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的声音：“这里不是你的家，你的家在中国！”
我看见一根拐杖抵住冰箱门，老太太的神情活像一尊衰老得面目模糊的愤怒女神。她本是出身优越、优雅一生的女性，我却只看见一张扭曲哀怨的脸，巫里巫气的。
我是不是应该安静地走开？按法律，她是梅子的奶奶。
爱先生站在我身后。这个被丽莎姐和她干女儿聊了无数次闲闻的爱先生，红衣主教的后代，站在我身后。他看上去没什么特别，有着中年人的浑浊和温柔。如果我不在场，他会进厨房，调理母亲与继女的矛盾，即使没什么结果，也不会尴尬，即便是普通人家，也万分不愿把家丑晾在一个不相干的人面前，赤裸裸的。
老太太继续对梅子嘶吼：“你回去，跟你母亲回去！”拐杖敲得冰箱门怦怦响。
我立即离开。
那座漂亮得不真实的房子、敏感的梅子、愤怒的老太，以及印象模糊的爱先生，此后与我再无交集。
我去过巴黎歌剧院。朋友有张多余的歌剧票，送了我。我和一大群普通观众坐在席间，听着仿佛从远古传来的歌声。歌声古典洪亮，那些优雅的服饰、迷人的身姿，涨满了凡人眼帘。这台上台下，不知谁又爱上了谁。
舞台上的她，和落幕卸妆后的她，会异于想象吗？
我最后一次听到爱先生的事，仍然是从丽莎姐和她干女儿口中。某天傍晚，她们依旧窝在隔壁的房间里喝茶聊天，潘女士许久没来了，丽莎姐提到她时，语气有些不快。
我只听到干女儿的一句话：
“……那个老太婆得病死了，我真要恭喜她了！”
潘女士再没来过这里。
这是别人的故事。
街头暴力
巴黎协和广场上竖着一座古埃及方尖碑，与埃菲尔铁塔遥遥相望，往右是凯旋门和香榭丽舍大街，偶有摩天轮缓慢辗转。这一块地经常有加长型林肯车开过，传出车内疯狂的音乐，大多是一些青少年与同伴租个车子，绕巴黎疯狂一圈。青春期的男女通常以这种方式寻找存在感。
安祖带我路过这里时，恰有一辆加长车遇红灯停下，长长的，像只会移动的棺材。黑窗开了一扇，探出个头，十四五岁模样的少年，因脑袋空空而显双眼无神，说起市井小语倒流利，溜了一串。我还没反应过来，安祖已怒，冲那少年喊：“她是我女朋友，你这样说她，小心我揍你！”
那人问我要不要上车，惹怒安祖的是一个词，市井小词，鄙视中国人的称呼，发音类似于“chinetoque”。这词法语教科书上没有，大学教材里也不会有，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少年显然火上浇油，又蹦了次“chinetoque”，在他看来，这是个谁暴力谁就牛的世界。红灯没转绿，他挨了安祖一拳，鼻血攀爬过车身，白色车子，那血迹尤为丑陋。
如果安祖面对的只是这个细胳膊细腿正处在发育期的少年，我不会害怕。我害怕的是，不知道车里还有多少人，品行如何，有没有带刀……果然，长车停下了，车里蹦出好多人，全是不良少年的模样。
当时天未黑，埃菲尔铁塔已点亮，广场上的喷泉正欢，游人如织。这样的场景，无论如何都与暴力无关，但暴力还是发生了。
我没见过街头暴力，印象大多来自港产电影，不过现实中无背景音乐，无灯光，无美感，无镜头描述，是赤裸裸的刀枪棍棒。
满地是碎的酒瓶，棺材内的音乐没关，一惊一乍地应着景。警察很快赶来。
去警察局，又去医院，安祖伤得不轻，他说不想回家让继父看笑话；不想回爷爷奶奶那里，怕他们担心。我带他回住的地方，丽莎姐大呼小叫：“哎呀，又是那些人啊，我刚来巴黎的时候，治安比现在好多了！法国的法律是保护小孩的，没成年做什么都不算犯罪，真要命。”
安祖像是睡着了，我真心希望他是由于疲累，而不是因为脑袋被人砸到引起瞌睡。他躺着，很安静。我翻字典、查网页，想知道“chinetoque”到底什么意思，结果得到一个“中国佬，口语，贬义”的解释，据说很不雅，中文无力解释。
安祖睡着，眉间微锁。手臂有个伤口很吓人，皮肉翻滚。后怕翻江倒海似的涌过来，万一他有事怎么办？暴力仍历历在目，我不禁哆嗦。
我想到盈盈的经历。
我们偶尔有联系，安祖替她找了个学生宿舍后，盈盈随后转租出去，赚差价。她租了个小房间，与多人合住，那儿地段不好，常有抢劫案件发生。盈盈是个爱美的女孩，她宁可住得差，也要买名牌包，打扮得漂漂亮亮上街。结果被劫匪盯上，盈盈死拽着包，劫匪差点儿把她的手砍掉。“又是那些人！”她在电话里咆哮。
巴黎流光溢彩的背后，藏着无数暴力与罪恶。我越想越多，眼里有泪。
安祖醒来，“你哭什么？”他笑，“我又不是第一次打架。”
他说17岁时交了个女朋友，女友曾遭一个阿拉伯人调戏，那次打架才算厉害，两个人都挂彩被送进医院，住了好几天，出院后还被纠缠好久。
少年往事，他提起时，眼里有光。
“明明知道打架不好，就是控制不住，受不了。”他说。
他握住我的手，又沉沉睡去。
真希望他梦里有安宁的花香。
卖海鲜的帅哥
我们这条街上只有一个海鲜摊，卖海鲜的是个20多岁的法国小伙子。
穿一身蓝白工作服，很帅。
家里只有我一人嗜好海鲜，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买蟹腿，很肥的大西洋螃蟹的螯，跟俺老家太平洋东海的蟹螯不一样。
这里人高，马大，螃蟹也肥。我每次都一个人去，排队。轮到我了，我就说来4个或5个蟹螯。然后他就挑给我，很仔细地挑好，外套两个塑料袋。谢谢，再见。从来没有多余的话。
他挑的都是很肥的蟹螯，我很喜欢。每次都一样。我经常去买。直到有一次，安祖跟我一起去海鲜摊，他不喜海鲜，只陪我去买。那个卖海鲜的、英俊的法国哥哥，跟往常一样，很仔细地挑着蟹螯。
谢谢，再见。依然没有多余的话。
回家一看，他给我的，都是空壳少肉的瘦蟹螯。
……
程抱一
进入专业学习第二年，文学课换了位教授，本来是位女老师，通常介绍我们一些温柔情爱小说，比如杜拉斯的《情人》。新来的教授对这些小说不屑一顾，他说要看就看俄罗斯大师的作品，尤其是流亡作家。教授叫Jean-Luc（让?吕克），50开外，头发灰得极有风度。因他老是斜眼看我，时不时提一个难题刁难我，所以我背地里叫他“让驴磕”。
据说他在法国很有名，是位作家。
“你，”他指着我，“你说说看，为什么法国文学作品中，通常是女人出轨？”
好奇怪的问题。我说：“因为那个时代，作家通常是男性，可能在男人眼里，所爱的女人爱上别人就是出轨。如果换成女作家，极有可能是一场天经地义的浪漫。”
同学们哄堂大笑。“让驴磕”挥挥手：“行了，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L "éternité n"est pas de trop。”（《此情可待》）
《此情可待》讲述中国明末的爱情故事，不新奇的旧时浪漫，在法语语境下略显神秘。书中所言：“你到这世上来，是为了独特一张面孔！那张面孔，有朝一日相见，就再也不能忘记。没有那张面孔，大千世界总只是寥落，不能存有趣味，不能存有意义。没有钟爱的人，什么都是东分西散，飘若轻烟；有了钟爱的人，什么都是心心相印，不断会聚。”
“程抱一……”“让驴磕”抹了点儿笑，“不错的作家，我推荐你看他的另外一本小说，Le Dit de TianYi。”（《天一言》）
旁边的新加坡同学悄声对我说：“我也喜欢程抱一，他的文笔比杜拉斯好多了。”
程抱一，法国著名华裔作家，法兰西学院终身院士，赐剑一柄，上面刻有文天祥的一句诗：天地有正气。法兰西学院仅有40名终身院士，程先生是唯一的亚裔。
程抱一19岁才来法国，把一门陌生的外语变成比母语还熟悉的语言，并因此获得殊荣，程先生是第一位。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程抱一成了我这个从不追星的人的偶像。如“让驴磕”所说：“这需要多少天赋，得付出多大的努力啊！”
人生辉煌，从此与伏尔泰、雨果等文豪并列。程先生被称为“东西方文化的摆渡人”。
我见过他两次，一次是他来我们学校演讲时，一次是电视上。
再一回首，发觉他也老了，躬身驼背，颤颤巍巍。
如有天赋，又认真到极致，此生无憾矣。
不缺钱的小偷
史蒂文那天的目标，是大卖场里松下新出的便携式数码照相机，他打算偷两个，卖个两三百欧元，赚一笔。他牵辆大推车，在饼干区逛了会儿，买两大盒饼干，然后把里面的饼干倒掉，剩下两个空盒子。装数码相机是够用了。
他又买了些纸巾，都是大卷大卷的，然后一路踱到数码区。他干这一行已有些日子，开始纯粹是因为好玩，后来偷窃上瘾，买东西不花钱是多么大的诱惑。史蒂文曾经把一台笔记本电脑装进狗粮袋里，付了狗粮的钱得一台笔记本，他觉得自己太聪明、太伟大了。他并不缺钱。他的理由是“那些大卖场的老板都是吸血鬼，我拿一点儿，并不过分” 。
但他这次落网了。
柜台的收银员报了警，警察赶到，亮出一副手铐，人赃俱获，史蒂文被逮捕了。警察说：“你也够蠢，哪有那么重的饼干？”
警察要求先检查史蒂文的车，在史蒂文的应允下，他们翻了翻，没发现什么违禁物品，随后将史蒂文带到警察局。
审讯室。
警察一指墙壁，说：“面朝墙壁站立，把衣服全脱掉。”
史蒂文照办，对着两三个男人脱光，他有点儿难堪，但没办法。时值深秋，天冷，审讯室似乎不设暖气。
警察戴上橡胶手套，命令道：“手扶墙！弯腰！咳嗽！”
史蒂文照做，然后那个警察对同事说：“他屁眼儿里没藏东西。”随后，史蒂文被带到囚禁室。很小的房间，不足十平米，房间尽头隆起一块，上面铺条薄毯，算是床。房间的门不知是塑料还是玻璃制的，没有想象中的铁栏杆。整个房间弥漫异味，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
史蒂文还没来得及跟“室友”打招呼，就又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
这次审讯员是另一个警察，他问：“我们以偷窃罪逮捕您，您要见什么人吗？您可以请律师，您有这个权利。您有什么健康问题吗？如果需要医生，可以提出。”
史蒂文不想让家人知道，他拒绝请律师，关满72个小时就可以出来了，他认罪，不想把事情闹大。接下来拍照、录指纹，史蒂文或许有那么点儿后悔，这下子被记录在案了。
很快，他又被带回囚禁室。
房间很冷，水泥地上的那条薄毯也有异味。“室友”是个20多岁的阿拉伯男人，因为随身携带30克大麻，又被搜出100欧元的现金，从而被判定是毒品交易，囚禁72小时。
“你为什么在这儿？”那人问。
“偷东西。”
那人哧哧笑：“没有比这更不光彩的事了，兄弟，你运气太差。等你出去，咱俩搞一笔，如何？”
“没兴趣。”
“我担保你是第一次来。”
“说对了。”
那人说：“这事跟其他事一样，多进几次，你就习惯了。”
史蒂文躺在水泥地上，心里想着，72个小时该怎么过呢？他不是个爱思考的人，今晚却思绪狂涌，像只多愁善感的受伤的猫。如果他生活落魄倒也罢，偏有份体面的工作，一个美好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女儿。他一向拿偷窃当爱好，这仿佛是闯红灯，没车时无风无浪，被撞则代价惨重。
“室友”的母亲来看儿子，劈头盖脸一顿骂，骂完了送上餐盒。女人四五十岁，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临走时还抹一阵泪。
那人问史蒂文：“吃不吃？”
史蒂文摇头。那人笑道：“等吃牢饭？别怪我没提醒你，那些没包装的食物可能被人吐了唾沫！我从来不吃他们送的面，只拿没开封的蛋糕和瓶装饮料。”
第二天清晨，史蒂文又被叫去审讯室，这次是教育性提问，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偷窃。史蒂文说不会再这么做了，他道歉的模样非常诚恳，于是天没亮足，他被释放了。
出来之前，他签了份文件，被提醒其余的手续上法院解决。
他的车还在大卖场的停车场，大卖场很远，他问警察能不能送他过去，警察拍拍他的肩膀：“警局不是旅馆，没有叫车服务。”
他拎着“合法购买”的卷筒纸，走了很久才找回自己的车。
生活对史蒂文来说没什么变化，他依旧去大卖场购物，没人认出他。
安祖的咖啡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