儿自行向佃户收取（当然也可由女婿或夫家人代为收取），后家则由其兄长收取租谷后折算成银两支付给胞妹，这恰巧反映出妇女对田面权的两种不同占有方式，即直接获取租谷或获取与租谷相应价值的银两。但是，两则契约中均没有对女儿拥有田面权的时限做出规定。那么，女儿对这块土地的收益权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或者说，是只在妇女生前供其购买“针线花粉”，还是也供其子孙后代花费使用？ 根据贵州《平坝县志》记载：凡是用土地做嫁妆的，“苟无特别契约”，“其效力只及于嫁女之生前。谚所谓‘姑娘田，姑娘土，姑娘死了归旧主’是也”②（《平坝县志》第二册，《民生志·风俗》，民国二十一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如果女家没有写立特别的契约，或者在契约中没有明确土地的权属分配，则女儿只拥有土地的收益权（田面权），而且此权利只在出嫁女有生之年有效，妇女一旦去世，土地的全部权利归还男家，其子孙不得继承土地的收益权（田面权）。那么，以上两则契约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奁田收益权的期限，但是也没有说明此权利可代代下传，则女家在女儿死后将会把奁田的收益权收回。
也有的奁田契约中写明土地收益权期限，如以下契约：
立随奁字父□□□，夫邻里乡党，原有相周之义，膝下小女岂无分赠之财，况小女未字在家，又能孝顺无违。余平生薄有储蓄，特向内人及小儿等妥议，许将买过□□□堡□□庄□□□田一宗，年收小租粟□十□石对佃，交与小女□□□作于归随奁之费。其契券仍存在吾家，俟小女□□身故后，女婿外孙等须就此小租粟□十□石对佃，交还外家原主掌收。合立随奁字一纸，付小女□□执照，以杜日后争端。汝辈须曲体吾意，切勿违背前言。
光绪三年 月 日
代笔人□□□
婚配媒人□□□
立随奁字父□□□
此契约中明确指出，奁田地契仍然存放母家，女儿只享有土地的收益权（田面）。如果女儿去世，女婿和外孙不得占有土地收益，须“交还外家原主掌收”，这样土地的各项权利就没有任何疑义存在了。奁田的另一种陪送方式是将田底与田面全部转赠给女儿，为女儿女婿家庭世代所有。台湾《南投县志稿》记载了当地的习俗：在陪嫁女儿土地时，如果“用一量斗内装一块土”，就表示“其陪嫁的田地永远属于此女，即使此女死亡后仍可属于男方所有”；如果“量斗里放一束稻禾”，则表示“此女陪嫁的田地仅给女有使用权，直到此女死亡后，此田地仍然需归还女方”。①（《南投县志稿》卷六，《风俗志》，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７９年铅印本） 用量斗内装土和稻禾的方式，让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陪送土地的权属分别，是一种非常简明的办法。但是，这种非书面形式的授权，在经历长久的时间之后往往容易界线模糊、引发纷争。大部分陪送奁田的家庭，特别是将田底权和田面权全部转赠给女儿的，一定要另采用书面契约的形式来证明奁田的权属。以下是两份陪嫁奁田的契约文书：
立据字父弘庆，己手置有民田数号，坐落十二都新乾田中地方，土名上确头、左福坪、墙头等处，年载租米陆石，应受苗米六斗，立在淳化乡陈君威户下的价银陆拾陆两纹广（银） 正。今拨与长女为妆田，向胡处前去收租管业，俟后原主或凑或赎，胡家自行理论，其粮色口即割入户，不得负累。今恐无凭，立据字并承佃叁纸，统付为照。
外兄水牛姆并仔姆并仔统付再照。
计开
佃户池德受，年载租米六石正
年例田牲二只，中旦一席
乾隆十九年七月
立字据父 弘庆（花押）
代字舅公 德义（花押）
立嫁女妆奁字人郑茂炳，有名买过王湖田园一宗，大小合共九丘，抽出契内田一丘，受种子一分零一毫三丝正，蕃薯种三千八百余种。东至宵太路，西至郑本田，南至郑本园，北至郑本田、吴田、埔仔乾，四至明白为界，交过李学官掌管收成，以为祀业之物，与房叔兄弟侄无干，亦无交加来历不明，保此田果系是郑茂炳大契内抽出作嫁女妆奁，日后子孙不得争讨。恐后来反心无凭，今欲有凭，苟立嫁女妆奁田业字一纸，交过女婿李学官，付执存照。
咸丰十年二月
立嫁女妆奁字人 郑茂炳
代书人 自笔①（卢增荣：《清代福建契约文书中的女性交易》，载《东南学术》，２０００ （３））
两张文书都是由出嫁女的父亲出名写立的，文书主要内容大致相同，仍是说明陪嫁田地的土名、四界、土地来历、收益和租佃等情况。与前边三份文书不同的是，这两份文书即是《平坝县志》中所说的“特别契约”了，有了这样的契约，说明女家将奁田的所有权（田底）和收益权（田面）一并转归女儿女婿，由他们负责“收租管业”。第一份契约中的奁田系他人典出的土地，今后原地主如何处置，也由女儿女婿交涉办理。这种形式的奁田将留传给女儿的子孙后代，母家不再收回。后一份文书还特地说明“日后子孙不得争讨”，以杜绝日后可能发生的纠纷。
２母家对于奁田权益的干涉
有学者认为，奁田属于分割产权：所有权在娘家，使用权在夫家。②（参见张小军： 《象征地权与文化经济———福建阳村的历史地权个案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 （３）） 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奁田是一种特殊的土地转让形式：既区别于土地买卖，因为双方并不涉及金钱交易；又不属于土地的完全转移，因为即使母家写立契约，将土地所有权、收益权全部授予女儿，他们往往还会保留对于奁田某种权利。
《清史稿·列女》中记载的浙江桐乡濮氏女，“其父无子”，“万金悉畀女”，嫁妆中“田宅、奴婢、什物皆具”。但是，由于濮氏女违背母亲意愿为父亲置妾生子，“母憾女，尽收田宅、奴婢、什物，驱就他舍，屏勿复相见”①（《清史稿》卷五百八，《列女》，１４０３０页）。濮氏女嫁妆中的奁田是否写立契约文书，今已无从考证，但无子家庭所陪送给女儿的土地房宅一般是具有完全意义产权的，如果只给女儿“田面”权利，女儿死后其家亦无兄弟子侄可继承。尽管如此，濮母在一气之下可以将赠给女儿的所有奁产全部收回，其女“乃骤贫”。
《清稗类钞·婚姻类》载：“香山郑家村，其始祖郑某，积产至数十万，年将七十，无子，仅一女，已嫁，不复作求嗣想，遂倾产与婿，欲依以终老，数年矣。一日，偕婿父散步郊外，忽外孙以饭熟请，郑以为唤己也，应之，而外孙以请其祖对。食已，因思竖子且如此，其余可知，遂决计他徙。而券契累累，均在婿手”，郑某于是设计将各类券契从女儿手中骗出，“启户遁”②（《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０３８页）。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尽管母家将土地等资产陪送给女儿，却仍然保留有一定的权利，比如可以随时将资产收回。这说明妇女对于奁产的所有权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她们的行为不符合母家要求———濮氏女为父纳妾、郑某外孙不尊敬外祖，都可能导致她们失去奁产。江苏松江一带陪送奁田的习惯则是，“须出嫁之女生有外孙，方将田单交与过户”③（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１９７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如果没有生育男性后代，女家即有权将奁田收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