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红妆”成功了，这是一支与百人龙鼓队表演形式截然不同的文化载体，它的横空出世让人们惊叹——后大街社区，一直都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超越自己。
让我们再来说一个后大街文化精品建设的故事吧，这是后大街社区文化的又一个亮点，是迄今为止后大街所摘得的两朵“山花”之一——“十里红妆”婚嫁打击乐。
还是让笔者复制一个隆重的场面，也许更能将那时的盛况生动再现于读者面前。
2008年4月，初夏明媚的阳光下，铺满红地毯的仁爱中学操场上站满了表演者和观看人群。
正式演出即将开始，偌大的操场悄无声息。演员、道具布满了整个操场，整个队形6层排列，形成一个大椭圆。最里层是60名敲击朱漆髹金鹅头喜桶的喜娘，第二层是60名梆子队员，第三、四层为120名面盆鼓乐手，第五层是抬着四顶精美别致大花轿和两个大烛台的男乐手，同时穿插着60名手持锃亮银烛台的女乐手。最后一层将整个队伍包成半敞开的扇形，由两面排列的120个“三寸金莲”展示台和中间16名扛喜牌男乐手组成。最边上，各站了一队30名手持红灯笼的喜娘。
参加演出的演员人数居然达到818人。壮观啊！
稍顷，音乐响起，鼓乐齐鸣。这些古朴的嫁妆在乐手们的敲击下，霎时合成了一曲喜庆、热烈的《十里红妆》。
敲鹅头喜桶的演员用棒子敲击握柄和喜桶表面，发出高高低低的声音；每顶花轿前，两名男演员持棒在轿身侧面同时敲击，沉闷与清亮的鼓声交相奏起，轿夫还随着乐声边舞动身子边在花轿的木杠上敲击；乐曲间或停顿，三寸金莲绑脚台上挂着的风铃、安梆子便适时地发出清脆的乐声——大珠小珠落玉盘！
随后，用来放丝绸、棉被的压轿箱上竹牛铃奏出“当当”的调儿，大小各异的烛台、果盘和脸盆串在一起，恰到好处地接上了欢快的曲调……每件嫁妆乐器里都安排了8到10个不同的打击点，交汇的乐声让场边的观众连呼“精彩”。
放眼场内，嫩黄衣衫的男乐手、红衣红衫持灯笼的女乐手和海蓝衣衫的女乐手，铺就了一条色彩的河流，场上演员时而变阵，映衬着场上红艳艳、金灿灿的红妆乐器，整个操场成了喜庆的海洋。
当最后一个音符在操场上空戛然休止时，现场掌声潮水般一阵接着一阵，一浪高过一浪，像波涛汹涌的钱江潮持久不断。
时值中国作家采风团在镇海采风，他们见证了“十里红妆”婚嫁打击乐彩排震撼人心的一幕。主席台上，观看演出的著名诗人雷抒雁流泪了，这位经历过不知多少宏大场面的感情充沛的老诗人，被一个社区排练的节目感动了。
雷抒雁难道是被这宏大场面所震撼所感动？显然不是！
他在后来和镇海中学师生做文学交流时谈起这个场面，说当时脑海中浮现出四个字“女性伟大”。
雷抒雁的这四个字蕴含了内容丰富的潜台词，他曾经对笔者说，婚嫁是每个女性生命嬗变的起点。从那个时刻起，一个庇护于父母翅膀下天真无邪的姑娘的人生就此画上了句号。今后，女孩将成为人妇，成为人母，生命的接力棒从此传到了她的手中。在这个庄重时刻，婚嫁就是最隆重的典礼。
雷抒雁走过许多地方，他见识过河北山西的“哭嫁”，看到过北京、上海大都市场面奢华的婚礼排场。但是后大街社区的“十里红妆”，还是引起了他感情的共鸣。他在充满喜庆的鼓乐声中领略了亲情的难舍难分，他在随嫁的各式“红妆”中预感到新娘日后生活的艰辛。这种在爱的暖色下的托付，让这位老诗人百感交集，于是泪水潸然而下。
这就是江南民俗文化的感染力。
“十里红妆”成功了，这是一支与百人龙鼓队表演形式截然不同的文化载体，它的横空出世让人们惊叹——后大街社区，一直都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超越自己。
如果说百人龙鼓是基于传达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那么，气势磅礴的“十里红妆”婚嫁打击乐，它完成了民间婚俗文化从静态展示到动态呈现的转变，它赋予了传统民俗那种活泼、庄重、热烈的生命力，它是历史文化的复活与传承。套用一句话说，这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浙东文化遗存的瑰宝。就像川剧的变脸，古老的昆剧，黄河滩边的傩戏，已经到了面临失传，必须发掘并传承的时刻。这个意义非同小可。葛菊英觉得责无旁贷，她觉得后大街社区有这个能力和实力。这也是葛菊英他们之所以能够领先其他社区的精神台阶。
其实，对地域文化、民俗文化的挖掘，葛菊英并不是从“十里红妆”开始的。历史上的镇海，一向有敲更鼓作为民间计时和报平安的习俗，在静静的长夜中，听到“帮帮帮”的更鼓声，人们心里就有一种平安的温馨。更鼓是老百姓祥和与幸福的象征。于是，葛菊英根据这个素材，请艺术家来社区商量，设计创造了取材于民间习俗的“镇海更鼓”节目，为后大街社区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
这是葛菊英对民俗文化创新的小试牛刀。
现在，让我们把思路拉回到“十里红妆”吧。确切地说，“十里红妆”这个构思最早是邵小眉老师想出来的。多年接触，她太了解葛菊英，了解后大街社区了。在葛菊英转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念想之时，邵小眉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为葛菊英设计了这个节目。只是，邵小眉当时还是有顾虑，毕竟，这是一个投入很大的项目，后大街社区虽然有实力，但是一掷十几万甚至于几十万元，葛菊英舍得吗？
听了邵小眉的构思，葛菊英心里一动，但是她沉吟了。她虽然是个急性子，却不乏冷静的理性思考：这终究是一笔大投入，虽然后大街社区有这个能力，她还是不敢轻易表态。她要与班子成员合计合计，她需要作些调查研究，这是她在做重大决策前的一贯作风。
仔细问清了各类细节以后，葛菊英把这件事摆上了社区班子会议。葛菊英虽然是社区一把手，而且享有绝对权威，但是她从不武断。她们的班子从来是民主的。
一阵七嘴八舌之后，大家的意见渐渐统一了：节目是好节目，只是投入太大，不说别的，光是前期道具投入就是15万元，如果不成功，这压力实在太大了。
葛菊英笑了。大家的意思她懂。其实，倒是大家没有读懂葛菊英。见班子对“十里红妆”有了共识，葛菊英摊出了她的想法：“十里红妆”这个题材，宁海县已经先行了一步，只是他们采用的形式是收集各类器具。我们要做活这个题材，小打小闹肯定出不了轰动效应，所以，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成中国第一。
做中国第一？咋做？大伙儿激动了。
组织800多人同场演出，用最大的规模，冲击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记录，用最精湛的表演，再冲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葛菊英掷地有声。
葛菊英的思路，赢得了班子成员的一致拥护。但是大家还是心有顾虑。社区党委副书记韩亚菊不无担心地对葛菊英说：葛书记啊，假如做大，那就不是15万元可以拿下的，我知道凭我们社区的实力，虽然可以承担，但是这样一来，您的压力不小啊。
韩亚菊的话说出了大家心里的想法：葛菊英是社区当家人，当家该知柴米贵啊，如此大的投入，葛菊英肩上压力能不大？
但是葛菊英有葛菊英的想法，当初拼命赚钱，目的就是为社区发展打实基础，为居民提升生活质量提供最好的平台。现在为了打造社区文化精品，这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她没啥犹豫的。
决策甫定，葛菊英就开始投入紧张的筹建工作。当准备工作做到一定阶段，她找到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总经理王以卓，说了她们的计划。王总听了葛菊英的计划，眼睛一亮，立刻表示赞同，他说：“大世界吉尼斯代表了一种极限，它忠实地记录人类对常规经验一次又一次的超越，我觉得你们这个节目有创意，申报绝对没有问题。假如真的照你们计划的实施，这个吉尼斯记录非你们莫属。”
有了王总的承诺，葛菊英放心了，她要的就是这颗定心丸，葛菊英从上海回来就直奔街道书记办公室，见面就说：书记啊，我想上个项目，您支持吗？葛菊英把来龙去脉细说一通，街道书记听后毫不犹豫表态：这样的好事，街道全力支持！
葛菊英心里踏实了，她马上给大家——其实也是给自己立下军令状：用三个月时间，拿出有818人参加的“十里红妆”婚嫁打击乐！
葛菊英是个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她知道做任何事情开头难，于是，为了打响“十里红妆”这个品牌，葛菊英一头扎了进去。她跟随邵小眉老师来到中国著名竹乡安吉县，请安吉的丝竹乐器艺人为她们定制乐器。她亲眼目睹了丝竹乐器的制作过程，聆听了演奏效果。这一路上，葛菊英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了“十里红妆”上，她与邵老师反复商讨、争论、调整思路，细细领悟邵小眉的创作构思，两人一直商量到“十里红妆”的框架在心里定型。
话已经说出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葛菊英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有人对此表示不解：这个葛书记到底要追求啥哟？论名气，后大街社区名气够大了；论成绩，在镇海区甚至在宁波市，她们是唯一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社区。况且，葛书记也一把年纪了，有必要再这么担心担事吗？
这些话说得中肯中理，但是他们还是不了解葛菊英。葛菊英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得失，只是一心要让后大街社区的工作向前向前再向前。在这个理念催动下，葛菊英是个把整个生命投入到社区事业的工作狂！
为了排练“十里红妆”，葛菊英她们付出了多少精力，葛菊英自己不说，但是有那么两段文字或许可以说明问题。
第一段文字，出自一位地方报纸记者之手：
2月初，后大街社区定制了600多件红妆乐器，同时请来专家作曲，为乐器量身定做了一曲喜气洋洋的《十里红妆》。与此同时，后大街社区向吉尼斯总部递交了书面申请，写明了申请项目的详细数据和准备创造纪录的时间、地点。
2月中旬，乐器分批运抵镇海，早已选定的666名乐手迅速分配好角色，分组进行操练。为了让乐手们在演奏乐器时能跳起来，浙江省群艺馆的艺术教师专门到现场进行辅导。
2月底，加订近200件新乐器，同时增选乐手，参演人数达到818名。队形重新进行编排。
4月中旬，“十里红妆”进行第一次合演排练，800多人放在一起合练，效果很好。
4月26日下午4时，初搭建的表演台站上乐手后，才发现场地还不够大，而且主席台上视觉效果不好。舞台连夜拆除重建，第二天凌晨建好。
4月27日上午7时，所有的演员和社区工作者陆续到场，化妆、整理发型、穿好演出服。排练在9点钟正式开始，现场井然有序。
4月27日下午2时，招宝山街道后大街社区的“十里红妆”婚嫁民俗打击乐演奏冲刺上海大世界吉尼斯进入最后时刻……
第二段文字，是一位亲历编排现场的记者的记录，还原了“十里红妆”排练的一些细节：
……
社区工作者余颖的包里，放着5盘带子。
“同一首曲子，根据不同的时长做成5个版本，我们的演员跳熟了每种版本。”余颖说，社区幼儿园孔娜老师在电脑里下载了音乐制作软件，动手剪辑了5盘带子，时长分别为2分钟、4分30秒、5分55秒、5分59秒、6分39秒。其中，2分钟时长的用在简短的开幕式和小型表演中，正式参加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鼓舞鼓乐大赛起用5分55秒的，而5分59秒是备用的。其余两种也是应对不同演出需要的。
“不要小看了短短几十秒的时间变化，对演员来讲绝对是个考验。”演员杜蕾说。她举了个例子：如6分39秒减为5分55秒的，中间删去整整44秒，改变的一小段是其中两名演员在敲，其余人不动。因为看上去有些呆板，所以大家集体提议索性不要了。
“剪辑音乐简单，但惯性动作一下子改变，就得有很强的适应力。”社区党委副书记韩亚菊一直在演出现场，她知道那种硬生生的滋味。她很为那些居民的认真劲感动，她说后大街社区对节目的锻造恐怕是所有社区中最“苛刻”的：“反复地改，反复地合，我在边上都于心不忍，居民却一遍遍忍受下来了。”
“举手，停，不要了。换手，停，前排动，后排保持住。最后一排再改过来，换你们动，哦，不好看，继续换，再来。”余颖示范起了现场动作调整的频繁：枯燥、单调，这恐怕是所有参加者的共识。但这些业余演员、专业群众却深知：没有排练时的苦，哪来演出时的风光。所以每一个人都在坚持，坚持，再坚持！
“习惯了，成定性了。只想着把表演认真做好看了，也算是我为人处世的一种态度吧。”一名接受采访的演员陈荣如是说。她说这是所有演员共同的思想境界。
……
“葛书记，要缩减人数了吗？”
“听说这次参赛，对人数限得很死。”
“我会不会被裁减下去？”
临比赛前，到葛菊英处“走后门”、打听消息的人就多了起来。他们都是想参加比赛的演员，又觉得自身条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演出状态、音乐节奏、表演形体等。
“我们社区居民参与热情实在高，他们说能参加全国性的大奖赛开眼界，自身的困难从不跟社区提。在职的动用自己的年休假，经商的两夫妻关门停业，有名演员准备到张家界旅游，飞机票都订好了，结果下午接到通知，她二话没说赶回来排练，社区工作者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社区工作者这样告诉记者。
以余颖为例，她原本站“提桶”位，后紧急调整演员临时顶替了“三寸金莲”表演位。“原先敲‘三寸金莲’的张阿姨特别认真，这次由于某些原因被我顶替了。没想到她不但花了一天时间培训我，还反复地叮嘱要好好表演。”余颖说，虽然张阿姨依然开朗热情，没有埋怨社区一句，但她还是从张阿姨的脸上读到了失落：“她的语气是从未有过的低落，我很不忍心。”
残酷的“教会徒弟，师傅退休”情景，在很多演员身上重现。压缩后保留的表演位置是：“耳环”、“火铳”各1人，“提桶”、“皮鼓”、“竹鼓”、“鹅头鼓”各6人，“三寸金莲”、“压轿箱”、“花轿”各2人。节目瘦身“变、变、变”，演员人数“减、减、减”，760多人挥泪离开。
“需要我们的时候，尽管说。”不少演员离开前，留下的真心话朴实、窝心，韩亚菊在边上一个劲地点头表态：“好的，好的，以后一定还请你们来帮忙。”
演员杜蕾用一句话概括了参加这次全国大赛的感受：32个人台上精彩的背后，是800多人的真情支持……
“难道你从未顾虑别人的质疑吗？”2011年笔者在采访时曾经追问葛菊英。
“这个我从来不管！”坐在笔者对面的葛菊英轻描淡写地说出这几个字时，笔者分明看到了她坚定的眼神。
一件事情成功与否，萌芽期的关键在于是否“敢想”，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自己的“畏难”情绪所吓退的。而“畏难”，有时是“畏言”，害怕不成功时遭人耻笑。
葛菊英就是这样一位“敢想者”。
葛菊英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