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当有节，如同树必须有皮。皮，保护树的生存。节，维持人的尊严。人失了节，正如树掉了皮。我以为，所谓失节者，不只是通敌卖国，不只是被人奸淫。凡行一种举动，若勉强追随别人，而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本心，也可以失节论。譬如，别人诵经礼拜静默鞠躬，你也就装模作样附和雷同，而并不审查是非，并不自问是否合乎你的天良，你也就是失节。人，对于小事，若有假装疯魔，对于大事，当然肯于倒行逆施。
大丈夫的行动，只以自己的天良为法则，决不以众人的行动为标准。性命可以牺牲，天良决不肯于断送。勉强随和众人，就是出卖自己的天良。人若先肯出卖天良，身家妻女，无不可卖。至于出卖国王，出卖民族，不过是附带的条件。
不与众人相同，不是自甘退缩。勉强随和众人，不是努力前趋。我常说：“大丈夫须敢在众人之中落伍，须敢在圣贤之后争前。怕追不上众人，是无耻。怕追不上圣贤，是无志。”
众人的举动，是一时的变态。圣贤的举动，是千古的常规。众人的举动，只是反常。圣贤的举动，只是顺理。学众人，必须装模做样，扭扭捏捏。学圣贤，只是安常守分，坦坦然然。并且，学众人，是学人。学圣贤，是修己。学人，是不敢违逆别人的行动。修己，是不敢违逆自己的天良。
所以圣贤者，并非得天独厚，也非三头六臂，也非能一餐斗米，也非能饮露吸风。圣贤所以与众不同之处，也不过是戒慎恐惧。事事务求顺合自己的天良。尧舜能不失天良而成圣贤。人只要对天良加意保守，尧舜并非不可学。
国，是人立的。国，是人亡的。邦国兴盛是人的功勋，邦国败亡是人的罪过。邦国的危亡，决不是天意。人民的困苦，决不是劫数。说天意，是委过于天。说劫数，是推罪于命。大丈夫，凡是以人事为主，凡事只出于自己的天良，所有一切拜佛诵经祷告上帝，崇敬死的伟人，也是无济于事。反正，若不实行人力，若不改正人心，纵然释迦重生，耶稣复活，中山还阳，也是爱莫能助。现今，欧美的牧师教徒与我国的僧道居士，求祷和平，全是耗财误事，白费光阴。我并不反对神鬼，我只是反对专靠神鬼而不尽人事。
《中庸》上说：“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人必须先将近小的做到了，然后才可以谈到远大的。舍人事而谈天命，舍事实而谈玄理，舍中国而谈外洋，舍现在而谈未来，全是舍本逐末，倒行逆施。
喀来鲁Carlyle说：“人生最大的职务，不是应做远而不明白的，是当做近而清楚的。”可惜人的习性，多是对远而不明白的事，大耗精神，对近而清楚的事，偏不注意。这里舍近求远的毛病，耽误了许多应尽的本分，耽误了许多当前的要务。譬如有些人不敬活着的父母，而偏拜渺茫的佛神，不施行眼前的要政，而偏筹划未来的建设，这全是远近错乱，轻重颠倒的恶例。
现今，使我最莫名其妙的就是一些善男善女，多是有钱修佛像，无钱济穷民。有钱买鸟放生，无钱恤孤怜寡。尤其是一班要人，多是有钱给死的伟人铸像，修坟，立纪念堂，办纪念会，无钱为活的小民保命，救灾，开生路，立工厂。将有用之钱，耗于不急之务。并且，神佛是以救人为心，你果能尽力救人，就是替神佛行道。
专以崇拜死的伟人而言。他们生前若果真有功于全国，真有德于全民，国民自然而然的要崇拜他们。在这民贫国弱的日子，纵然将他们箔卷席埋了，千秋万世的人，也必能崇德报功，为它们修坟立庙。否则，纵然将坟修成了天宫、将像铸遍了全国，后世的人，也必要报怨泻愤，起而拆毁掘挖。岳武穆的墓，自从秦桧死后直到如今，年年有人接修；而那拉氏的陵，在她死后，不出二十年，就已被人炸毁，究竟是什么原因？现今，若有人拆毁了岳墓，全中国的人必对他群起而攻；假若有人发见秦桧的坟，将他的骷髅作成便壶，全中国的人反要对他同声感谢，这又是什么原由？
一个要人死后，盖棺论定，他是伟人或是小人，天下自有定评，史家自有公断。他若没有实功实德，一时的少数人，虽然竭力地捧他，也是捧不起来。并且一时捧得愈高，将来跌得愈重。他若真有实功实德，一时的少数人，虽然竭力地贬他，也是贬不下去。并且一时贬得愈甚，将来起得愈高。正如，一女子若生得奇丑，少数的人强说她极美，是不行的。一个女子若生得极美，少数的人强说她奇丑，也是不行的。
善男信女，对神佛烧香还愿，是用自己的钱财，别人毫无干涉之理。要人官吏，对已死伟人锦上添花，是用人民的血汗，人民实在难于屡次牺牲。我以为，神佛若果有灵，你们只要存佛心，行佛事，纵然不诵经叩头，神佛也必使你们增福增寿。死伟人若果有灵，你们只要真爱国，真爱民，纵然不铸像修坟，死伟人也必能认你们为志同道合。否则，我就不忍说了。
现今是拜佛的人多，学神佛的人少。拜耶稣的人多，学耶稣的人少。拜死伟人的人多，学活伟人的人少。神佛也罢，耶稣也罢，死伟人也罢，全不是愿人跪拜的偶像，是愿得人仿学的标准。你只要按着他们的遗范做人，就是他们真正的信徒。如此，不但他们喜欢你，别人也是敬重你。
心中若没有神佛，不必到庙里找神佛。心中若没有上帝，不必到礼拜堂去拜上帝。上帝与神佛是无处不在的。你只要将心打扫清洁了，你的心就是上帝或神佛的宝殿。我给某居士，写了四字“心即是佛”。我以为，他若时时刻刻将这句话，记在心里，不但与他自己有益，且能使别人沾光。
见佛就下拜，遇庙则烧香，则愚夫愚妇的行为，也就是真正的迷信。所谓迷信者，是认不清而信。我常见许多村女乡妇，对佛像大叩其头，火烧其香。假若问她们所拜的是谁，是为什么烧香磕头，她们也回答不出。这种行为，不但是迷信，而且是盲从。不但可怜，而且可笑。
在清满世代，某省有一个盐大使，一日出门拜客，忽然有一个妇人，向他拦舆告状。他接过状子一看，才知道那妇人是告她的丈夫宠妾灭妻。他对那妇人说：“本官只管民间吃盐，不管民间吃醋。”这不过是认不清官吏的笑话。我以为，认不清神佛，就加以信奉，正和那妇人相等。
不但认不清而信是迷信。不必信而信，不当信而信，不可信而信，也是迷信。不但对神佛是如此，对死的伟人，也是如此。
放生是出于一时的不忍之心，也是我国自古就有的一种善举。善男信女，释放羁禁生物，正是仁慈的行为。然而仅可私自偶而施行，不可定期当众买放。我常见一些善男信女，在庙中定期放生，僧道也在一旁诵经转咒。他们这种举动，不是行好，简直是造孽。
《聊斋志异》上说：“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古语说：“善欲人知，便是假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我以为“定期买鸟放生”这一种举动，就含着“有心为善”与“善欲人知”的心意。前者，决不能得神佛的喜悦。后者，且必得神佛的惩罚。买鸟放生，并不是为恶。所可恨的，只在“定期”而放。
定期买鸟放生，不但不是善举，而且是雀鸟的极大的劫数。鸟贩一听某善士定于某日放生，必预先用力搜捕鸟类，将数十以至数百小鸟，困于一笼之中，既不喂食，又不给水。等到某善士施德行仁之日，小鸟全已疲敝不堪，放出之后，既无力远飞，又无力速跑，不是便宜了顽童，就是便宜了鹰鹞。假若巢中再有雏儿，则又不知饿死了几多。这种似行善而实为恶的行为，不但僧道不当提倡，官方也应竭力禁止。
在外国并非没有鸟贩，然而只准售卖善鸣与美观的鸟类，供人蓄养玩好。此外则禁止贩卖，以免残害生灵。我中国，尤其是平津两地，常有人成大笼售卖麻雀一类的小鸟，供人放生或供人薰食，这实在是残忍的现象。麻雀一类的小鸟，虽有啄食谷麦的恶行，但是颇有除灭害虫的能力，有益之处多，有害之处少。善男信女，若有好生之心，最好请求官方，严禁售卖。
我对最好买鸟放生的某大善士说：“你若真有为小鸟谋解放的心，莫如收买鹰鹞，将他们煮熟了或薰透了，散给饥民。因为鹰鹞是专能杀害小禽小兽的恶物，你若能除恶，也就是行善。”
买鸟放生的善士愈多，捕鸟售卖的小贩愈众。这种举动，不是为善，正是奖恶。在前几十年，欧洲的慈善家，最喜欢周济残废的乞丐。于是就有许多乞丐，或懒惰之辈，故意打断了手脚，以谋不劳而得的生活。甚至有等恶人，专门诱拐人家的小儿女，用人工将他们做成残废，使他们眼瞎口哑折臂断足，以便更能引动慈善家的心。（这种惨无人道的恶行，以先我中国也有）以后各国查觉这种秘密，就将残废的乞丐收养起来，不准他们沿街乞讨。于是这种骗人行善的恶丐，缘由根本铲除了。所以我认定买鸟放生也不是真正行善的方法。
最好的善行，是不给恶人或骗子造机会。许多善士，只是以尽了当时的心愿为主，并不留心查考以后的结局。且不注意自己一时的善行，是否要发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就养成一些“慈善虫子”专门靠赖办慈善为生。甚至有人假借慈善发了大财。善士们若欲不白白地给“慈善虫子”进贡，最好是自己秘密地施行善举。否则，不可仅以尽了心愿为止，更当详查穷苦的人，是否得到实惠。
俗语说：“救得了急，救不了穷。”我们只可周济人的一时之急，不可周济人的永久之穷。济一时之急，如同从坑边救人，用一臂之力，可以将他拉上干岸。济永久之穷，正如《论语》上所说的“从井救人”。所以，欧美的人，多肯周济乍一落难的穷人，而不肯施舍给职业的乞丐。所谓职业的乞丐，是身无残疾，专以乞讨为生的人。对这种人若一味施舍，不但养他的惰性，且恐误了他的前途。古今中外，有许多乞丐，因受人的激刺，努力要强，而成了名将伟人。
我在山东、河南、湖南等省的名山之上，会见许多以乞讨为生的职业乞丐，他们各据一段地盘，甚至搭盖小房，终日跪在山路一旁，向香客狂呼乱喊。不但以乞讨为职业，且以乞讨为世袭。这种人中，实在埋没了无数的人才，而养成寡廉鲜耻依人为生的天性。不但香客不应施舍，官方也当向香客酌收香捐，设立工厂，使那些“寄生虫”习学一点正当的职业。
东城有一个半瞎的乞丐，经过讨饭多年。去年，我忽然听不到他那“老爷太太”的哀号了。可是我又常听一个小贩的声音，和那乞丐的韵调如同出于一个琴谱。我出门探查，才知道他已收了行业，贩卖糖果花生。他的面色较以前光润，衣服也见整齐了。像这种乞丐，决不是自暴自弃的人。我以为好运就在他的前边。焉知他将来不能由一个小贩，而变成一个富商。
自从民国九年，我由京北清河镇，迁入城内之后，屡屡有人到我门口，向我“化棺材钱”。据说，某某胡同，某某人死后，无钱装殓，全家挨饿。说得那种苦况，真使人闻之心酸，听之落泪。最初几次，我曾资助一点。以后我见向我化棺材钱的，总是那一个人。不过他所带的孝子孝女或孝妇，随时更换罢了。我对他说：你真是一位大善家。不过，这样替人沿门告帮，也不容易凑棺材钱。我同你到丧家先查看一次。我再向施棺材的善士，为死者领一口棺木。我竭力要去，他竭力阻拦。我不过是假意试探，他竟信以为实。于是向我哀告道：无君子不养小人。您何必对我们认真。说完，抱头鼠窜而去。我对看热闹的人说：有钱可以喂野狗，决不可以给骗子。
前年，我接到某青年一封告帮并求应事的信。内容详说他如何爱国，如何爱民，如何为国奋斗，如何受了环境的压迫，如何努力的上进，如何被困在故都。我照内开的住址将他找着。我见他全身西服，满脸绿气，手指焦黄，桌边烟头与痰沫甚多，及至接谈之下，他又向我大表功德。我本来痛恨中国人穿洋装，更恨他那怨天尤人的言语。于是对他说：我并无力济人，更无处为人谋事。我们素昧平生，纵然遇事，也不敢冒然推荐。我设或有钱，也不能帮助你吸抽毒品。我自从那次受骗之后，凡遇告帮求事的信，一概置之不理。不是我毫无仁心，我只是不鼓励骗子。
前几天，一位美国朋友曾对我说：“现今的世界是个Crazyworld（狂妄的世界）。”我回答道：“我很以你这话为然。不过，各国的小民并不狂妄。犯狂妄的，只是各国的一些要人与学者。他们若不狂妄，他们对于政治与学术，决不能舍近求远，决不能倒行逆施，决不能牺牲眼前的民命，而求未来的幸福，决不能蔑弃前人万古不易的成规，而考究今人随时改变的空理。并且，若论他们的原心，也并不狂妄，只是要假借这种狂妄的行为，谋权攘利。小民因不肯狂妄而倒霉，他们因善于狂妄而得势。”
人生最大的愚昧，是对于眼前所能看得见的本分不尽力。而对于将来未必靠得住的幸福苦用心。这种毛病，现今全球各国的人，尤其是我国的要人与青年，多已受了传染。于是乎，一些要人，眼见无数的小民饥馑而不肯立施救济。许多青年，对自己应习求的学业而肯于迁延敷衍。结果，不但当前的要务未办得好，未来的计划也谋不成。所以，我常向学生们说：“做你们眼前所当做的，将来才能得到你们所愿得的。”
人与人不相同，国与国不一样，人与国全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有所能，各有所不能（这是因为有种种的原因，一时无法详说）。无论如何，不能化为一律。一国的民性，南北还不能相同，东西也不能类似。山地的居民，决不能长于捕鱼。沿海的居民，决不能长于猎兽。各保原性，各守所长，才能与己有益，与人无害。中国不当弃其所长而强学外国，犹之乎外国也不当弃其长而强学中国。
现今，我国有一派人，一听守旧二字，就视同蛇蝎。一见维新二字，就尊如神圣。这全是因为不知如何是守旧，如何才是维新。真正的守旧，是守己之长。真正的维新，是学人之长。无自信力决不配谈守旧，无鉴别力决不配谈维新。自信力，是由深知自己的长处而生出来的。鉴别力是由熟查别人的长处而生出来的。守旧与维新，全须在长处上守，在长处上学。
无自信力的守旧，如同没有防御的城，决然守不牢。无鉴别力的维新，仿佛没有缰绳的马，决然走不好。换一句话说，不知己而守旧，如同讳疾忌医的病夫，决无康健的希望。不知人而维新，如同人尽可夫的流娼，决无正当的归宿。
我中国，在道光以前是误于妄自尊大，自宣统末年，是坏于妄自菲薄。以先，是忘了世上还有外国。现今，是忘了世上还有中国。以前是强人后己，而今是强己从人。以前是不知自己有劣点，而一味地保守。现今是不知外国有劣点，而努力地仿学。闹到今日，旧病未除，新病又生。新旧之病，聚在一身，焉有不病入膏肓之理。我常说：“中国若因自尊自大而亡，亡了还有一点骨气。若因自轻自贱而亡，亡了实在太无骨头。”
前清宣统三年，胡思敬奉请停止新政，并且说，若不速罢新政，必致有“三速”的结果。所谓三速者，就是使中国速贫，速乱，速亡。他见清廷不以他的见解为然，立时离宫回了原籍。胡某并非天性顽梗，他是看出那时朝野上下，对于维新如疯如狂的情形，惟恐我国人急不暇择，弃了自己的长处，而学了人家的短处。他因为预防弊病，而竟主张停止新政，固然是因咽废食。而满清那不能守旧，不会维新的行为，正是速贫，速乱，速亡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