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初，小妹得了麻疹，吃了偏方香菜和豆腐以后，小妹的麻疹慢慢地好了。但不久，又得了百日咳，天天咳嗽，妈没钱也没时间给她看病，咳到一口一口吐血，只能一天天拖着。由于饥饿和疾病，小妹瘦得皮包骨头。
小妹生下不久，父亲就入狱，母亲急得连奶水也断了。
因为饥饿，小妹总是不停地哭，哭的声音很低很低，邻家好心的阿姨对母亲说：“你女儿生了奶痨，你要带她去看。”
母亲抱着小妹去小南门王家码头找她四舅看病。四舅公年轻时，在溧水乡下是兽医，专给牛看病打针灸。一次，乡下有人病危，找不到医生，把他叫去，竟然起死回生，从此成名成家，土改时，逃到上海，开了私人门诊。
我四舅公的儿子在王家码头开了一家老虎灶，他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我父亲先入狱，不久他也入狱改造了。他家老虎灶的后面，还开了一个女子浴室，生财有道，每天生意很好，日子过得红火。
四舅公的私人门诊所就开在老虎灶的楼上，他留着八字胡子，专用针灸火罐治病，来看病的人真也不少。十根银针扎进小妹十个指尖，十个指尖流出了黄色的液体。十指连心，小妹发出凄厉的惨哭声，母子连心，母亲的心上也如针刺般痛！
四舅公对母亲说：“你太穷了，不然的话，只要花二角钱买点鱼熬成汤，喝了发发奶，小孩也不至于饿成这样！”四舅公是外婆的弟弟，母亲是他的外甥女，他的桌上堆着大把的钱，但他并没有拿出一分钱来帮助母亲。
母亲是从不开口求人的，她抱起小妹回家了。
二妹吃了别人丢在地上的食物，得了菌痢，高烧不退。
母亲每天上班，一家六口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给孩子看病？
一日中午，弟弟放学回家，只见躺在床上的二妹鼻翼扇动，满脸通红。他急忙跑到老虎灶向妈报告：“妈妈，二妹的鼻子一扇一扇的，我听老师说，鼻子一扇一扇是很危险的，你快带她去看病吧。”妈没有钱，向老板借，老板不应，母亲说：“你就扣我明天的工资吧，我要救孩子！”老板无动于衷。
二妹只得整天在家躺着，只是喂点冷开水。夜里，高烧愈发严重，鼻翼越抽越厉害，见此情景，母亲急了。夜里十一点，老虎灶打烊，她抱着二妹跑到最近的医院。一量体温，已是四十度，医生给孩子搭脉后对母亲说：“你送得太晚了，很危险。”母亲苦苦哀求医生，但这家医院坚持不接收，又跑了几家医院，也如此。母亲只好把二妹抱了回来。
深夜，母亲抱着二妹，把我和弟弟叫醒，悄悄地开门外出，我们呆呆地站在老虎灶门口的屋檐下，左邻右舍都在睡梦中，要给二妹看病，没钱；不看，二妹的性命难保，夜深人静，都不敢哭出声，怕把别人惊醒，骂我们一家大小不识相。
也许是上天保佑，也许是二妹命大不该死，正在这时，黑漆漆的街上，传来了脚步声和车轮在石子路上的滚动声。一位拉三轮车的师傅从老虎灶门前经过，他看到我们母子几个站在路灯下哭，停下车子问：“你们母子几个怎么了？”
母亲说：“我孩子病得很重。”
拉三轮车的师傅说：“救命要紧，你们上车！”
三轮车师傅先把母亲和二妹送到多稼路市二医院。
医院挂号小窗口里传出值班员声音：“看急诊挂号要先付三十元钱。”
母亲说：“我没有钱。”
值班员说：“不行，不行，没钱看什么病？你到别的医院去看。”
母亲急着说：“我到别的医院也一样，他们也不会收我的孩子。现在是救人要紧！你不能见死不救，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孩子送命啊？我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等着，孩子死了，我就上法院告你！我不会放过你！”
拉三轮车的师傅站在挂号间的窗口外也帮着说情：“先救孩子要紧啊！”
这时，一位身穿白褂的医生闻声走来，他看看抱在母亲怀里的小孩对母亲说：“我是医生，我接收。”母亲问：“医生你贵姓？”“我姓李。”
夜间的急诊病房传来哭声，躺在母亲怀里的二妹，循声歪过头去。李医生一看说：“这孩子神志还清楚。”他通知母亲抱二妹上二楼的急诊室输液。李医生对母亲说：“我看着孩子，你先回去准备五元钱。”
三轮车师傅又拉着母亲回家。
“天啊！家里哪有钱？”
车子到了复兴东路口的东街，母亲只好去找小组长张少月借钱。
那时老虎灶里的职工已经成立了“自立会”，还是刚组织起来的。
组长张少月是做大饼的，看病借钱只好找他。
天还没亮，母亲跳下车就“嘭嘭嘭”地敲大饼店的门。
“谁啊，谁啊？”门内有人问，张少月被叫醒了。
母亲说：“是我，路瑞凤！”
“什么事？”
“我孩子病重，在医院抢救，急等着用钱，我申请补助五元钱。”
门里传出迷迷糊糊的话：“现在深更半夜，表格也没有，我先借你五元钱吧。”只听见电灯拉线开关响了，过了一会儿，张少月披着衣服，拿着钱，从里屋出来。
母亲从他手中接过钱，由三轮车师傅再把她送回医院。
母亲下车即给师傅付车费，他没收钱低着头骑着车走了。
母亲缴了药钱，配了药，回到急诊室时，二妹还在吊盐水，她总算有救了。
母亲一直记着那位五十年前踏三轮的师傅和给二妹看病的李医生。在那些困难的时日里，有许多的帮助令人难忘。邻居偶尔端来的一碗咸菜和食物都使我们感到温暖与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