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坐着炕桌出行，自然不甚舒服。另外这玉辂也不甚安全。按照古制，驾玉辂的必须是大象。这家伙不好“歪咕”，发情时更是亢奋得很，一旦拉辂时撒起野来，皇上屁股受罪不说，再被甩到阴沟里，笑话可就大了。于是乾隆想了个高招儿。天子备辂既为亘古礼制，那就照办不误；等到造出之后再下一诏，出行改坐轿子了。如此，自可“革命生产两不误”。御轿也有玉辇、金辇、礼舆、步舆、轻步舆等各种名堂。玉辇的形制与玉辂相差不多，只是没有车轮，由36个人抬着走。有这么多人抬轿子，自然舒服得很。
乾隆此招也非独创。唐朝时，皇上出行已经不喜与炕桌相伴，常常骑马乘辇，让专车跟在后面当摆设。从唐到清，不知有多少皇帝深知自己独享之辂，其实于臀部并不相宜，但始终无人肯革除之，宁可设而不用，大把大把掏银子。个中道理其实也简单，有了专车，皇上的至尊地位才能凸现，不然岂不是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中国过去划分人的等级，车舆服饰是相当重要的标准。历代史书大都有《舆服志》，从皇上到庶民，什么人坐什么车，规定得清清楚楚，僭越违制，严惩不贷。
坐车有了森严的等级，皇上于是更像皇上，同时还多了一份笼络手下的筹码，这就是赐车。臣子一旦获准享用御用车舆，几代人都有了夸耀的资本。汉元帝刘奭执政时，丞相于定国、御史大夫薛广德和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三个重臣，大概是感觉圣上有意调整领导班子，起用新人，于是一起上疏“乞骸骨”，也就是要求回家养老。皇上省却不少麻烦，当然很高兴，“皆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回家歇息去吧。
安车原本是后宫淑女用车。古时候，男人出行时，都要站立车内，君王也不例外。为避免女士累着，于是特意设计了一种可以坐卧其中的车辆，是为安车。后来，这种坤车又用来供朝廷征召的社会贤达乘用，并且由皇上赐给少数退休回家的高官享用，其用意大概也是怕他们累着。安车也有不同等级，一般是一匹马拉的，高级点的两匹马，如果能享用驷马安车，已经是最高待遇了。于是，三位大臣满载着浩荡皇恩回家颐养天年。薛广德老家沛郡闻知此事，“太守迎之界上，沛以为荣”，可见皇上赐车确实非同小可。
不过，赐车也有赐车的麻烦。因为一般人家宅第规模都有定制，不可能预留车库，等着猴年马月安置驷马安车。于是薛广德只好“县（悬）其安车传子孙”。这么个大家伙，“县”起来也实在够悬的，应该买份保险才是。于定国的情况好一些。他家的门楼曾经坏过，其父在重修时特意吩咐工匠：“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这只能算是歪打正着。
皇上赐车，多与活人。原因很简单，有粉得擦在脸蛋上，死人不会再领情。不过有时候死人也可以享享哀荣。西晋时的安平王司马孚、齐王司马攸和大臣贾充，东晋时的王导与谢安，辞世之后便被赐用辒辌车，在入土之前享受了一下皇恩。辒辌车也称温凉车，原来是可供卧息的安车，“如衣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故名之温凉车也。”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外出视察时，乘坐的便是这种车，最后病发死于车中。自打有了这样一番不凡经历，汉代以后辒辌车便成了御用灵车，皇上只有驾崩之后才被迫和它亲近一下。
能被皇上赐用温凉车的人，绝非寻常之辈。王导、谢安自不必说，即以贾充而言，当年要不是他下令，一枪将起兵进攻宰相司马昭的魏国君主曹髦干掉，也就不会有西晋的创立。由此可见，要想与“万岁”同享“温凉”，有时就得敢于“弑君”。当然，所弑的当然是走背字的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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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的”杂述
世上之物，本无常值，一旦稀缺，往往贵重。猪肉鸡蛋、绿豆大蒜、官员、经济学家甚至毛驴，皆如此。
毛驴原籍并非中土。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秦以上传记无言驴者。意其虽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据专家考证，毛驴最初出自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从边疆引入内地，大约在3000 多年前的商汤时代。其时由于交通不便，驴骡只是作为“贡品”献给帝王赏玩。汉初时，毛驴依然十分稀罕。据《陆贾新语》记载：“驴骡骆驼，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择地而居。”毛驴可与珊瑚珠玉媲美，自然属于宝贝疙瘩。
不过，地位贵重之毛驴，除了嗓门宏大之外，拉车载物的本事较之骡马到底有限，久而久之，难免遭致物议。《史记·日者列传》对此已有评价：“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凰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给毛驴们打分甚低。不过，这只是民间舆论，并不能阻止权贵们把毛驴当作宝贝。
东汉末年，毛驴便在官场上又风光了一回。据《后汉书》记载，汉灵帝曾经“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老大率先垂范，于是王公大臣也竞相坐起了驴车，使得毛驴再度成为稀缺资源，“贾与马齐”。对此，有人颇不以为然，认为“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并认为后来董卓陵虐汉室，就是汉灵帝和驴套近乎的报应。此说的杀伤力比起“贤与不肖”之类的议论厉害得多，由是，毛驴在官场之上多年再难出头，只是到了近代，才又一次受到宠幸，成为某位封疆大吏的座驾。此人便是阎锡山。
抗战期间，阎锡山退守至晋西吉县的克难坡，当地道路崎岖，汽车难行，于是他在外出视察时便弄了头黑驴代步，省力又安全。在一些老纪录片中，还可以看到阎长官的驴上英姿。阎锡山骑驴很有特色，手不拽缰，脚不踏镫，十分潇洒，因为一切都有人代为操劳。他外出时，卫士们要用力将其掫到驴背上，然后有的拉缰绳，有的簇拥在毛驴两边，勤加扶持，以防他老人家一不留神坠了驴。毛驴后面，跟着一溜小跑的秘书，好随时记录阎长官发自驴屁股上的指示——毛驴要骑在靠近臀部的地方，骑在腰上会把驴压坏了。由此，当地百姓创造出一句歇后语：阎锡山骑毛驴——不负责任。阎锡山手下的众将官看见领导骑驴，也想仿效，无奈本地毛驴不敷需求，多数人只能步行，于是当地又有了一句顺口溜：“到了克难坡，将官比驴多。”高官和毛驴谁更珍稀，真是难说。
平心而论，毛驴之个头气力虽不及马骡，但是吃苦耐劳，也不讲究伙食标准，特别是在崎岖山路载货驮人，往往非驴莫属。只要不硬性拔高，其性价比并不低。因而三国时毛驴已用于运输，唐代还在陕西一带设立牧场，大规模繁殖驴、骡。至今，关中驴仍是中国五大名驴之一，此外还有德州驴、广灵驴、泌阳驴和新疆驴。
唐代长安的毛驴，常与失意文人相伴，杜甫便在驴背上消磨过许多时光。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对此有着具体描述：“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长年骑着个瘦驴跟在当权者的马屁股后面，四处混吃混喝，杜甫的心里自然不是滋味。不过，若无这番经历，诗圣恐怕也难修炼成诗圣。八抬大轿之中，只能生产御用诗人，驴屁股上则可能酝酿出杰作。
同样生活在唐代的贾岛，也属于驴背诗人。他曾经骑瘸驴打破伞在长安的通衢大道专心吟诗，一不留神撞上了京兆尹刘栖楚的车队，结果被行政拘留一夜。获释后贾岛旧习不改，为了“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这两句诗中，是该用“推”还是“敲”，在驴背上苦思冥想，来回折腾，一不留神又撞上了后任京兆尹的车队，被警卫当场拿下。幸好，这个京兆尹韩愈也是诗人，问明原委之后，非但没“拘”他，还和他一起“推敲”了半天，最后选定了“敲”字。街头诗歌研讨会结束后，骑在高头大马上的韩愈还让贾岛暨其瘸驴，与自己“并骑而归”，留下一段佳话。贾岛后来考中进士，做了个小官，但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一味吟诗，弄得生活十分困顿，“临死之日，家无一钱，惟病驴、古琴而已”。文人若是一根筋，日子往往不好过。
贾岛的毛驴无疑是“私家车”，杜甫所骑之驴是自购还是租用，则无从知晓。不过，清代京城确实有“驴的”可打。生活于道光年间的杨敬亭在《都门杂咏》中，对此便有所记录：“一城三里踏沙尘，十个猴头受雇缗。来往最多天下士，也应驼着作诗人。”当时京城俗语，把一文制钱称作一个猴头，相当于现在的一两角钱。十个猴头打“驴的”可以跑三里地，价钱并不算高。其时，京城和通州之间还有无人驾驶之长途“驴的”，发车地点在朝阳门外。旅客只要交足费用，便可自行骑上毛驴直达目的地。如果某个坏小子想在半路将驴赶入小道，劫持转卖，毛驴便会将其掀翻在地，扬长而去。因为跑这条线路的毛驴都是喂熟了的，只认大道两头站点，名曰对槽驴。
比裸驴高级点儿的，是驴车，好歹有个棚子可以遮阳挡雨。这种“驴的”虽属豪华型，但毕竟还是姓“驴”，官员们对此是不屑一顾的，怕影响不好。再者说，弄个驴车到紫禁城面见圣上，警卫也不能让你进啊。因此官员进宫议事或赴衙办公，都是坐轿骑马。
清代官员的交通工具，朝廷是有规定而无拨款，概由本人自费解决。哪一级干部可以坐什么样的轿子，使用多少仪仗，均有明确条款，超标配置便是“僭越”，要从严治罪，因为破坏了等级秩序。不达标却没所谓，既不属于公款消费，只能由人家量力而行了。
光绪年间曾在吏部长期任职的何德刚，在所写的《春明梦录》中，记录了当时官员交通费用的支出情况：“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或蓝呢，或绿呢，无甚区别，非如外官，必三品始坐绿呢轿也。然亦有不坐轿而坐车者，车则必用红套围，非堂官却不许僭也。要其坐轿者，则以贫富论，不以阶级分也。缘坐轿者，则轿夫四人必备两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省非八百金不办。若坐车，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两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相差一倍。”文中所说的堂官，即六部尚书和侍郎，相当于今天的正、副部长。
何德刚还说自己初到京城时，全是雇车出门。“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费十金而已。”不算购置费，一年的交通开销至少要一百二十两银子，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好在何先生在书中晒了晒收入，让人可以从中了解一二。
戊寅年即光绪四年（1878年）秋，何德刚考中进士后被分配到吏部上班，最初级别是六品主事，年薪六十两白银，每年春秋两季下发。但因国家财政困难，薪酬只发六折，七除八扣之后，只剩下三十二两。“后数年，改作全俸，年却有六十金。京官许食恩、正两俸，补缺后，则两份六十金，升五品则有两份八十金。”五品又分正、从两级，从五品为员外郎，正五品为郎中，薪俸却是一样的。何德刚在吏部干了十五年，才升至郎中，相当于正司级，但一年工资，正俸加上恩俸不过一百六十两银子。而交通费就要一百二十两，所占比例不可谓不高。高官的交通负担更重。清代尚书为从一品，年薪不过一百八十两白银，正二品的侍郎一百五十五两，算上恩俸也只是增加一倍，而养个车队总要四百两上下，何况还要买菜买肉，交际应酬。其中的亏空如何解决，就不好说了。
没路子解决亏空的部长，偶尔也会打打“驴的”。据《清代名人轶事》记载，道光年间的刑部尚书戴敦元，一次下大雪时，便在当街拦了一辆豪华“驴的”上衙办公。下车时，戴尚书脱去雨罩露出了官帽上的红顶子，“御者大惊，将弃车而逃。公强留，与之钱而去”。赶驴车的如此惊恐，除了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儿外，可能还被什么人“拘”过。从此，戴敦元便有了一个外号——驴车尚书。戴部长属于高官异类，喜欢读书，却不会捞钱，故而还有另一个外号——破败书橱，“以公万卷罗胸，而粗服敝车，外观极寒俭也”。也是一根筋。
如今，京城“驴的”已为轿车所取代，为百姓出行提供了不少方便，但是“打的”之“尚书”，还是少，大约也怕影响不好。我们单位原来的“一把手”老范，后来升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正部级。无论在位时还是退休后，他外出倒是经常坐出租。一次他“打的”去大会堂参加人代会，在长安街就被警察拦下，说“两会”期间闲杂车辆不得靠近人大会堂，于是老范便乐呵呵地下车步入会场。还有一次，他“打的”回家，到了部长大院门口，司机难以相信车中老者竟然是“尚书”，琢磨了半天甩出一句话：“您过去是个‘头儿’，现在是个‘老头儿’，对吧？”这话真是绝了。
从“的哥”的言行可以看出，这个社会毕竟还是在进步。因为“御者”得知搭载之客是“尚书”时，非但没有“将弃车而逃”，还能随意调侃两句。“老北京”讲话：“知足吧您呐！”
老范名范敬宜，几年前已然仙逝。如今京城的出租车中，不知还有没有“头儿”或是“老头儿”了。?
天地扫帚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晨之计呢，在于粪。此粪之义，并非蹲在茅房练内功，而是扫除。《荀子强国》曰“堂上不粪，则郊草不芸”，也是这个意思，不可理解为随地大小便。
一晨之计在于粪，绝非杜撰。明代《朱子治家格言》的开篇便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诗经·大雅》倡导的为君之道，也有“夙兴夜寐，洒扫庭内，维民之彰”的条文。意思是，早起晚睡，勤于其事，堂前庭院，洒扫整理，为民表率，严于律己。洒洒水扫扫地，居然能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挂上钩，中国真有高人。
既然居室保洁如此重要，洒扫之主要工具的发明权自然不能落入阿猫阿狗的头上，必须找个圣人担当。《说文解字》说得明白：“古者少康初作帚、箕，秫酒。少康者，杜康也。葬长垣。”少康是夏代的中兴君主，由他承揽扫帚的发明专利，好歹还够资格。据说少康在用秫米酿酒时，觉得秫秸弃之可惜，于是将其捆扎起来扫地。由此，中国扫帚隆重问世。
有专家认为，古之秫就是现在的黏谷，其用途甚广，籽粒可做黄米糕，能制酒。不过，脱过粒的黏谷仅余光杆一根，喂牲口不错，制笤帚则差劲。倒是另一种谷物糜子的秸秆，为扎绑笤帚的上佳材料。由此推断，即便笤帚的原创者确为夏代中兴君主，“少康牌”笤帚也未必中用。
好在中国百姓对圣人并不迷信盲从，因地制宜对扫帚不断加以改进，终使其大行于天下。仅扎帚原料，就增加到高粱穗、竹梢、棕毛、糜子秸等许多种，台湾还有用木康榔叶扎制扫帚的。木康榔为棕榈科植物，外观类似铁树，叶片尖端坚硬锐利，晒干后制帚，轻便且耐用。更简便的方法，则是直接用扫帚苗扫地。扫帚苗属藜科，因其嫩时可食用，又名扫帚菜。长成后的扫帚苗像个大鸡蛋，两头细中间粗，高者可达一米。秋天将其从根部割下，晒干后略加整理，即成为一把现成扫帚。我在山西插队时，老乡宅院中大都栽着几棵扫帚苗，自产自用。由此又可推断，最早的扫帚应该是纯天然产品，因而圣人创制说大可存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