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家时，我们用煤球炉做饭烧菜，一天要烧四五只煤饼，后来改用烧煤球，一天也要花去一角到两角钱。
父亲关进去后，买煤球没钱了，但生米总得做成熟饭，菜也不能生吃。母亲见有些穷苦人家是烧柴做饭的，也学他们样，找来一只破脸盆当底盘，捡几片半月形的瓦片竖在盆底，用泥一糊，留一个口子，晒干后成为炉灶。炉灶上安放一口生铁锅，把晒干的柴禾点着，从缺口塞进，置于中间，就这样烧饭炒菜。
母亲干一天活拿一元钱工资，老板规定先干后付。
每天晚上老板才给母亲这一元钱，我们一家人，每天所有的生活就在这一元钱里打主意。母亲省去了一切可以省去的开支，保证口粮。一大家人一天总得买四斤米。单买四斤米，就得花去五角二分钱，还余下四角捌分钱，用于买菜、买柴、买草纸、肥皂……
一年四季，我们不吃肉，不吃鱼，小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肉的滋味，长年累月地不进鱼肉，看见别人吃鱼，吃肉，也不馋。
我们喝稀饭，吃咸菜，也感到很香。如果哪一天，母亲多买了一斤米，我们能吃到三两、四两的干饭，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家里几乎一连几天吃不到油，连汤里也看不到油花，桌上摆出的炒青菜，都是在菜场烂菜皮堆里拣出来的。
夏天，我们拣来西瓜摊位旁的西瓜皮，母亲洗干净后，用盐腌了给我们当小菜，我们一个个吃得很香。
20世纪50年代的菜场上，有豆渣可卖，几分钱可以买一大堆，这些东西很难下咽，母亲把豆渣炒熟拌在稀粥里，使稀饭变厚耐饥。秋天山芋上市后，我们一家就天天喝山芋稀饭。
为了一家六口活下去，刚刚七岁并且瘦弱的大妹每天早上要到菜场的烂菜堆里挑菜皮，而弟弟则要跟在一群孩子的后面，赤着脚去黄浦江边拾柴禾。20世纪50年代的黄浦江，江边的水泥堤坝很低矮，江面上空空荡荡，朝浦东望去，眼空无物，江水混浊，江面上漂着一些木片、树枝……孩子们翻过堤坝，脚踩稀烂的污泥，去捡柴禾，带回家晒干后可以烧饭。
这老虎灶是个市口，每天一大早，有好几个小摊子：
六十多岁的“老湖北”，卖油煎臭豆腐干，小油锅一开，吃的人倒也不少。
“老山东”一大早就把酒坛子搬到茶馆的门口，他将细长的竹管制作的酒勺伸进酒坛，然后慢慢地舀出香喷喷的高粱酒，茶客们可以先喝酒后付钱。
老虎灶的南墙下，有一个油炸糯米团子的摊头，隔着狭窄的石子路，十字路口的对过，有一个烘烧饼的摊头，还有一个做米饭饼的摊头。
每天早上花三分钱买一小包（大约有二三两）什锦菜，就够我们一家六口人吃早饭了。中午放学回家，一看桌上没菜，我就用酱油汤泡饭，吃了就去学校读书。这些饭都是我大妹烧的，她把饭划分成几小块，每人分一块，有时饭不够吃，母亲就给她三分钱，叫她去买一只烘山芋吃。
早上我们背着书包上学时，母亲给我和我弟每人两分钱买早点，那时，两分钱可以买一只大饼或者二只米饭饼。
我们经常挨饿。一个个饿得浑身一把骨头，连眼睛都凹下去了，胸前的肋骨都凸了出来，一个个都像 “小瘪三”。那时，吃饭是我们极为看重的一件事。有一次，和弟弟吵架，他想不出别的办法报复我，就把分给我的一份饭吃掉了。
而母亲每个时期都有个重点，谁生病时，买米剩下一点钱，就买一个鸡蛋或买一两精肉，给生病的孩子吃，几个大孩子尽管吃不饱，但不大生病。两个小的容易生病，所以稍微给她们吃好一些。
为了活下去，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
我们虽然很穷，但都很听母亲的话。
母亲平时教育我们：“要人穷志不穷，不要羡慕别人吃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有青菜萝卜吃，有饭吃，就不错了。只要有志气，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会吃好的！”
1954年六一儿童节前，正读小学五年级的我被批准参加了少先队。回家告诉母亲：“妈，汤老师同意我参加少先队了，要交五角钱买红领巾。”
母亲听到这消息，高兴地说：“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子女，学校能批准，可见没有把我们看死啊！”尽管一条红领巾是我们一家人半天的生活费，但母亲对我们几个孩子说：“饭可以一天不吃，少先队一定要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