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奢嫁”之风，无疑是人们典卖田产的主要原因。那些仅免于饥寒的“中人之家”，没有多余的财产可供陪嫁，又碍于体面不愿女儿嫁妆俭啬，只得典卖田宅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来维护“体面”。典卖产业田宅用以筹办嫁妆，使得许多家庭家道中落，甚至“往往有因嫁一女竟至败产倾家，一蹶而不可复振”⑥（《成安县志》卷一○，《风土》，民国二十年铅印本）。由此，对于不量力而行、典卖田产嫁女的行为，方志撰写者们疾呼宜改变此风气，以维护传统的经济秩序。
婚嫁中的奢靡之风此处姑且不论，看过这些记载，我们往往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与其鬻田嫁女，使得土地流入外姓，为何不直接以田地作为嫁妆赠送给女儿？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嫁妆的习惯及礼法决定。在第一章论述嫁妆的构成时，我们曾经提到，出于习惯做法，直接用金银做嫁妆情况并不多见，土地也是如此。清代各地嫁妆有其习惯构成，只是按照家庭的贫富而决定不同的等次。如天津地区陪送嫁妆，最贫困者“仅备女子常用之物若干件而已”，随轿带至男家，“不遣人送”；稍有余力的家庭，“则十六抬或十二抬”，中等人家“大率为二十四抬或三十二抬”，富家“递加至百余抬不等”①（《天津志略》第一编第十一章，《礼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最具有代表性的，仍是杭州的嫁妆：“最简者曰‘四只头’，仅有衣箱四口；现在除清寒人家外，绝无仅有。其进一步者为‘赤脚两裙箱’，所谓‘赤脚两裙箱’者，系无榻床，无圆火炉，仅有裙箱两口而已。其稍进一步者为‘两裙箱’，则有圆火炉，有榻床，有显被矣。其又进一步者，则‘裙箱’ 之外，更有玻璃衣橱，但此种木材，均属椐木。其更进一步者，则为‘红木两裙箱’，是则全用红木所制者矣。显被之增加，从八条至十六条，有银桌面等位陪衬妆奁；其再进一步者，则为‘红木四裙箱’，显被多至二十条，银桌面增至二桌，衣橱亦随增之为四。穷奢极欲，无有止境。至乡间之最简陋者，则仅一桌四杌而已”②（《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３６册，《苏州风俗》，２７页）。从一桌四杌到“红木四裙箱”，表现出严格的等级界线，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身的贫富，置办不同等次的嫁妆，但是，金银、土地等并不在陪送范围之内。就是说，许多地方嫁妆的习惯构成为衣物首饰、家具器皿等，没有陪送土地的惯例。如《合水县志》中即明确指出：“力有者之妆奁，亦颇备具，特无以人畜、房田资送者”③（《合水县志》卷下，《风俗》，乾隆二十六年抄本）。彭定求的儿子彭正乾在分家时也说，家族中从无以土地给女儿做嫁妆的先例。④（参见《彭氏宗谱》卷一一）
礼法规定也对嫁妆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按照《周礼》规定：“嫁子娶妇，入币纯帛，无过五两”。这里的五两，并非金银，而是缁帛，“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为一两，五两共十端也”①（《周礼注疏》卷一四，３６５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即嫁妆和聘礼皆不得超过五两缁帛。清代对于嫁妆的陪送虽无明确限制，但是规定：“汉人婚娶，纳采及成婚礼四品官以上，绸缎不得过八匹，金银首饰不得过八件，食品不得过十。五品以下官各减二，八品官以下有顶戴人员以上又各减二。军民人等，绸绢不得过四，果盒不得过四。其金银财礼，官民概不许用。至庶民妇女，有僭用冠帔补服大轿者禁，违者罪坐夫男。”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二十五，《礼部》，９４３９页） 此法令虽然是针对男家纳采而言，其中的“其金银财礼，官民概不许用”对于女家陪嫁也同样具有约束力，直接证明婚嫁中用金银属于违法行为。礼法的规定，一方面是为抑制婚娶中的奢靡浪费，另一方面表达出聘礼和嫁妆的意义在于，男女两家缔结姻亲时互送礼物给对方，以示尊敬和友好，达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③（《礼记正义》卷六十一，《昏义》，１６１８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的目的。若在婚姻缔结中使用金银，无疑亵渎了这一圣洁的使命。从这一角度来看，土地与金银同样违背礼法的规定和婚姻的大义，思想家陈确即明确指出：“聘之用黄白，非礼也”，“质产，尤非礼也”④（《陈确集》，５１５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反对在婚姻缔结中使用金银和田产。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对于家庭来说比金银更为重要，它意味着人们的生活来源和生存之本：人们通过耕种土地获得粮食、维持生计；有盈余的家庭便设法买进土地，以置产业，即使城居的官员也往往积蓄钱财俸禄，在家乡置卖土地，以为养老之需和留传后世子孙的财产⑤（如彭玉麟之父“宦二十余年，节廉俸，托亲党为购田庐，以为归老资”，见《彭玉麟集》中册，２４１页，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３）。拥有土地的多少成为判定家庭贫富的主要标准，只要家有土地，就是有产业，家庭就不会贫乏。因此，家庭和宗族对于土地的重视大大超过金银，陪送土地尤其属于“非礼”行为。如曲阜衍圣公孔府的田产转移中，“没有看到把田产作为女儿嫁奁的材料”，只有“婆媳之间的田产相互授受”。就是说，外姓女子嫁入孔府可以带来奁田，而孔氏宗族的女子出嫁绝不可陪送以奁田，带入孔府的奁田也只传媳妇，不传女儿。“这种在女性中，田产传媳不传女的作法，同封建族谱上规定祭田不能卖与别家他姓具有同样功效，目的是使田产不致分散，维护其贵族封建门第。”①（ 转引自何龄修等： 《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１６０～１６１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第二，奁田容易引发家庭或家族纠纷。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的权属问题十分复杂，土地交易或转移程序也十分繁琐。如果一个家庭想要出卖一块土地，首先要受到亲族优先购买权的限制，即“卖地时需先遍问叔伯弟侄等有优先购买权的‘亲房’。亲房不买，则由亲及疏遍问本家族人。族人不买，则由亲及疏遍问姻戚，姻戚不买，则问承典、承租人。承典人或承租人亦不买，还要遍问地邻。又不要，才能找其他人承买”②（张研：《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权属的再思考———以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乡规”、“乡例”为中心》，载《安徽史学》，２００５（１））。如果没有征得亲族的同意擅自将土地卖出，亲族有权出面阻止或干涉。事实上，即使在征求过族人意见的前提下，往往也会有族人干涉、挑衅。如以下案例：
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十二月，河南登封县陈刘氏，丈夫已故，“因贫难度”，只得出卖土地。陈刘氏首先在陈姓本家本族之内征询买主，包括其夫的侄子陈雅，都说“无银置买”。按照乡规，在这种情况下陈刘氏可以卖与外姓，于是托中人陈兆凝寻到买主王仁，议定每亩价银三两三钱，共出卖约七八亩土地，双方当即写定“觅买文约”，王仁向陈刘氏交纳买地定钱一两二钱六分银子、九百钱，言定其余银两在丈明地亩之后交嫁妆与清代妇女的财产继承权１８５ 齐。然而买卖双方及中人在丈地之时，侄子陈雅却跑来阻挡，“混骂”王仁“擅买他陈家的地”。王仁知道“乡规”，表示： “这地既有口舌，我就让你买罢”，便欲回家取文约还陈刘氏，并索回定钱。陈雅仍追上来混骂扑打，王仁失手将陈雅打死。①（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３０４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案例中，尽管陈刘氏在卖地之前已经按照惯例征求过亲族的意见，但是仍然引起纠纷，发生命案。从案例中王仁见陈雅“跑来阻挡”立即表示退让可以看出，他对于土地买卖中的宗族优先权十分明了。而土地交易中的这种权利极易引发家庭、家族的矛盾和纠纷。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阐述土地交易中的亲族优先权，是由于用土地做嫁妆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奁田虽然是由母家赠送给女儿，不涉及金钱交易，但是像其他嫁妆一样，其权属或收益要由女儿从娘家带到婆家。对于其他的家庭和宗族成员来讲，此举无疑使得土地旁落，会引起不满或纠纷，即使在婚嫁当时没有阻挠干涉，也难保日后不寻到女儿夫家挑事。有关此方面内容，我们将在下文奁田引发的纠纷中详细论述。
第三，土地的不可迁移性。嫁妆中的衣物首饰、家具器皿、金银都属于易于搬运迁移的物品，无论缔姻双方家庭距离远近，都没有太大的影响，比如前文钟俊妻的嫁妆，运送时“雇群艘，由水路行。运奁之日，自京至通，四十余里，络绎不绝于道者，翌日始毕”②（吴炽昌撰：《客窗闲话》卷三，９３页）。可见陪嫁多、路途远，对于富裕之家而言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土地则不同，属于“不动产”，不能随着女子的出嫁而迁移。男女双方家庭距离较近自不待言，如果缔姻两家相距较远，则婚后对于土地的管理和利用都极为不便，一些家庭不得不因此将奁田变卖。如下例：
二十七年都立批遗祖父朱廷鹏，因次男世学早丧无嗣，只有一女名酉英，身今年老，将土名坑底租一十砠零十斤，批与酉英，以为遗念，永远收用。立此批遗存照。
崇祯五年五月 日 立批遗祖父朱廷鹏 押
同男 室宝 押
侄 世杰 押
世芳 押
侄孙 宗良 押
宗礼 押
代书侄 世传 押
乾隆八年八月，其田因路途遥远，收租不便，原（愿）转与本家朱□名下为业，当得价银四两整。
陈晋升批 押①（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７５页）
以上是徽州一份地契上的两项“批遗”，即在土地更换新主人时，不另写立契约，而是直接在老契上进行批注。两项“批遗”分别加于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和乾隆八年（１７４３），百余年间，土地由朱家划拨陈家，再由陈家转归朱家。事情的缘由是，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徽州朱廷鹏因孙女酉英远嫁陈氏，将一块收益为“租一十砠零十斤”的土地批给酉英作为奁田。但是，由于朱陈两家“路途遥远，收租不便”，乾隆八年（１７４３），酉英的子孙陈晋升将这块土地以四两银子的价格，又转卖给朱氏本家。②（参见上书，７５页） 此个案中，土地由陈家经管１１２年（酉英出嫁后亦算陈家之人），虽然没有言明土地几亩几分，但从其租额为“一十砠零十斤”和转卖的价格为四两白银来看，土地并不多，按照清代的土地价格推算，可能只有很少的几亩。陈家百余年来为几亩土地的管理和收租所经历的辛苦麻烦，可想而知。最终由于距离遥远，收租困难，按照土地交易的乡规乡例，将其转卖给朱氏本家。
总之，由于陪送土地属于“非习惯性”或“非礼”行为、管理不便并容易引起纠纷等方面的原因，嫁妆中较少陪送奁田。经济能力有限的家庭，有时宁可典卖土地置办其他类型的嫁妆。
但是，尽管奁田可能带来不便和纠纷，清代还是有一些家庭在女儿出嫁时陪送土地。对于富者而言，他们陪送的嫁妆无所不包，几乎将女儿生前死后可能用到的一切物品全部予以陪送（比如台湾一些地方的嫁妆中包含棺木），土地也不例外。而对于中下层家庭而言，“鬻产嫁女”不仅使家庭丧失生存之本、家道衰落，而且使许多土地流入外姓，与陪嫁奁田“非礼”的初衷背道而驰，一些士人疾呼应力挽此风①（这一点可以从地方志的记载中反映出来，如《续修永定县志》（卷六，《风俗》，同治八年刻本）：“惟妆奁竞尚华靡，力足者动费千金，即力不足者亦转相效尤，至鬻田以偿所费，此则风之宜革者也”；《古田县志》（卷二一，《礼俗》，民国三十一年古田县志委员会铅印本）：“奁值累千金，有鬻产治具者，若延师则纤毫必较。谚云：‘有钱嫁女，无钱教子’，其风为已下矣。今后此俗或可渐革欤”； 《上杭县志》（卷二○，《礼俗》，民国二十八年上杭启文书局铅印本）：“女家以嫁奁不丰恐失体面，于是多索聘金、猪酒；男家亦以争体面，故事事必求其丰，致有鬻田宅以行之者卒之。婚嫁两难，此俗之所宜亟正者也”；《万载县志》（卷一，《防御·风俗》，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至奁具，则糜费已甚，始而富家稍炫其妆，继而迭出求胜，渐至贫窭效尤，典卖以从，此则侈靡之宜变者也”；等等），譬如一向持“质田非礼”论的陈确又提出： 陪送田产虽属“非礼”，若在无钱办妆的情况下，与其典卖田产嫁女，不如直接将土地作为嫁妆。他还举出自己家的例子来证实其说法：
然吾王父为吾父婚，仓猝不成一币，质田八亩附聘书。他日，外王父以归，吾父藉此起家。吾父为季确聘于王，亦不成一币，质田六亩，季亦藉此以起家。则质产虽非礼，犹胜废产，故附记于此，以明产不可废之意，非欲我子孙以质产为礼也。②（《陈确集》，５１５页）
陈确的祖父、父亲由于没有余资，都用土地作为聘礼，而其外祖父、岳父再将此土地作为嫁妆返还给陈家，陈确父子凭借这些土地得以立业。陈确引用自己经历告诫人们，不要轻易出卖田产，如果没有足够的资财置办聘礼或嫁妆，陪送土地也不失为一种对策。陈确的观点肯定了我们前文所提出的疑问，说明清代士人对于陪送土地的观念已经开始转变。
至于奁田所导致的不便和纠纷，人们也相应采取一些措施予以避免。
首先许多家庭在陪送土地时，都会预先考虑男方家庭的距离问题。如前文提到的吴三桂，清初他受封“平西王”，驻云南，而女婿王永康是苏州人，两家相距甚远。吴三桂在为女儿置办嫁妆时，“檄江苏巡抚”，在苏州“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作为给女儿的陪嫁。①（参见《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０３３页） 吴三桂的在苏州置买土地，避免了日后管理和使用的不便，不失为一种明智的举动。清代不少官员都效仿这种做法。雍正年间，年羹尧之女嫁入曲阜衍圣公孔府，“年羹尧在济宁州汶上县地方置买田庄四处，计十九顷有零”，作为女儿的奁田；乾隆年间，大学士于敏中之女嫁孔府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于敏中斥资于附近置买“吴寺、泉头、石井”三处庄田，共计五百多亩随嫁田。②（参见何龄修等：《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１６０～１６１页）
其次，为避免日后的纠纷，多数家庭在陪送奁田时还会写立契约文书，明确土地的权属问题，以杜绝将来可能发生的纠纷。如以下奁田契约：
立永远妆奁字父□□□，窃谓男女原为一体，父母固无二心，余有长女名□□，性质纯良，善事父母，未字之时代理家政，克勤克俭，余颇积囊资，半藉助焉！兹当于归在即，托配与西门外家罗□□者，余夫妇妥议，愿将买过□□□□庄刘□□水田一宗，址在打猫好收庄拔仔林洋，又买过□□庄何□□水田一宗，坐落土名充吉庄后，此二宗界址具载上手契内明白。保此二宗之田永远归长女及女婿□□□掌管，子子孙孙世守勿替，后日兄弟不得争较生端滋事。合给永远妆奁字一纸，连二宗田契共十纸，付交媒人送执炤。
光绪十一年六月廿三日
代笔人□□□
婚配媒人□□□
立永远妆奁字父□□□①（《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九辑，《台湾私法人事编》，３８２～３８４页）
此契约中，父亲将两宗土地陪送给女儿，他首先将土地来源、土名界址等情况交代清楚，然后明确两宗土地的所有权永远转归女儿女婿，“子子孙孙世守勿替，后日兄弟不得争较生端滋事”，契约开头的“立永远妆奁字”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两宗土地从此与女家无干，在法律上属于女儿女婿的财产。有了这样的契约和土地的地契，应当说可以有效地防止女家族人的纠纷了。
二、奁田的权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