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十月，我入武昌陆军学校充当教员。武汉一带的人民，因曾受北兵骚扰，甚至见着北方人，全有愤恨之意。湖北驻防的旗人，因平日仗势欺人之故，武昌起义时，不但将旗人杀尽诛绝，且连累一些不是旗人的北方人。那不怪武昌人无礼残酷，是因为少数的北兵与少数的旗人，种下了恶因，使无辜的北方人也受了连累。
当一个要人，修坟地，建宗祠，不是光宗耀祖。做一个好人，不给乃祖乃宗招骂增羞，才是真正的耀祖光宗。
为好人，只要一个良心。做恶人，须费千条妙计。
青年人，多为将来的事作梦。老年人，多为已过的事后悔。中年人，不但为将来的事作梦，又为已过的事后悔。人之一生，也不过是作梦与后悔而已。若能将眼前的事尽力而为，就可以不为将来作梦，也可以避免为已过的后悔。
合理和恒久的生活目标是志向。非理与变动的生活目标是妄想。也可以说，志向是定见。妄想是作梦。
志向是专一的。妄想是复杂的。伟大的人，一生只能有一个志向，所以能成大功立大业。平凡的人，一生存无数的妄想，所以必多失败少成功。
志向如正路，只要一心一意地走去，虽途径长远，终必能达到目的。妄想如歧途，纵然东奔西驰而求，虽途径短近，终必不能有所成就。我半生所以寸名未立，一事无成，就是因为错将妄想，当了志向。
我曾求朋友将“寸名未立，一事无成”写为对联，悬在我的寝室。有同学老友见了说：“这对联仿佛挽联，你何必悬挂。”我说：“我生与家庭无益，与社会无补，与国无功，与世无利。活着与死了，毫无分别。你说是挽联，实在合情合理。我寿终之日，你若能将这八个字作挽联，才真是我的知己。假若你用‘典型犹在’，哲人其萎’或‘老成凋谢’等等的词句送帐子，那才是骂我呢。”
为人与立国相同。为人只靠自己要强，不存损人利己的念头。纵然发不了大财，做不了大官，然而也受不了大穷，招不了大祸。立国只靠整理内政，不做侵略的行为。纵不能扩张领土，威镇环球，然而也不致大遭惨败，民乱国亡。
为人若到无人敢惹的程度，就是到了寿终的日子。立国若到无国敢惹的范围，就是到了灭亡的时候，人为日本人高兴，我替日本人担忧，势不可作尽，篷不可扯满。招白种人之嫉，事小，伤同种人的心，事大。
贪人不能长富。贪国不能长强。人因贪而败。国以贪而亡。
狮虎天性凶暴，残生害命。然而种类，不能发达。牛羊天性温良，屡受摧残。但是子孙，日加繁殖。可见“强者荣华，弱者消灭”之说是不合自然现象的话。
自然之理，是抑强扶弱，奖善惩恶。人若背逆自然之理，自逞聪明，自显强横，就是对自然革命。迟早就要被自然之理淘汰了。我所说的自然淘汰，就是循环果报。
自然之理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是戒满忌盈的。高大的山与深长的河，尚且日渐缩小。人的寿命，既不如山河，就当不求有余，力避盈满。
“强存弱亡”一句话，是扰乱世界的根源，是已过的。世界第一大战的成因，是未来的世界第二大战的种籽。
人类的不平等，是自然而然养成的，不是忽然改变的。正如高山因积土粒，深海因汇水点而成的。人既不能平山填海。也必不能使社会各阶级化为一律。更不能用一种学说，于一时之间，除净阶级的存在。
古圣前贤用“愚公移山”持久耐烦，和平稳妥的办法，劝化世人的恶行。劝了几千年，尚未能达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边际。今人竟想施用揠苗助长急迫躁猛，相仇互斗的手段，强使人类的阶级，于少时之间，化为相等，岂不是徒劳的妄想。
人力纵能移山填海，也不过只能移只能填一小部分。归终还是要望山流汗，望洋兴叹，空耗气力达不到目的。那么，利用“阶级斗争，混合贫富”，才能发生效力，也不过是“一部分”的，也不过是“一时”的。
我为己奋斗二十余年，到现在没有半间的房产，并无一百元的存积。我岂不愿向富者斗争，平均产业，平均劳逸。怎奈人事是复杂的。或贫或富或劳或逸，各有原因。决非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化为一律的。要知学说终是学说，它的势力决打不倒事实。
人类有富贵贫贱的阶级，我以为正是鼓励人自强上进的梯子。你若羡慕人的富贵，你就勉力向上攀登。若只坐在梯子底下怨天尤人，梦想有人把你抱上去，那是徒劳妄想。你纵然将梯子打倒了，仍必有人将它扶起来，再往上爬。
世事就仿佛一个梯子。人生就如同爬梯子。在这梯子前后左右，你争我挤各不相容。若得到梯子的正面，就费力小而成功易。若得着反面或侧面，就费力大而成功难。你若爬不上去，只可怨你的心志不坚，脚根不稳，不能怪人推你挤你。
劳资之间，并没有什么分界。工人若勤恳耐劳，积有盈余，也可以变成资本家。资本家若奢侈不节，怠惰放肆，也能降为工人。今日被人雇用，明日就能雇用人。我见这种的实例很多了，所以劳、资不过是个有时间性的名词。
人人骂资本家。人人骂官僚。但是，谁不愿为资本家，谁不愿为官僚。我只望惯骂资本家，惯骂官僚的人，一旦走了运，变成资本家的时候，若能为工人想，变成官僚的日子，若能为百姓想，就不致于再招人的骂了。
劳资虽有贫富劳逸之分，实在是互做一件事。劳方出力，资方费心。劳心者获利多，劳力者获利少。无工人无资本家。无资本家，工人无工作。双方应互相谅解，和衷共济。和则两利，仇则两伤。万不可苦待工人。万不可轻于罢工。
我是由学校出身的。我深知学生头儿管学生，甚于校长教员。我入社会二十余年的经验，更使我知道，工头管工人，甚于资本家。妇女管妇女，甚于坏男子。二房东对房客，甚于大房东。我也当过二房东，我对于催索租金，比大房东还不客气。可见“奴使奴，使死奴”与英文中说“弱者之间的专制，过于强者”两句话是至理名言。
朱熹说：“肯为别人想，是第一等学问。”现在各国所以不安，中国所以不安，就是坏于不肯为别人想的人太多。
国际之间，甲国若肯为乙国想，就不能侵略乙国的领土。一家之内，父子夫妇兄弟叔侄姐妹姑嫂，若肯互相为别人（对方）想，就不能起家庭革命。社会之中，富贵贫贱老少尊卑，若肯为别人想，就不能有阶级斗争。
肯为别人想，就是《孟子》上所说的“不忍之心”。不肯为别人想，就是《诗经》上说的“忍心”。不忍之心是慈祥的。忍心是狠戾的。不忍之心就是仁。忍心就是不仁。仁就是善，不仁就是恶。
英文所说的Considerationfor Others就是“肯为别人想”。所说的Conmiserating Mind就是“不忍之心”。可见洋圣洋贤，也是与中国的古圣先贤，同想到一条路上去。这种思想，若能普及人群，世上就是天堂，用不着拜神求佛，祷告天主，歌颂耶稣。自己的心，就是上天堂之路，就是入地狱之门，何必向外面去寻。
天堂与地狱两个名词，本是人造的，假定的名词。可是人也能将世界造成实在的天堂地狱。自古以来，一些君子，就是造天堂的。一些小人，就是造地狱的。自我民国成立，人民日处于刀山剑树碓捣磨研之间，就是因为造地狱的人太多。
良心就是上帝。背逆良心，就是得罪上帝。
俗语说“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心所以不惊，是因为有“良心”从中作主。
据我多年的观察，无论如何贫穷卑贱的人，全有发达的希望。惟独好占便宜的人，永远不能有发达的可能。因为好占便宜的人，是生就一身穷骨头。他无论算计得如何精巧，到底还是外面拾进来一升，家中反失了八斗。
精于算计别人，必疏于为自己计算。人所最容易受欺骗的时候，就是正在他用心欺骗人的日子。
小学教科书的良否，关系人一生的成败。在小学若打不好根基，入了中学大学，也不能有良好的希望。
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人材，是知己知彼的。若不先将真正知己的知识，灌入脑中，决不能追求真正知彼的学问。我国许多的留学生，回到中国之后，竟不能使中国得着他们的利益，就是因他们多能知彼，不能知己，对外国的事明白，对本国的事模糊。
日本的留学生，回国之后仍不改国民性，仍是日本人。我国的留学生，回国之后多失了国民性，多变成外国人。日本的留学生回国，多服务社会。中国的留学生回国，多钻入官场。看一看现在我国的文职大员小员，有几个不是挂着英美大学博士硕士的头衔。
我的学生某甲，为将来没有出路大着其急。我对他说：你将眼前的功课，预备好了，将来自有出路。若只在吃喝玩乐上注意，仅在衣饰上讲求，将来不但没有出路，简直只有死路。
当初乡间的人，卖去三亩田，可以造出一个秀才。现今乡间的人，卖去三亩田，不足给儿子做一身洋服。当初造出一个秀才，至不济还可以慢慢地收回三亩田。现今造出一位学匪，多是把产业也光了，把儿子也毁了。
天下惟中国的百姓最老实，最怕官，最容易治。当权的人若不能治中国，天下再没有可治的国了。
中国的百姓，并不求参预政治，并不求官吏保护。只要官吏对他们不敲骨吸髓，他们就心满意足，歌功颂德。
各国军队，屯驻防区要塞，对百姓无所需求，且竭尽保护之责。开拔调防之日，百姓也无若何感谢的表示。因为卫国卫民，是军人的天职。百姓既为国尽了纳税的义务，当然应享保护的权利。
我国的驻军，只要不加搔扰，百姓就认为是恩出格外，受宠若惊。除了制造万民伞万民旗之外，还要登报颂扬德政。这种老实可怜的实例，全球几十余国中，除中国外再也寻不出来。
在中国当老百姓，最好是不住在“用兵所必争”之地。仅以近三百年以来，仅以我滦县而言，连遭吴三桂，李自成，清兵，军阀，外寇，匪军的蹂躏，屡屡不得安生。但是滦县的百姓，虽在水深火热之中，仍不愿逃出龙潭虎穴之地别寻乐土。我若有养身之道，仍要转回故乡。可见居住险要之地的人民，并非不怕遭劫，只是故土难离。
有人说：“在已往的二十余年中，我国的政客军阀，只能在‘中华舞台’上演唱《双天师》。他们互相排挤，彼此攻击。究竟谁是真，谁是假的，我们小百姓，实在无法区别。”我说：“真天师能降妖捉怪，假天师也能唤雨呼风，他们哪能比得上。他们不过是瞎唱《五花洞》而已。纵然证出谁是真武大郎，谁是真潘金莲，又有什么价值。”
我极愿做官。朋友问我愿意做官的理由。我说：“在中国千行百业之中，惟做官最容易。并且愈大愈好做。文的，我不敢做书记，传达。武的，我不敢做连长，排长。至于主席，司令，我敢立刻走马上任。因为官愈大，愈用不着学问。”
在满清将亡的时候，有不会写“军”字的陆军部尚书。在袁政府的时代，有认不清自己大名的督军。假若他们是书记或秘书，不但掌不了大权，发不了大财，简直保不着饭碗。
各行之中，据我看惟有唱戏与教书最难。因为挑眼的观众最多，决不是可以模糊对付的。唱戏的，若是大草包还可以下降而跑龙套，充扫边。教书的，若是半瓶醋，在学校内决无滥竽充数之余地。我所以竭力要跳出教育圈子，就是因为在学校里，不易谋生。
近一二年来，连连发现贪污大案。案中的要犯，或远逃国外，或匿避租界。当局若果肯拿办他们，他们怎能安然出国，焉得稳居租界。纵然他们托庇于洋人宇下，既不是政治犯，又为何不肯交涉引渡。若能赶紧将他们明正典刑，非但可以制止贪污，且可以使小民消解愤怨，也可以使外国人少说闲话。因亲属关系，容留一二奸贪，固然是人情之常，但是若为全国设想，为自己的声名打算，则万不可稍存姑息。
刘邦所以受人民的欢迎，是因他能先除苛法。朱元璋所以得人民的悦服，是因他能先诛贪官。
苛税不除，民生无望。贪吏不诛，国命不保。
定国不在奖善，只在去恶。因为去恶，就是奖善。对善者，要听其自然。对恶者，须痛加诛戮。我中国的政治，所以屡改屡革，永未上了轨道，只是因为掌权的人，对“公私”二字分别不清。其实，事关个人或少数的人，就是私。事关国政或多数的人，就是公。
掌权的人，对私字上用心，不过养成一群胁肩谄笑的小人。对公字上注意，才能助成一些光明正大的君子。日与君子相亲，必定公心日长，私心日退。公则人心归服。私则民心离散。
宋朝名将曲端，为泾原教统的日子，他的叔叔为他部下的将官。因为打了败仗，曲端就不顾叔侄的关系，立刻将他叔叔在军前正法，并且作了一篇祭文说：“呜呼，斩副将者，泾原统制也。祭叔者，侄曲端也。尚飨。”他这种办法，既能全公，又不废私。焉能不得全军的敬畏，怎能不受人民的歌颂。
明朝名将戚继光，因为他独生爱子临阵回顾，竟不念父子之情，斩了他的儿子。不怕当了绝户，断了香烟。他能不因私害公。所以他才能东平倭寇，北卫边疆。今日掌权的人，多因私废公，不但对亲属力加庇护，甚至因同乡的关系，也能毁法乱纪。何怪东北四省，被岛民白白拾了去。
外患不足以亡国。内乱不足以亡国。惟国法不能推行必致亡国。并且法律若得推行，国政才能入了轨道。国政入了轨道，自然不能发生内乱。内乱不起，自然不能招起外患。
无论行什么政体，讲什么主义。反正是，法行于上则治，法行于下则乱。我中华前途之兴亡，只看掌权的人，能否却除人情面子，能否因公不顾私。
俗语说“法律本乎人情”。所谓人情者，不是一二要人的私情，是全体国民的公情。以私情行法，必招人心怨愤。以公情行法，必能上下翕服。
太平天国的名将陈玉成，守安庆时，对部下临阵退缩的将官，不分亲疏，一律用点天灯之法处治。东王杨秀清，对部下败将，全处以凌迟之刑。他们那等行为，固然是惨无人道。但是太平天国，所以能支持十六年的原因，未尝不是对大员能行法的效力。以后太平天国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姑息顾忌，不敢严惩大员，只能对小民身上用法了。
我国的扰乱，就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操持大权的人，对于犯法的文武大员，多讲情面而不忍处治。二是对于犯法的文武大员，多所顾忌而不敢处治。其实若能光明正大认真办理，虽亲友亦不能怨你刻薄。若能将他们的罪状宣布全国，虽大员亦必无法反抗。
若想中国不亡，须振起监察院的胆量，施行“闻风即奏”的办法，由该院直接派人暗中澈察。不必另派大员使大员们增加额外的收入。如此，不但可以减少公费，也可免得大员们，因吃酒席太多而拉稀便秘。
严办犯法的人，才能保护守法的人。宽纵犯法的人，必致守法的人也因不平之故，起而犯法。
古人说“家庭之间，只可论情，不可论理”固然是大有阅历的话。然而只可限于一家人，对一家人之间的私事。只要一关涉家庭以外的人，就只可论理，不可论情。家庭是邦国的基础，若为护庇私情，由家庭先将理字破坏了，一国之人，彼此之间，更不能讲理了。
我常见一些未受过教育的夫妇，因孩子在外招生是非，反因舐犊之念，向被害者大打大骂而惹大祸。全是起于只顾私情，不顾公理所致。假若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只论曲直不加偏袒，不但不致惯坏了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免得招人的愤恨。天下小事大事全是一理。国中若有贪污的官吏，全是因掌大权的人念私情而纵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