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把坠着个铃铛，窗口挂着圣诞老人的木偶，背一个大包，想努力攀爬进来的可爱模样。这是一户地道的法国人家，圣诞树挺拔地伫立着，旁边古式壁炉，生着火，偶尔蹦出一粒火星，一小点光亮，失重似的，飘出火堆，泯灭在空气里。空气里裹有烤肉的香味。
爷爷奶奶80多岁，满头银发。奶奶责怪安祖穿得太少，然后对我说：“你应该叫他多穿点儿，他听你的。”
爷爷去烤火鸡。他的动作有点儿迟缓，人老了，一动就显出老态来，安祖帮他清理烤箱。这时，窗外又飘起了雪，天暗，路灯煲着光，街上人很少。我不知怎地就想到卖火柴的小女孩，可我们是屋里幸运的人，有着真实的圣诞树、烤火鸡和火炉。
奶奶拿出相册给我看，是安祖小时候的照片，小安祖头发淡淡的，越长大发色越浓密。“越来越像中国人。”奶奶说。
每年圣诞节，安祖都和他们过。
他们并非亲祖父母，他们是抚养过安祖的人。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
玉琴生下安祖后，继续打工。她的工作是踩缝纫机，大批大批的衣服等她缝合，那些衣料叠累起来，不论白天黑夜，整个房间影影绰绰像伏有鬼怪。生完孩子，无亲无故，意大利男人离她远去，玉琴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她工作时，孩子放在旁边，一哭闹她就不得不停下来。过些时日，她找到一窍门，孩子一哭，她就用缝衣针戳他，反复几次后，孩子不再哭闹，静静睁着一双大眼，盯着母亲。
发觉孩子有恙的还是外人，小安祖被送到儿童医疗中心，在那里遇到了爷爷和奶奶。
他们是儿童心理学专家，安祖是他们退休前最后一个小病人。
也是雪花飘舞的冬天，爷爷戴了假胡子，背着礼物来看安祖。玉琴工作忙，有人帮忙看孩子也遂了心愿。没多少日子，安祖倒觉得爷爷奶奶比较亲，母亲想接他回家时，他哭得撕心裂肺。
奶奶说：“他很聪明，才四五岁，就认得我们回家的路，经常一个人跑出来要见我们。他的母亲没时间照顾他，而我们已退休，非常乐意照顾这个孩子。”
一晃近20年，陌路相逢者渐渐亲如家人。
安祖在厨房里忙着，即使看不见他，我也能感觉到他舒展的眉目和愉快的神情，有爱的地方才叫家，这里和香街上冰冷的房子不同。
爷爷又扮了会儿圣诞老人，圣诞树下摆着五彩斑斓的礼物。夜深，老人睡得早，待爷爷奶奶休息后，安祖递给我一个礼物盒。我打开，是一本童话书，扉页上写有他的一句话：A la fille de mon coeur.
我翻了翻，是法语版安徒生童话，还有精美的插图。他说：“我想这书对你的法语学习会有帮助。”
在我翻书的时候，脖子上滑过一道冰冷的触感。安祖把一根项链戴到我脖子上。
他说这才是圣诞礼物。
他祝我圣诞快乐。
生活如海洋，深不可测。当你跌进他的生活圈子，多了解一点，水就多漫一层，最终，会被淹没的。
葡萄美酒夜光杯
日子流过去一些，学期要结束了，阿曼达建议同学们去酒吧里聚一聚，巴黎有很多bar à vin，品尝葡萄酒的“酒吧”。与夜晚疯狂的酒吧完全不同，你可以在这里点一杯葡萄酒，要一碟点心，安静地坐一整个下午。
翔是酿酒师，来这bar à vin纯属偶然。他在法国波尔多学习酿酒技术，再过一年，他就能获得国家酿酒师资格。翔是中国人，说一口性感中文。许久没听人说中文，如今听一个年轻男孩说纯正中文，倒觉得十分性感，也或许性感是缘于他一身的漂亮肌肉。
酿酒师是个体力活。
我抛了个大问题给他：“葡萄酒是怎么酿的呢？”
翔思索片刻，说：“先从葡萄栽种开始说吧……”
春，绑葡萄枝，要阳光，要通风，绑得到位才能长得漂亮。四月份长芽，六七月葡萄变色，九月采摘。相对于白葡萄，红葡萄采摘更晚。因为葡萄结的果越多，味道越淡，果子长出时会摘除一部分，通常扔得满园都是。白葡萄直接压榨，以液体状态用橡木桶或者不锈钢桶发酵，发酵结束后，可以直接装瓶。红葡萄酒复杂许多，整串、分散的要筛选进入发酵罐，固体发酵。橡木桶三年后就废弃，现在大部分用不锈钢桶发酵。
法国阿尔萨斯盛产白葡萄酒，闻名于世的波尔多地区则以盛产红葡萄酒出名。
翔在一个家庭式小酒庄实习，十来公顷的葡萄园，酿酒师非常辛苦，什么都要学，学习课程通常包括化学、管理、会计、生物等。
“宁夏地区潜力非常大，好酒比法国的还贵。”翔说，“现在有很多中国老板买下法国酒庄，请中国酿酒师的也有，不过大多好面子，通常还是请法国酿酒师的多。”
他打算学习结束后去南美洲闯一闯，那里也是葡萄酒的天堂。
他教我们品尝红酒。
红酒酒杯是花球形，腹宽口窄。杯腹宽，让红酒与空气充分接触，氧化生香，香气聚拢在窄杯口，便于闻嗅。一些保存颇久的酒需要醒酒器，一般红酒直接倒进杯子。红酒入口时，用舌尖包住酒，味觉与嗅觉并用，感受其微妙。
像是告别会，除了阮神父，同学们都各自点了杯酒，一点儿酒精下肚，神情已各不同。余力开始说话，说很多话，滔滔不绝，跟平时的他完全不一样，说自己学过中文，回德国后给我发电子邮件；关一沾酒脸就红，老问我怎么不请她去家里玩。而我觉得快乐，轻松如卧云端，低头俯视世间种种压力，全然与己无关。想起老家的表哥，平时快活无忧的一人，一喝酒就爬自家楼顶挥菜刀，喊：“我要杀人！”或者干脆自个儿跳下来，所幸楼房不高。
酒精真是尤物。
我又问：“葡萄酒的年份说明什么呢？越久越好？”
翔说：“不一定，主要是看那年的阳光、空气、水、湿度、温度，每年的质量都不一样。”
最早的葡萄酒，是由修士栽种，称其为“上帝的血液”，栽种葡萄是苦修的方式。
翔最大的梦想是做出一款闻名世界的中国葡萄酒。人在国外，此种情怀分外浓烈。
人人都有梦想，只有梦想能让生活前进，即使困难重重。我想到，这学期结束，我该正式进入专业学习了。
送创可贴的??护车
那晚的空气特别湿润，空中传来烈火灼烧般的歌声，是歌剧《巴黎圣母院》中的名曲《Belle》。我在做晚餐，菜刀极其锋利，切起菜来很爽快。
总觉得会发生什么。
一点儿声响，敲墙打壁地传来。隔壁又蠢蠢欲动。
我搬到这里已有些时日，房东是上海老太，她腾了个房间给我，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印度女孩。隔音不太好，她做什么我都听得一清二楚。估计今晚又带男友过来。她的正牌男友是哪位我不清楚，一会儿黑，一会儿白。女孩很黑很瘦，一双眼精神极了，人也颇有礼貌，学习非常好，应该是位受欢迎的主儿。
但是她打扰到我了。
我不知道那么黑瘦的女孩爆发力有多强，她开始叫，叫得天昏地暗、欲仙欲死。我真担心她要死了。整栋楼都能听见。
有人开始敲我的门，我喊：“不是我啦！”
那人敲她的门，印度女孩安静了会儿，就那么一会儿，又叫得山崩地裂，仿佛在生孩子。
我在切地瓜，刀滑下去时，隔壁的叫声已无美感，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能不能收敛点儿，已经不是第一次。邻居又敲了几下门，但那女孩毫无顾忌。
果真无敌。
我清清嗓子，也开始叫，拼分贝。我学她的叫声，再加自创，婉转低吼，高昂奔放，要豁得出去才能换来片刻安宁啊。果然，隔壁没动静了，无声无息，惊涛骇浪后的平静。
叫到兴头上，我切到手指了。
刀入左手食指，血喷涌出来。我脑子僵了会儿，盘算着这样的伤口是要到医院包扎呢，还是贴个创可贴就好了。手机响，是安祖的电话。
他问：“晚上想吃什么？”
我说：“我做饭切到手指了，好多血。”
“切到哪儿了？”
“食指骨节，一半儿。”血继续喷涌，我不知道怎么会流那么多血，流到胳膊肘、滴到地上，一时满地血迹斑斑，“好多好多血，家里没备创可贴。”
安祖说他马上叫救护车。我那尚不灵光的法语，被他理解成了“手指头剁掉一半，看见骨头了”。
救护车“呜哇呜哇”很快赶到，封锁路面，好不热闹。两名大汉一阵忙碌，直接把我撂在担架上。他们迟疑一下，问：“哪里受伤了？”
我举起一根血淋淋的指头。
大汉问：“怎么伤到的？”
“切菜伤到的。”
他们很仔细地检查，然后大汉问：“女士，您家里没有创可贴吗？”
“没有。”我说，“伤得挺严重的，不是吗？”
“您弯弯手指。”
我弯了弯，没障碍。结果大汉帮我包了创可贴，救护车一路呼啸而去。
路面恢复畅通，华灯初上，潮湿的空气裹了温度，一切都如往常安宁。我站在风里，心想：原来是件小事。
安祖随后赶到，了解原委后，他看我的眼神很奇怪，飘着一点儿笑意。我问：“干什么？”
他汗颜：“太丢人了。”
我倒觉得抱歉，救护车赶来送我个创可贴，浪费法国人民的公共资源。很久以后，我想起这件事，都忍不住大笑出声，当时真觉得不好笑，大概是反射弧过长，反应慢。话说回来，救护大汉给我的创可贴，我在药店里都买不到相同的，质量极好。
此后家里长备创可贴。
法兰西贵族
这次说个别人的故事，我当配角。
我想说的是，巴黎歌剧院里发生的故事。跟歌剧有关的爱情故事，男主角的身世有点儿与众不同，当然，女主角也跟我们有点儿不一样。他们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我暂且称呼男主角为“爱先生”，女主角姓潘，我叫她潘女士。
他们年近50，是父母辈的人。
地铁7号线的Opéra站，一出来，正对面就是金碧辉煌的巴黎歌剧院。这里日本人很多，游客穿梭不尽。每天，歌剧院的影像被映入无数个相机中，而潘女士的故事，也许没几个人知道。
潘女士来自中国，在巴黎歌剧院唱过歌剧。我认识她，是缘于我的第二任房东，来自上海的“丽莎”，其约50多岁，而我一定要叫她“丽莎姐”，否则她不高兴。
丽莎姐很厉害，早年来到法国，已拿到法国长居，并且为儿子在徐家汇买了套房。她的口头禅是：“只有我不要老板，老板从来不会不要我”，“干活就要往死里干，你拼死拼活的就对了，一刻钟都不能停，这样才有饭吃！”
她租了套房，其中一个房间转租给我。房子非常干净，玻璃窗擦得完全透明，地板不染一粒尘埃。丽莎姐是个热情、现实的漂泊者。
她有个干女儿，跟她一模一样的性格，嘴皮子异常厉害，做事也利索。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一天放学，我刚进屋，听见她们在房里议论着谁。
丽莎姐说：“你没看到她那天穿什么——竟然穿着她女儿的运动鞋，而且不穿袜子，赤脚塞进鞋里！哎呦，我看着都替她脸红，家里有的是钱，怎么就这么不修边幅呢？”
干女儿说：“是呀，一点儿都不打扮，也难怪她婆婆看不起她。不过她也挺厉害的，脾气上来就跟她婆婆对着干，大吼大叫的，硬是把那老太婆打压下去，她老公也不会说她什么。”
丽莎姐说：“厉害什么呀，家里的钱她都不管，整天在我面前炫耀她那30万欧元的戒指，其实钱都在她老公手里，你看她平时穿的用的，哪像一个嫁进了那样人家的媳妇？我要是她呀，就把钱抓在手里，自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干女儿说：“她女儿看上去跟她不一样，说话做事都挺好的。”
丽莎姐说：“离婚家庭里走出来的孩子都这样，现在妈妈又嫁人了，小姑娘心思多了去。”她又说：“你说，怎么爱先生就看上她了呢……”
她们议论的是潘女士，歌剧演员。之所以聊到她，是因为潘女士和丽莎姐见过几面，丽莎姐非要请潘女士来家里吃饭。饭菜准备好了，潘女士还没到，俩女人得空闲，随意聊几句。
潘女士很快赶到，丽莎姐换副笑脸，殷勤得不得了：“来来来，把包给我……你累了吧？你老公不来啊？”
我瞄一眼潘女士的鞋子，果真是少女运动鞋，她踩掉鞋子，赤脚走在地板上。鞋子一时没恢复原状，软塌塌地陷下去。丽莎姐的笑脸和她刚才的话对比鲜明，我忽然想笑。
潘女士有点儿胖，头发喷了很多定型水，看上去硬邦邦的。她长得很普通，年纪不小，说话速度很快，泼辣爽直的模样。她是歌剧演员，应该是歌唱家吧，我想。
她离异，有一女，来法国后嫁给爱先生。爱先生是法国某红衣主教的后代，传统的法国贵族。他们相识在巴黎歌剧院。
我想知道爱先生长什么样。
这时，丽莎姐过来叫我：“你过来一起吃，别客气。”
很简单的菜，潘女士吃得痛快，丽莎姐反而慢嚼细咽的，还穿得特别漂亮。丽莎姐又问：“我还以为你老公要来呢，特地多做了几个菜。”
潘女士边吃边说：“他不来，他让人送我过来。”
我们这几个女人都在看她手上的钻戒，亮闪亮闪的，配着她廉价的衣服。潘女士说：“下次你们来我家玩。”
丽莎姐笑：“我们去啊……”
潘女士接了个电话，挂后，她笑：“我老公问我在哪里呢，要我早点儿回去。”
“他心疼你，怕你丢了。”
“有时一天打好几个电话问我在哪里呢！”
潘女士接到爱先生电话后，没多久就走了。丽莎姐还有点儿感慨，自语：“她不能随便交朋友，一定是爱先生让她这么做的！他们那个圈子，唉，怎么可能进他们那个圈子呢？”
潘女士离去时，两脚一压，套上鞋子，背影匆匆的。丽莎姐又跟干女儿聊，聊爱先生的大庄园：“夏秋，果实压得树枝都弯了，不吃，他们又无所谓这些的，那些果子全烂在园子里，我看着真可惜啊，那些栗子啊，李子啊，超市里卖多少钱哪，贵！还是农药催的。爱先生的园子里全是绿色食品，可惜他们不吃。”
在丽莎姐看来，潘女士是普通女人，比她还普通，可是潘女士进了富贵地，她却没这运气。丽莎姐的老公在上海教书，双耳不闻他事，儿子是她一个人带大的。
风卷走枯叶，落花却随流水。人与人之间是不能比的。
若不是丽莎姐的干女儿摔了一跤，我或许永远不会认识爱先生。那天，干女儿磕到台阶上，腿痛得厉害，不能陪丽莎姐去潘女士家，丽莎姐敲开了我的房门，问：“想看城堡吗？”
后来我想，那天我不该来。
爱先生的家在郊外，幽宁的富贵人家。丽莎姐说：“这是他们其中一个住处啦，有很多房子的，夏天住哪里，冬天住哪里，有些房子一年也没能住上几天。”
很美，每个细节都美，那种居高临下的贵气，逼得人直觉自己是穿错了衣服，或走错了地方。一个老太，应是爱先生的母亲，巫里巫气地看着我们，没有任何招呼。丽莎姐是见过世面的人，转身问我：“你比梅子大不了几岁吧？”
梅子是潘女士和前夫的女儿，今年16岁。父母离异后，母亲再嫁，她才来法国，爱先生是她的继父。梅子是个沉默的女孩，跟她泼辣爽直的母亲不同，梅子的心很细、很精巧，敏感多愁，有着小小的快乐。我们很快相熟，梅子带我到她的房间，给我看她珍藏的小东西，跟我说起她的同学，包括她喜欢的那个男生。这些，她是不会与母亲聊的。
“今晚留下来好不好？”梅子恳求似的看着我。
她没多少朋友。快乐仅仅是因为找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16岁，她还不会说流利的法语，可她有足够的时间去融入这个新家。站在人生急促的转折点，从中国北方来到法国巴黎，巨大的变化令她有所不安，但变化对于年轻的心来说，只不过是清风一阵，露水一颗。
如果我不留下来，梅子会难过，任何一个拒绝都可能在她心里划一道伤，别人划，或者她自己划。得知我能留下来，她非常开心，说：“我去拿东西给你吃。”
丽莎姐不知道在哪里，也许在和潘女士聊家常。我独自坐在这漂亮的房间里，空旷清冷，连回音都寻不回。窗外碧野蓝天。
梅子拿东西没回来，我起身走了会儿，有意无心地看房子里精致的艺术品，不知不觉走到厨房门口。梅子在里面。爱先生的母亲也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