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一完，老米也跟着掉价，虽然还有遗老遗少留恋这一口儿，但一般人家是不再问津了。离开皇粮，起码食品安全更有保障。如今，如果有谁再把变色发糟的老米拿到市场上兜售，肯定会被扭送到工商局，告你一个出售劣质商品，危害大众健康。世上许多事情，是不可以随意刮风的，一刮风，难免把老米这样的糟粕当作精华，闹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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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饭难吃
世上什么饭最难吃？官饭——官场之饭。
说官饭难吃，并非指其滋味不佳，尽管这是事实。清代负责为官员聚餐提供饮食的光禄寺之厨艺，曾有幸进入京城“十可笑”之列。有一文人陈耕石探望主管光禄寺的朋友时，考察过此处饭菜，并写下了一首《黄莺儿》：“蹄子小多毛。秤梗鳗，着腻烧。海参倔强蹄筋跳，鱼虾寿夭，鸡鹅寿高。冬舂米饭黄而糙。最难熬，新刍水酒，故意满台浇。”事见《清代名人轶事》。此等吃喝，其实已属“超标”。皇上赐食百官时，一般只有寿高之鸡鹅多毛之蹄子，鱼虾海参之类，均告阙如。
官饭难吃，也非指其就餐环境太差，尽管这也是事实。据《明会要·宴礼》记载：“明制，有大宴、中宴、常宴、小宴。凡大祀天地次日庆成，及正旦、冬至、圣诞，大宴。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午、重阳、腊八日，永乐间俱于奉天门赐百官宴，用乐。其后皆宴于午门外，不用乐。”奉天门在南京皇宫，此地气候湿润，官员们在腊八、元宵群集露天吃顿冷餐，好歹能将就。等到明成祖迁都北京，还要在午门外照此办理，就有些麻烦。遇上沙尘暴什么的，饭菜内容未免过于丰富。不仅如此，明代午门之外还是施行廷杖即不听皇上话的官员挨板子的地方。臀部有幸承受浩荡皇恩的朝廷重臣，又要在此处领教御赐大餐，真不知吃出什么滋味才算正确！
官饭难吃的最难之处，是麻烦。特别是逢到老大请客，与宴者无论职位高低，一举一动一吞一咽都要按制度办事，而且还有执法官巡回检查，发现有人吧唧嘴打饱嗝，轻则申斥，重则禀明圣上，或罚俸，或降职。
过去还有比这更厉害的。春秋时，卫国太子完宴请大夫良夫，饭没吃完，良夫的脑袋便被砍了下来，罪名是穿了君王才能用的紫色狐裘大衣，吃饭时还把大衣随意敞开，而且带着佩剑。这应该算蓄意谋杀。幸好，这类极端事例还不多。
官饭难吃，但吃官饭者却不得不吃，否则罪过更大。据《南亭笔记》记载，一次慈禧太后在坤宁宫赏王公大臣吃肉，这可是旷世盛典，既不用露天挨冻，又属于正儿八经的吃食。被赐吃肉者，有一徐郙，同治元年的状元，后来混到了大学士，相当于宰相。这徐相国在吃肉时却没露面，慈禧恼了，“谓其有误大典，当以不敬论罪。”大不敬的罪过可不小，过去名列十恶不赦之列。老徐大惧，转天赶紧找太后请罪。说自己一大早就出了门，没想到路过使馆区时，一辆洋人拉货的马车坏在了当道。车夫帮忙折腾了半天，挪不动，“臣又不能飞越而过，以致误及大典。死罪！死罪！”西太后听罢，“但微哂而已，不复深究。”此事如属实，当在“庚子拳乱”之后。否则，徐相国如拿洋人说事儿，老佛爷就不会是“微哂”而是“勃然”了，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最高执政之所以对吃官饭的规矩毫不苟且，是因为这关系到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臣子们在吃喝之小事上不忘尊礼守法，逢到大事才能和老大一心一意，不致另起炉灶。君臣之外，家庭内部与官民之间同样需要明“礼”，以使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人人敬上惧上，天下自然太平。因此，有的皇上吃饱喝足之后，还要为那些吃不饱喝不足的草民订章程。朱元璋就发过两道诏书，一道是关于士农工商人等平居相见及岁时宴会谒拜的规矩；另一道则明确官员退休后的待遇。其中规定，“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须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凌侮者论如律”。谁拿退休干部不当回事，就办谁。
常吃官饭的主儿，遇到所吃者并非官饭，便会脑袋发懵。据《梦溪笔谈》记载，宋代枢密使陈尧叟与另外六个大臣和文学侍从曾担任过一回皇上（大概是宋真宗）的客人。这一次，皇上要和大家平起平坐，自己坐宴席东边，让陈尧叟坐于席西，“如常人宾主之位”。众臣子皆惶恐不敢就位，说是自古未有君臣齐列之礼。皇上顿时很不高兴，说如今天下太平，只想找几个亲近之人乐呵乐呵，连酒菜也是自家厨房弄的，要是讲规矩早就到外朝开宴了。于是，“尧叟悚栗危坐，上语笑极欢”。宴会之上还赏了赴宴者许多宝物，直到四鼓时酒才喝完。此次“天子请客”一时被传为美谈，但陈尧叟之流大约还得“悚栗”一阵子。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对小绵羊来说，大灰狼露出微笑，比满脸狰狞还要可怕。高高在上者的“平等”姿态，是很难让弱势群体当真的。
官饭难吃已成旧事。如今，无论是饭菜质量还是就餐环境，此类吃喝都没的说。至于其他方面是何状况，因身在“场”外，无从置喙。
堂餐滋味
当官的一大好处是有的吃。而且官越大越是有的吃。起码中国古代如此。许多时候，当官之后想不吃简直都不行，因为有制度管着。
唐朝时，太宗李世民看到大臣值班很辛苦，常常到了吃饭时间还干不完事，于是降旨，供应午餐。免费，白吃。这就是堂餐，也叫堂馔。老李的算盘其实打得挺精：把手下饿出个胃溃疡什么的，没人干活不说，还得老传太医给他们治病，医药费也不少花，不如送顿饭吃，花钱不多，还能落下个关心下属的好名声。唐朝开国初期政事清简，据《新唐书》记载，太宗时中央和地方官员全算上，编制不过720人，相当于北京市局级干部的三分之一，加上编外人员也不算太多，因此，给朝臣来上一顿免费工作餐，还说得过去。
不过，此例一开，难免有人登鼻子上脸，非要来个锦上添花。以后，朝臣一旦升至宰相，白吃饭不说，还要单独另开小灶，说是这样可以吃饭工作两不误，商讨国家大事时不受外界干扰。理由很是堂皇。唐朝虽未设宰相之职，但是享受待遇的人可是不少，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主要头头都在此列。大家凑在一起，开个大唐公司临时董事会，捏咕捏咕，就能把这件事定下来。万一下面有人反对，还可以说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让他板子找不着屁股。
高宗时，宰相之中大概有人听到了下面议论，于是研讨吃喝是否过于丰盛，“欲少损”。新当上宰相的张文瓘大概心理有些不平衡，觉得凭什么你们吃够了，轮到我就要改革，于是发了一通高论，说是“此天子所以重枢务、待贤才也。吾等若不任职，当自引避，不宜节减，以自取名”。这话实在有分量。当高官吃好饭，这是皇上的恩典。想在此事上搞什么改革，只能说明你没有真本事，干脆回家抱孙子得了。此言一出，举座哑然。是为国家省点伙食费还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如果连这点事体都拎勿清，确实该抱孙子了。一项制度一旦建立，受益者总不难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维护它的存在。堂餐即是一例。
既然宰臣们得开小灶是皇上的恩典，总要投桃报李才是，于是唐代便出现了烧尾宴。大臣当上宰相，官阶上大大进了一步，等于鲤鱼跳过了龙门，只有将尾巴烧掉，才能修成正果。因此，新任宰相必须办一顿丰盛宴席，请皇上当主客，这就是烧尾宴。唐中宗时，韦巨源官拜尚书左仆射即宰相，便向皇上进献过一顿烧尾宴。据《清异录》记载，其中菜点兼备，名堂甚多，像什么光明虾炙（生虾可用），通花软牛肠（胎用羊膏髓），生进二十四节气馄饨（花形馅料各异，凡廿四种），生进鸭花汤饼（典厨入内下汤），冷蟾儿羹（蛤蜊），凤凰胎（杂治鱼白），升平炙（治羊、鹿舌拌，三百数），八仙盘（剔鹅作八付）等，共数十种。为了烧掉尾巴，韦巨源想必大大破费了一回。不过，这样做也不吃亏，只要在宰相位子多吃几年就能找补回来。
等到安史之乱后，由于国力衰竭，堂餐也不得不跟着打折扣。唐德宗建中三年时，为了筹集军费，皇上下令降低御膳和皇太子吃喝标准，中书侍郎张镒立刻跟着上折子，“奏减堂餐钱及百官禀奉三分一，以助用度。”张镒算是聪明人，知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皇上都减膳了，你就绝不可再唱“此天子所以重枢务、待贤才”的高调，否则老板一怒之下拆了食堂，让你再饿着肚子上班。这就是官场学问。节约堂餐支出即可补充军费之不足，可见当时公款吃喝的人数已然大增，国家有些难以为继了。
不过，堂餐标准虽可降，原有规矩却不可破，宰相吃饭时，依旧禁止下级奏事。一般人等也没有这个胆量，除非不想混了。可是遇到非一般人等，便有些麻烦。唐顺宗时，就出过这样一档子事。一次宰相郑珣瑜、韦执谊、杜佑、高郢几人正在中书省用餐，翰林学士王叔文非要找韦执谊议事。这可把韦丞相噎着了。王叔文虽然官位不高，却是皇上的大红人，此时不见，虽合制度，可万一他在圣上耳边嘀咕几句，就得吃不了兜着走。韦执谊思忖多时，脸儿涨得通红，最后终于想得通彻，不但将王叔文迎到官署，还让手下再备一桌饭，陪他吃将起来。杜佑、高郢两位也是明白人，闻知此事埋头继续吃自己的饭，一言不发。只有郑珣瑜犯傻，觉得宰相尊严扫地，长叹一声：“吾岂可复处此乎？”随即吩咐手下备马回府，堂餐，不吃了。一顿不吃固然不打紧，可几天后老郑的宰相乌纱帽便没了，再想吃堂餐也没戏了，窝囊得他一病不起，郁闷而终。
不知官场规矩有时即是无规矩者，官，当不稳；饭，吃不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