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跪杂拾
清代光绪年间的吏部主事何刚德，有幸参加过皇上的一次生日宴会。时间，甲午年六月，地点，紫禁城太和殿。
说其有幸，并非虚言。主事官阶不过六品，本无资格和皇上套近乎，但其时各部可圈定两名群众代表领受皇恩，何刚德光荣入选，这才开了一回眼。所谓群众代表，其实也有级别，司局级。据何氏在《春明梦录》中回忆，该宴会很是一般，“两人一筵，席地而坐。筵用几，几上数层饽饽，加以果品一层，上加整羊腿一盘。有乳茶有酒。”他的评语是：“宴惟水果可食。”就是这个只能吃上仨瓜俩枣的皇家宴会，却把人折腾得不一般，盖因礼数太多。与宴者要时刻听从皇家司仪即赞礼者的招呼，该人站在殿陛上高喝一声“跪”，众人便得立马从炕桌即“几”旁站起，然后齐刷刷地跪下去。跪毕，再围着炕桌坐下，继续咂摸歪瓜裂枣的滋味。“赤日行天朝衣冠，盘膝坐，且旋起旋跪，汗流浃背。”这通折腾，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身子骨差点儿的还真顶不住。
中国既为礼仪之邦，官场之上自然少不了各种说道，如此方能“序尊卑之制，崇敬让之节”。以公文格式为例，皇帝特降之命令为谕，臣下奏请由皇上批复的为旨，专供省级干部传阅的人事任免等通报为廷寄；上级机关对下级催办公事的文书称札；文职机关向上级打的报告为禀，武职为详；下级官员有事向上级领导汇报，需用手折，给皇上的报告则为奏折……这仅是清代规矩，其他的不算。初入官场者，光是弄清这些名堂便够晕一阵的。
当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收到过建德一李姓把总送来的文书。老曾见后激动得赋诗一首：“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移封又称移书，本应用于平级官署之间的交涉。清代总督为正二品，加尚书衔者为从一品，把总不过七品武职，和总督中间隔着副将、参将、都司、守备、千总、百户等一长串官员。这李把总，平素想给总督叩头都够不着，递送公文居然用起了与之平起平坐的移封，太离谱。无怪乎逗得老曾诗兴勃然。
大清江山尽管是马上得之，但在官场礼仪制度上却一点不含糊。比如，大臣无论年龄大小、品级高低，面见老大一律得跪着说话；再如，如果赶上圣上心情不错，谈论公事之余问及臣子的家事或是赐个仨瓜俩枣的，跪着的臣子必须立即谢恩，程序为先脱帽，后叩头。脱帽必须以花翎指向御座。再往脑袋上戴时，只能用一只手整理帽襻。至于叩头，更须功夫，关键是要带响，而且必须响达御前。若额痛而不响，或响而痛不可忍，蹙眉闭眼，皆为不及格。有记载说，曾经教同治、光绪两个皇帝认过字的翁同龢，下班后“每夜必在房行三跪九叩头五次乃卧”，声称如此可健身醒脑。其根本目的，恐怕还是想多操练操练，免得叩头谢恩时响动不达标，有损两朝帝师的名头。
翁师傅的头磕得虽好，但最后还是被一道上谕革职回了老家，而且严加看管。因为他有点儿嘴碎，得罪了太后老佛爷。相比之下，另一大臣曹振镛则成熟得多。曹大人在嘉庆、道光年间长期担任军机大臣，还当过上书房总师傅，死后被道光皇帝予谥“文正”。清朝惯例，只有进士出身当过翰林且功勋卓著的省部级以上干部，谥号中才可带一“文”字，而“文正”更是其中规格最高者，只由圣上一人定夺。有清一代，获“文正”之谥的大臣仅七八人，包括曾国藩。可见曹振镛之了得。
曾有门生问曹老师圣眷不衰之诀窍。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开口耳。”话虽不多，绝对经典。这曹振镛虽说开口有限，却总能说到点子上。学问大。道光皇帝当政后期，对臣工没完没了地提意见十分厌烦，当面驳回吧，又怕落个阻塞言路的恶名，让后人说三道四。关键时刻，曹振镛开了一口，建议圣上看折子时对内容不置可否，专挑错字或是表述不合规矩的地方，交由有关部门以“非礼”论处。没多久，满朝大臣再无一人唧唧喳喳，和谐了。大家都非智障，这点小九九再弄不明白，干脆别混了。后世有人评说：“道、咸以还，风骨销沉，滥觞于此。”当时有人私下给曹老师写过“表扬信”：“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这样一个人，最后居然成了“文正”。
清帝逊位，民国诞生，跪拜叩首之陋俗随之废除，不过曹文正公的传人有的依然吃香。也难怪，比起说话不中听的乌鸦嘴来，“多磕头，少开口”者毕竟更招老大们喜欢。世上有些事情，是不会随着朝代更迭而绝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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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刺”谈往
中国许多词语，其实都有渊源。
比如“谒见”，如今属于敬辞，多指晚辈或下官进见或请见长辈或高官。至于谒见程序，并无硬性规定，求见者瞅不冷子给主人塞张“金卡”，抑或寒暄两句即打道回府，均可。但是早年间，谒见却有严格仪轨，求见者必须先将“谒”呈上，由下人转交主人并获得批准后，拜见才能正式开始。“谒”由竹木削制而成，上写姓名、籍贯等个人简况，相当于今日之名片。
谒见一般比较正式，因而请求接见者若吃了闭门羹，会觉得很没面子。楚汉相争时，有一儒生郦食其想谒见刘邦，阐释定国安邦之宏图大计。刘邦让手下传话说，军情紧急，没工夫听儒生瞎叨叨，把他撅了回去。郦食其的热脸贴上了刘邦的冷屁股，不禁气得大声喝道：老子不是什么儒生，是高阳酒徒，再去给我通报。这一声高叫，估计得超过一百二十分贝，直吓得“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刘邦这才召见郦食其，听他絮叨了一番，并任命其为广野君。以后，郦食其去劝降齐王田广，未果，被烹。高阳酒徒于是再也做不成。
“谒”有时也可充当礼单。据《史记》记载，当年刘邦还在老家沛县当亭长时，一次去县长的朋友吕公家参加宴会。当时萧何是操办宴会的秘书长，规定份子钱少于一千者，只能坐在堂下吃喝。刘邦“乃绐为谒贺曰‘贺万钱’，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萧何知道其底细，对吕公说，姓刘的这小子惯会说大话使小钱，用不着答理他。但吕公见过刘邦之后，不但将其引入上座白吃白喝，还把自己的闺女许配给了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吕后。
司马迁说，吕公如此器重刘邦，是因为他会看相，觉得刘邦气宇不凡，前途无限。但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吕公毕竟阅历丰富，明白刘邦之“混混”技能已经出类拔萃，赶上机会，凭此手段定可成就一番事业。萧何则不明此理，因此后来只能给刘邦打打下手，这还是他弯子转得快，不然早被老刘同志收拾了。
到了东汉，“谒”之名称被“刺”所取代，材质仍为竹木之类。有人还在“刺”上添加了官职年龄等内容，专供拜见上峰之用，名曰“爵里刺”。这种官场名片有专门的书写格式，要把所有的内容在“刺”的中央写成一行，不能拆分，故而也叫“长刺”。
其时，民间也多用“刺”向他人表示问候。东汉末年有一名士叫郭泰，字林宗，因其品行端正学养深厚，被读书人奉为偶像。一次他外出闲游时赶上下雨，遂将头上所戴之巾的一角随便垫了起来，结果立即被众人仿效，成为流行式样，被称为“林宗巾”。据《后汉书》记载：“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收到的名刺居然经常用车拉运，这郭林宗的名头确实够大，估计拉回家能省下仨月俩月的柴火钱。不过，郭泰名头虽大，却从未涉足官场，没写过“爵里刺”。结果，当时许多入仕的文人被砍了脑袋，郭泰却能独善其身。比郦食其强。
宋代“名刺”之称犹存，但已改用纸张，因此也叫“名纸”。当时的名刺，大都由当事人亲自书写。南宋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一书中，便记录了秦观、黄庭坚等人拜谒一个叫常立（字子允）的人时，所用名刺的“石本墨迹”。其中秦观的名帖写的是：“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手状。”从落款日期看，这应该是拜年所用的名帖。当时，名帖已开始具备贺卡功能，南宋周密《癸辛杂识》云：“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佥名其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
明清官场之上，以名帖充当贺卡之行径已蔚然成风。明代陆容在其《菽园杂记》中对此有具体描述：“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爱不专。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投名帖者。”还有人为此赋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明清“名帖”还有一说道，即当过翰林者才有权用红纸，写大字。大概翰林系御用文人，与众不同。前一段，电视台播放的介绍清末民初著名的洋记者莫理循的文献片中，就能看到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的名帖，真是红纸大字，应该是他在清朝当官时用的。徐世昌中过进士，点过翰林，所以才有资格使用这等名帖。以后，一些仰慕中国文化的老外也用起了红名帖，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便是一个。其名刺正面书“庄士敦”三大字，背面则印“专诚拜谒，不作别用”。
如今，御用文人没了，这些说道也成为往事。其实御用文人并不好当，起码得有些文才。如果文章写得不着四六，则属徒有“御用”之名而无“文人”之实的混混儿了。
宅第之赐
中国历朝历代，为官不捞外快者，少。捞外快不为人知者，难。好在皇上大都知道十官九贪，对此往往睁只眼闭只眼。一方面总要树几个廉吏典型，让大家学习学习；另一方面，对于更多的非廉吏，只要别贪得过分，还能干点正经事，且由他去吧。把当差的都给办了，自己的龙椅也得散了架。
不过，私捞外快者，哪天把皇上惹恼了，即便官高一品，位极人臣，也难逃抄家籍没的下场，因此总有点悬。不过，也有两全其美之法，这就是争取圣上封赏。没有哪个纪检官员敢上奏，说某大臣得了皇上的外快，是贪官，该查办。除非他是不想混了。皇上赏赐的名堂很多，凡与衣食住行有关者，都可作为赐物。仅赐宅一项，就有许多名堂。
有皇上出资帮助臣工建房的。晋武帝司马炎就曾经下诏为王沈、鲁芝等大臣建房50间。王沈是个文人，但干过一件很不文人的事情。他曾经被魏高贵乡公曹髦礼聘入宫，后来曹髦忍受不了司马昭的欺凌，“将攻文帝（司马昭），召沈及王业告之。沈、业驰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户”。不过，王沈为官还清廉，死后家无余物，晋武帝念及他为司马氏取代曹魏中立下的大功，遂帮他的后人修了两间房。
享受此待遇的还有山涛。山涛很有意思，一面当官，一面又不想当官；一面自己总想辞官，一面又让别人去当官。他就曾经想让好友、与他同列竹林七贤的嵇康接替自己的官职，结果遭到书面严拒，这就是传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评价山涛“多可而少怪”，自己则不然。如当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必不堪者包括早上起不来床，身上有虱子穿不得官服，不愿干杂事，不喜见俗人等等，“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耶”？有这么多毛病还去当官，确实难以“久处人间”。不过，即便是在野，“非汤武而薄周孔”也难为世教所容。嵇康最终仍被诛杀，实非偶然。
嵇康也很有意思，一面写信与山涛绝交，一面对他又十分信任。临刑被诛时，他对儿子说：“巨源在，汝不孤矣。”看来，嵇康的绝交书只是发泄一下对当局的不满，另外留下一份证明材料，免得日后自己犯事儿连累山涛吃“挂落儿”。可谓知友甚深，用心良苦。
不过，山涛在经济上大约难给嵇康儿子太多资助。因为他虽然靠着“多可而少怪”，在官场平安混了几十年，但是于捞外快却十分谨慎。曾经有一个叫袁毅的地方官，“贪浊而赂遗公卿，以求虚誉，亦遗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槛车送廷尉，凡所以赂，皆见推检。涛乃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因此在他死后，只留下十间旧屋，还不够子孙居住，只好让晋武帝帮忙解困。
修房之外，也有批地的。如唐宪宗曾经一次赐给程执恭20亩地，供他扩建居室，合今天1万多平方米。当时百姓的住宅用地标准大约是三户之家一亩地，一次批20亩地给人扩建宅子，也算是个数了。程执恭本为一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后来交出军权进京居住，使得中央政令得以畅通。宪宗赐地，有奖励兼安抚之意。其用心，较之时下玩弄黑箱操作的批地者还要高尚些。
还有直接赐宅子给臣子的。清圣祖玄晔便为高士奇下过诏令，“赐居西安门内”。高士奇为浙江钱塘人，后到京城参加乡试，被权臣明珠推荐到宫廷干点抄抄写写的事，很快得到康熙赏识。汉人能住在西安门内，当时是莫大的殊荣。清初时为确保紫禁城安全，周边均由旗人拱卫，朝廷汉臣即便是一品高官也只能住在城外，更不用说食六品俸的“小把戏”了。
康熙让高士奇住在皇城左近，是考虑到自己读书时一旦遇到疑惑，传唤起来方便，所赐宅第面积估计有限。因为皇上毕竟不是地产开发商，没有那么多空余楼盘。但有了这一处居所，哪怕是贫民窟，也有了捞取更大宅子的资本。因为这是皇上恩宠的实证。高士奇退休后，御史郭琇曾揭发他四条可诛之罪，其中一条便是收受他人在虎坊桥的瓦房60余间，还动用贿银40余万两，在顺城门外斜街等处大肆购买房产。“以觅馆糊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於各官。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疏上，未有下文。
盖因皇上的那只眼此时正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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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舆之赐
中国有些事情很有意思。不少东西明明就是废物，当事者偏偏还要硬充宝贝，譬如皇上的专车。
御用之车，讲究颇多。尽管也有车轮，也有车辕，但是不称“车”，得叫“辂”。皇上用辂，多在于拜天祭祖等大场面，有很多名堂。乾隆曾定下规矩，天子之辂分五等：玉辂、金辂、象辂、木辂和革辂。这些花样其实非乾隆原创，据说远在周代之前，皇上还不叫皇上的时候便有了。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帝，无论张王李赵，只要屁股往龙椅一沾，必得弄出几样辂来，以表明自己和前朝皇帝一样受命于天，否则便不够正宗。
乾隆的玉辂，实在是气派，总高一丈二尺一寸，光是车顶就有三尺一分，搁到现在，想从立交桥下面钻过去都困难。车身上必须贴金镶玉，以与玉辂之称相符。轿车内部纵八尺五寸，横八尺四寸，环以朱阑，饰间金彩，皇上便端坐在里面的云龙宝座上。不过这个宝座倒不大，高一尺三寸，阔二尺九寸，和炕桌差不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