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维新是去旧弊,背理的维新是添新病。合理的维新是因病求药,背理的维新是用药找病。日本的维新,是吸收别国的文化,加以改造,使之适合本国而成一种新文化。我国的维新,是吸收别国的文化,生吞生拉,使之适合外国而成一种洋文化。也可以说,日本维新是按脚买鞋,我国维新是削足适履。结果,日本得了新鞋的益,我国受了新鞋的害。一个是日行百里,而不觉其苦。一个是寸步难移,而把着脚哭。我常说:“对日本人,有一事可学,可学的就是他们那维新的方法。”
日本自吸收西洋文化之后,对于由我们中国所吸收的文化,还是竭力地保存,对我国古圣前贤遗书,还是视同金科玉律。我中国自吸收西洋文化之后,对于固有的文化,反要竭力地铲除,将本国古圣前贤的遗书,竟主张投在茅房坑里。这种“忘本”的行为,不但可以亡国,而且可以灭种。
没有旧的,决生不出新的。正如没有父母,决不能有儿女。自从我国几个新圣人,传布“忘本”的思想以来,旧的一切,已被人视同粪土。老的人物,已被人认作弃材。于是乎,只要加上“新”的美名,中国人可以甘为别国的顺民,而不知羞耻。只要加上“旧”的恶许,生身的父母,也无妨打倒而不念恩德。忘本,岂可配谈维新?忘恩,岂能妄言进步?所谓维新进步者,也不过是违心的程度增加而已。
知道自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点而竭力地保存,就能生出自信力。有了这种力,就能遇困难而不灰心,处纷扰而不乱步。
英国伯威斯WmBoyce说:“不自信,是人生失败的总原因。”然而,须知自信与自大不同。自信是由于明察而生。自大是由于愚妄而起。人真能自信的少,流于自大的多,无自信力,必将归于失败。有自大心,也不能有所成功。能将自信与自大,分析清楚,才能特立独行而不孤,才能超乎凡众而不危。自古以来,因自信而成功的,指不胜屈,因自大而失败的,比比皆是。满清以前所以弱,是因为过于自大,以后所以亡,是因为太不自信。
人处于众人之间,国立于众国之中,非有自信力,定难支持久远。人所以能特立独行,国所以能巍然独存,全是以自信力为争存的基本条件。以欧洲各国而言,立国数十,连疆接壤,犬牙相错,强弱悬殊。然而弱者所以能危而不亡,强者所以能败而复起,也就是因为甲国未失去自信力,遗弃自己的长处而强学乙国,乙国未失去自信力,遗弃自己的长处而强学甲国。
我中国自晋朝以后,遭受异族的侵略蹂躏统制宰割十余次之多,统计共有千余年之久。所以屡屡能死而复苏、跌倒复起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我国的自信力,未曾由根本消失。
据新圣人们说:“以前,我中国虽屡次亡于外族,还能亡而复兴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外族的文化,实在低于我国。现今欧美的文化,实在高于我国。我国若再亡于欧美,必将一亡到底,永世不能翻身。”欧美文化是否真高于中国的文化,我因未曾到过外洋,不敢妄下断语。可是,我敢决断,我汉族的文化,实在高于我国的苗族。苗族与汉族相持四五千年,所以能不灭不亡,只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未曾失去自信。若起了怀疑的心而竭力追求汉族的文化,恐怕在三千年前,苗族这一族,早就灭绝了。
我国的文化与欧美的文化相较,无论如何低下,也决不至于像苗族的文化与汉族文化之比。苗族因有自信力,不肯沾染汉族的文化,还能由黄帝以来,支持直到今日。我中国对自己的文化,若不失自信力而竭力保存,焉知我中国不能与欧美列强,东西对峙,力争生存。
有人说:“我中国苗族,所以能够存留至今,是因为汉族对待他们,因循放任而不干涉。假若汉族能实行欧美对待殖民地的办法,不但苗族不能存在,甚至蒙藏民族,也早就成了历史上的名词。假若中国受了欧美人的掌握,他们决不能容许中国人,模模糊糊地仍度那旧式的生活,守那传统的习俗。所以,中国若不对欧美现代的文化急起直追,决无侥幸存在之理。”我说:“外人以文化亡我,几百年未必能达到成功。我国人若对自己的文化起了怀疑,而对欧美的文化猛追急学,不出几十年,世上就无真正的中国人了。与其失了自信力而速灭,何如暂守故常而迟亡。”
“文化低的民族,必亡于文化高的民族”,这句话,是不可凭信的。文化低的民族,若不羡慕文化高的民族,决不能亡。他们所以亡的原因,是因为自轻自贱,因为眼光太浅,因为没有骨头,因为沉不住气,因为水性杨花,因为东施效颦,因为邯郸学步。北美洲的红色人种与夏威夷的灰色人种,所以要归灭绝,不是白色人种不容他们蕃衍,只是因为他们先失了自信力,习染白色人种的文化。
西洋的文化,与我国的文化,颇有“方枘圆凿”之处。我中国若勉强效颦,也不过如同村女乡妇,走进城市,专学摩登。结果,染得一身新毛病,失了原有的旧美点。以至手忙脚乱,失身丧节。久居城市,既因怯头怯脑,难得摩登男女的欢迎。回返乡间,又因妖形妖态,难得老亲旧友的容纳。以至进无所据,退无可守。若再想回复旧日的本色,就不能了。
借来的衣服,不合身体。借来的文化,不适国情。衣服之合与不合,仅仅关系一身。文化之适与不适,且必牵涉全国。一个人在借用别人的衣服之前,还须打量自己与别人身体的肥瘦长短。一个国在借取别国的文化之前,对本国与外国的国势民情,岂可不细加考核。西洋的文化,并非全无可取。我国自吸收西洋文化以来,所以只得其害而未获其利,就是坏于徒知吸取而不知斟酌。
维新,不可失了主见。投降式的维新或顺民式的维新,全是奴性的。这种的维新就是自求灭亡。
英国俗语说:“乞丐不可当选主。”因为乞丐生了两只穷眼,看见新奇的东西就以为全是好的,并不能辨别美恶精粗。我国自道光二十二年以后,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对于吸收外洋文化,简直是如同乞丐当了“选主”,胡滥选了一大堆,全不是实在能救饥寒的东西。
《伊索寓言》里说:“一匹驴子,听着草虫鸣叫得悦耳爽心,就问草虫道:“你叫得这样好听,请问你是以吃什么东西为生?”草虫回答说:“也不过吃露水。”驴子因为要学草虫,于是不肯再吃草料,专吃露水。不久竟致饥渴而死。他在将要断气的当儿,叹道:“可惜露水太少,否则,我叫的声音,必能引动幽人雅士的心灵。”有一只乌鸦,见着天鹅的羽毛洁白可爱,大生羡慕之心,他以为天鹅所以洁白,是因为终日在水中游泳。于是他也日夜在水里翻腾,不肯上岸寻食。不久,因为受了饥寒,也就一命归阴,失望而终。我以为,一个国若羡慕别国的富强,不知考究所以富强的原因,就勉强仿学,也就是与那驴子和乌鸦相等。这种国,亡了也不可惜。
日本维新之元勋西乡隆盛说:“广采各国之制度,宜先定我国之本体,张风教,然后徐斟彼之所长。不然而欲效彼,则国体衰颓,风教萎靡,不可匡救,终受彼之制矣。”假若西乡隆盛同当初的一些维新志士,也将欧美看做天国,也将洋人尊为圣贤,对本国一切也主张推翻,对欧美的一切努力效颦,我想日本也早就受了维新之害了。
真文化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与种种道德的实现,真野化是大炮潜艇毒气流火与种种邪说的发明。
自古,东方的文化,是向人上追求,所以主张正心。现今,西方的文化,是向物上考究,因而趋于纵欲。正心,才能使安贫乐道,以增人类间的和平。纵欲,必至使人竞争排挤,而增人类中的纷扰。
古圣前贤,目光远大,知道人欲有害于人类的生存,所以对人欲,竭力主张克制。今圣今贤,思想偏狭,错认人欲是人类所以能进化的原因,所以对人欲,竭力提倡解放。古圣前贤,并非与人类有仇。他所以主张克制人欲,正是出于大公之心,而为人类谋永久的平安。今圣今贤,并非有爱于人类。他们所以主张解放人欲,正是出于偏私之念,而为自己谋一时的权利。前者只是为公,反被浅见之徒视为仇故。后者只是为私,竟被狂妄之辈尊为恩主。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以现今的人心,遭现今的劫数,正是咎由自取,理所当然。
人,不可急于求富贵。国,不可急于求富强。人若急于求富贵,必至无所不为,因而丧失人格,国若急于求富强,必至颠倒错乱,因而摇动国本。
人格,是一个人所以可称为人的凭照。国本,是一个国所以可称为国的根基。人失了人格,国动于国本,纵然仿佛有些进步,其实也不过如同回光反照,决不能支持长久。
天下事,误于因循畏缩的人,固然不少。但是败于鲁莽浮躁的人,实在太多。只有谨慎沉稳的人,才能走进成功的路途。
有些因循畏缩的人,反自以为是老成持重。有些鲁莽浮躁的人,反自以为是奋发有为。前一种人,为患尚少。后一种人,造祸无穷。从来误国殃民之罪,全是由这两种人所做出来的,我中国现今所以国乱民穷,尤其是受了这后一种人害。并且,持重须先能辨轻重,有为须先能考是非,持所当持,为所应为,才是合乎为人处世与救国救民之道。
一时的现象,是“强存弱亡”。万古的定理,是“弱存强亡”。对浮躁的人,说这种话,就如同对夏天的飞虫,而谈冬天的冰雪。
有人对我说:“人若要安贫乐道,人类就不能有进步的希望。”我说:“真正的进步,是使人类减少杀机。人若能安贫乐道,不但可以使他自己不存妄想,也可使他不肯破坏别人的安宁。人己相安,就是人类的极大幸福,也就是人类进步的真凭实据。你若以为欧美现今那种竞争的情形,是人类的真正进步,就如同见着一伙强盗互相撕杀,而生羡慕之心。”
圣经贤传,化人最难。淫词浪语,惑人甚易。然而稍有天良的人,决不能因为淫词浪语受人的欢迎,而废弃圣经贤传。讲道德说仁义,必被人认为顽固迂腐。讲解放说自由,必被人捧为时代前锋。然而稍有天良的人,决不能因解放自由可以笼入人心,而蔑视仁义道德。
真知自爱的人,对于一时的荣辱,可以不计,对于千载的是非,在所必争。若自甘随众摇旗呐喊,就是情愿与草木同朽。
我的朋友某君说:“天下虽乱,我们胸中,不可再乱。天下虽然无定,我们胸中,必须有定。”
因私怕得罪人,是好人。因私不怕得罪人,是恶人。因公怕得罪人,是懦夫。因公不怕得罪人,是豪杰。
为公要胆大,为私要胆小。为公若胆小,必至无所能为。为私若胆大,必至无所不为。
大丈夫不怕身死,只怕名辱。不怕掉头,只怕失节。不怕子断孙绝,只怕玷宗污祖。
有人问我:“自从我国变法维新以来,对于外洋的新法新制,总算搬运了一个无一不备,并且又努力截趾适履,舍己从人。那么,为什么只见其乱,而未见其治?”我回答道:“薛瑄曾说过:‘圣人论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制立法,其末也。’我国既然仅仅知道在法上制上追求,而忘了在人上心上注意,法制虽然日渐完备而人心已是东倒西歪。本末既已颠倒,焉能有好的成绩?”
我所最忧伤的是,现今谈科学的人太多,讲人学的人太少。在我中国的新人物中,全是这种的趋向。我以为科学与人学并重,才能使人类减少痛苦而增加安乐。否则,不但与人类无益,而且有害。前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只是因为人心兽化而又妄用科学的缘故。假若再不讲求人学,而一味地研究科学,不久就要使人类尽亡而变为禽兽世界。
以中国的坏的与外国的好的相比,中国自然是比不上。以中国的坏的与外国的坏的相比,外国未必不较中国坏。以中国的好的与外国好的相比,中国未必准在外国之下。能明白这一点,然后才能谈得到守旧与维新。
国名可改,国体可改,惟国“性”(也可以说国民性)万不可改。正如一个人的名号可变,职业可变,独个性万不可变。
国的文化,如同人的灵魂。一个人的灵魂只要不离躯壳,身体纵然被病魔所缠,必不至于死亡。一个国的文化只要不被毁灭,国土虽然被敌所吞,终有复兴之望。所以轻视祖国文化之罪,较比盗卖祖国领土之罪还大。然而,轻视祖国文化的人,则成了新圣人,而大出风头。盗卖祖国领土的人,则成了卖国贼,而藏头露尾。我以为,我中国人若稍有国民性,若稍有爱国心,对这两种人,必须一例相等。
旧的未必就是野蛮,新的未必就是文明。现在所谓文明的,再过几年,未必不被讥为野蛮。古时所认为野蛮者,又何尝不被现在的人认做文明。并且,在甲国所认为文明的,到乙国何尝不认为野蛮,乙国所谓野蛮者,到甲国何尝不认做文明。文明与野蛮,因时因地,就有变易,何尝有一定的标准。
纱罗绸缎羽毛绒呢狐貉羔獭,固然是美好的衣料,但是须分出季节,配合穿用,假若不辨春夏秋冬,将这种种,做成一件衣裳,穿在身上,不但穿的人,觉着冷热不均,而旁观的人,也以为是希奇怪异。我中国讲求全盘西化之辈,纵然能吸取西洋各国的美点,假若不加考量,一齐施于我国,也不过如同将以上的衣料制成一件衣裳。所以我以为,维新的人物,欲将中国英国化也可,美国化也可,以及任何国化也可,若全盘西化则不可。譬如一个女子,生在这文明时代,自由任性。嫁姓张的也可,嫁姓李的也可,若同时与张王李赵……发生密切关系,则实在不可。
追各强国的屁股赛跑而求与强国同化,固然仿佛是发奋图强的表示,但是须先睁开眼睛看一看现今几个强国是什么情形。他们正如一伙强盗,互相杀砍之后,直到今日,元气还未恢复过来,而又从事于下次交锋的预备。稍有脑筋的人,也能预断她们决无良好的结局。跟着人学也罢,与人同化也罢,学,就当以正人为标准,化,就不当以盗强为模范。要知,现今几个强国,如同全都骑上了老虎,正在心惊胆跳,不知如何是良好的当儿,我中国若求与他们同化,正是等于要寻虎骑。
有人说:“现今几个强国之中,颇有与我国感情深厚,愿对我国加以援助的。我国若学法他们,正如蝇附骥尾,不用费力,就可得一日千里的进步。”我说:“他们这些强国,纵然对我国愿加援引,焉知不是别有用意?他们对于同种的人,还要钩心斗角,利用科学的武器,彼此残杀,又岂能对我中国人有所爱惜?至于蝇附骥尾一句话,不过是说一个苍蝇若落在快马的尾巴上,也能达到快马所到之处。然而苍蝇必须留心观察那快马是向什么地方进行。假若快马发了疯狂而向深海里奔驰,苍蝇若不猛醒,速逃活命,必要与快马同遭灭顶之祸。”
现今,欧美各强国中的有心人,对于各国明竞暗斗的情形,以及奇技淫巧的状况,已经是疾首蹙额,无法挽回。可惜我国的傻小子,还要急起直追,惟恐落后。这正如有眼的人,偏要紧随瞎子们,向深坑的边上赛跑。西洋文化已经到了日暮穷途的绝地了。世界第二大战之后,就是欧美各国,自怨自恨迷途知返的日子。我中国人只要立定脚跟,明睁二目,就能见着他们那呼天喊地的时候。到那时,他们才能深信东方的文化,是他们的救星。这就是豢冠子所说的“物极则反”的公例。只有轻浮躁妄,眼皮太浅的人,才能被一时的现象吓坏了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