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总和一群穷人家的小孩玩在一处。那时,马路上可以见到许多小孩,国家提倡“光荣妈妈”,提倡多生多育,其实是生而不育,养而不教,父母为谋生而奔走,小孩子没人管,成群结队活动在黄浦江边的大街小巷里……生命对老城厢人来说,只有数量,没有质量。
母亲在老虎灶泡茶,但没有正常工资。干一天活,给一元钱。每天靠一元钱养活一家六口,这在1953、1954年是很苦的。一天买三斤米要四角钱(那时米是一角三分钱一斤),剩下六角钱要买油、盐,要买柴禾、煤球,还要买菜……此外我们的穿衣、读书、练习本、钢笔、铅笔与生活用品也要从这里支出。生活实在难熬。
那年头,黄浦江边有许多叫卖声,白天黑夜响彻在大街小巷:
“新鲜的面包,夹心的面包,奶油面包!果子酱面包!”
“桂花绿豆汤!白糖莲心粥!”
“香炒糯米新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一粒开花两粒大!”
“檀香橄榄卖橄榄!”
“甜浆、咸浆、豆腐花、大饼、油条脆麻花!”
上海老街一年到头,从早到晚,都听得到叫卖声,都有好吃的东西在叫卖……
虽然,我没有正式加入叫卖的行列,但我卖过茶。
东街上的“工人茶园”靠近小东门,这里离十六铺码头很近。平日
有一些小孩在那里卖茶。暑假,我光着皮包骨头的上身,穿着一条短裤,脖子上围着一块湿毛巾,不停地擦汗,脚上拖着老虎灶来客洗澡时穿的大木板拖鞋。
十六铺一带到处铺的是石子路,木拖鞋走在上面,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木拖鞋的鞋底是木板,上面有一条用车胎做的带子(上海人称之为“木拖板”),拖鞋坏了,我就赤脚走石子路,烈日下,马路晒得发烫,每走一步脚都被灼痛。
我一手提铜壶,一手拿茶缸,在十六铺周围人群中到处钻,壶里的茶水是用纱布包的茶叶粉末冲成的。壶提在手里很重,我走一段路,就把水壶放在地上歇一会,再走一段路,再把水壶往地上放一放。我一边走,一边叫:“茶要吗?茶要吗?一分钱一杯,一分钱一杯!”
看到摆小摊子的,问人家:“叔叔你要喝吗?”
有的人不耐烦地说:“走开,走开!小瘪三!”
卖茶的小孩多,要喝水的人不多,偶尔有人要喝,我就给他倒一杯茶,这样可以得到一分钱。有时实在卖不掉,我就喊:“一分两杯!一分两杯!”
有 一 次,一个人要喝茶,我倒了一杯给他,喝完后他不肯给钱就走,他走得快,我拎着水壶跟不上他,只好把水壶放在地上追他,等我跑了几步把钱要到了,回头一看,茶壶没有了,我急得满头大汗也找不到,只得垂头丧气回家了。
卖茶 没赚到钱,反倒把一把铜茶壶给弄丢了。
我还卖过冰。
十六铺有一个冷库,每天上午在大批冷藏的鱼、肉售出后,仓库里就把大块大块的冰卖给排队的人。我拎着一个破篮子,每天一大早就赶到冷库的大铁门外,只见许多衣衫褴褛的孩子都在那里排队买冰。只要花几分钱就可以买一大块冰。然后用榔头和小铁凿子把冰块敲碎,卖给附近居民,他们买去后在冰里放些糖和醋,代替冷饮解渴防暑。这样,卖得好时,一天能挣二三角钱。
我们给老板打过工。
母亲回乡时,我和弟弟暂时代替母亲干活。
那年,我十五岁,我弟十三岁,他比茶桌高一点,就提着一把大铜壶给茶客冲茶。我们先把茶壶从桌上放到凳子上,揭开壶盖,用双手提起铜壶柄,将铜壶嘴对准茶壶口,将开水冲进茶壶。因为我们年龄小,只好两人交替换班,轮着干。
一天,弟弟冲茶时碰碎了一把茶壶嘴。老板说要扣掉八角钱,赔赏损坏的茶壶。弟弟一听急了,我们一天的工资只有一元,扣掉八角,只剩二角,怎么吃饭?我与老板交涉:“茶壶打碎了,我们赔,但要等母亲回来赔,一元工资不能扣,我们三人要吃饭!”茶馆外,很多人围观,老板不得已还是发了工资。
过了几天,母亲回来了,老板把打碎茶壶的事告诉了母亲,逼母亲赔钱,这时弟弟从角落里掏出一只用破报纸包着的包,他当着许多茶客把包打开,里面正是那把破损的茶壶,他不慌不忙地把茶壶嘴断裂面指给大家看:“这断裂的地方是老疤痕?还是新疤痕?”我也把头凑上去,果然这三百六十度的圆壶嘴的断裂处,有二百七十度是发黑的老裂痕,在事实面前,老板只得让步。弟弟的聪明叫我很是高兴,这就是所谓“苦难出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