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太阳系作比方。太阳与八大星之间的吸力就是情。八大星的轨道，就是理。它们若不能守着一定的轨道走，太阳也就无法施用吸力，宇宙必立时分崩碎裂而化为无有。人犯了法，就是出了应守的轨道，也就是不循理的举动，是破坏人类的系统，是群众间的败类。所以不可因情牵扯，而将理毁了。
法律是为讲理而设的，是专对不讲理的人而施的。当权的人，若只顾情而不顾法，就是毁法背理，国政不但永远上不了轨道，并且必致民乱国亡。
国际间，保护政治犯，是因为政治犯是对一国的政府叛逆的。并不是在一国的社会之间，因为私欲而杀人放火诈欺劫盗的。一国的政府，时常被一些人霸占而倒行逆施，才引出政治犯来。当权的人为泄私愤，可以施用势力，对反逆者加以惩处而不顾公理。国际间因维持公理起见，才对政治犯力加保护。
我国近二三年来，所发生的邮款，鸦片，盗宝，卖官，舞弊几件大案中的男女罪犯，虽然全顶着委员官吏的头衔，然而与寻常窃盗诈欺的罪犯相等。岂可容他们远居乐土逍遥法外呢。当权者若不将他们赶紧“引渡”过来，他们就要造谣攻击政府，而掩盖他们的私罪，假冒政治犯了。
司马迁论商鞅，说他“刻薄寡恩”。其实，若欲使法律推行，决不可“宽厚多恩”。太子犯法，他还敢认真处治。因太子不能加刑，而惩办太子的师傅。商鞅不知有所顾忌，不肯模糊敷衍，所以才能使秦国盛强。中国现今若有商鞅那么一个不避权贵，不拘私情的人，何致贪污的案子层出不穷呢。
前年我问某侦缉队长说：“你们终日缉捕盗贼，假若他们被释出之后，对爷爷报仇怎么办？”他说：“我们办的是公事，无所偏袒。不贪赃枉法，盗贼并不同我们结仇。可见按法而施，公事公办，盗贼还知公理而无人可怨。假若当权者用光明正大的手段，重办几个贪污的官吏，将他的罪公布全国，也必招不起私仇与私怨来。”
据报载，某省当局，枪决了三个见匪攻城弃职潜逃的县长。这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因为官吏受了人民的供养，有守土之责，理当城存俱存，城亡俱亡。然而细一想，未免要为他们呼冤。因为县长多是文人，没有防守的武力。没有武力，因失城逃走，还须处以死刑，那么身拥数万之众的将官，若因敌进攻，轻弃防地的人该当何罪。
管子说：“草茅弗去，则害禾谷。盗贼弗诛，则伤良民。”唐太宗说：“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这两句话，当权的人若顺着走，就能保权位，定国乱。否则，不但害了自己的声名，也要缩短国家的寿命。
操持国中大权，不在乎有什么高明的学识，只在乎能否“除恶”。所谓除恶者，只是“除恶税，除恶法，除恶人，除恶俗，除恶习”，这五恶若不能除，任何好的政策，也不过是谈谈而已。
怨天尤人是匹夫匹妇行为。自怨自艾是圣贤英杰的本色。
近两三个月中，我看人力车夫的脾气，多是大改旧日柔顺的常态，而化为凶横的现象。我详细考查，才知道是起于市面枯涩，坐车的人太少。他们劳苦终日，度牛马的生活，除去必交的“车份”之外，几乎得不着一顿饭的余资。所以因饥饿所迫，而化为暴烈。英国格言说“饥人就是凶人”。当局若欲保持和平秩序，应当速谋补救的方法。
北平一处，拉人力车的不下三四万人。以一人一家四口计算，将达十余万人之多。为防患起见，应设法减免他们的车捐，增高自用汽车的捐款，以作抵补。要知有自用汽车的人家，每月多出十几元，不过九牛一毛。穷人每月出四五十枚的捐税，就必减少一日生活的代价。捐税固然是向开车厂的主人征收，然而直接担负的还是人力车夫。我不是对有自用汽车的人有恶感，我是为他们谋稳妥的享乐方法。
救济穷人，只在小惠，不在大德。只在目前的切要之图，不在高远的伟大计划。
近几年来，一提救济贫民，就是一些聪明过度的人，乱喊“设立工厂”，实在是屁话。纵然言顾其行，也不过是收容少数的贫民。最好是重征奢侈品的捐税，对米面煤油等等的苛捐恶税，认真的竭力减除。
现今就北平一处说，没有一辆不纳捐的人力车。可是不纳捐的自用汽车则不知多少。正如少有不出房捐的贫民，可是常有不纳房捐的阔人。我以为，若用征人力车捐与收贫户捐的精神，转移到汽车与巨室上去，每月必可多收十几万元。
我国的汽车，行路有优先权。停放有占地权，有骂人打人（老实人）之权。在街上有警察代为开路之权。有防碍交通之权。汽车主人愈阔，权威愈大，其致有打骂警察（租界与东交民巷的除外）之权。既享得权利多而且大，当然所纳的捐税，应重而且巨。如此才合平公理，如此才可平止愤怒。
中国有些阔人，不纳捐税，并非不知应纳，也非无钱可纳。他们是以为，若纳捐税，就失了自己的面子，丧了自己的锐气，减了自己的声望，灭了自己的威风。不但见不起亲友，简直见不起自己的太太。这种恶习，只有中国地图变了颜色之后，洋老爷可以代为除根。呜呼，中华“民”国。
前几年，我在某机关当小官僚。我的一个旧日的学生某甲，也在一起办公。某日他到我家拜访，说：“先生，为什么不安电灯。买几盏电灯和几丈引线，再用一根铁丝搭在电灯线上，就行了。你若办，必无人敢管。”我说：“某派的势力倒了，我怎么办呢。”他说：“再取下来。”我说：“取下来容易，然而再点我的煤油灯，就不合眼光了。莫如用我的老法子，终久是稳妥的。电灯公司虽是大资本家，是吸收市民膏血的，然而我没有白用的权利。”
前几年，在机关任职的要人的自用汽车，没有一辆纳捐的。那么依此推断，在机关服务的小要人的自用人力车，也可以不纳捐了。但是我看他们的车上也有捐票。可见在目下的中国，做的官愈大，享得权就愈多。并且愈对国家，有不纳税的义务。何怪人人愿做官而且愿做大官呢。
不必讥骂古人。不必拍捧今人。要立定志向做一个好人。
现今“学校商业化”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名词。我的朋友某校长，认为是奇耻大辱，打算作文驳辩。我说：“你不必辩。办学校若果能真正商业化，教育就不致愈办愈糟了。”因为商业是以公平交易为正轨的。学生花一份钱，必要设法使他得一份真货。他们虽年青，不识货，也必要使他们换了真的走，万不可用劣货蒙骗他们而行奸商化。
教书是好汉子不做，赖汉子作不了的一种行业。人当了教员如同钻了牛犄角。愈往前钻，愈没有光明的前途。人说教书是清高，我以为教书是昏暗。
人的两只眼，全是平行的，所以应当平等看人。人的两耳，是左右并列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人的鼻端，共有两个孔，所以不应当随着别人一个鼻孔出气。人只有一条舌，所以不能说两面话。人虽只有一个心，然而有左右两心房，所以作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当为别人想。
真恶人，如同明枪明刀，容易使人躲避。假善人，仿佛暗枪暗箭，令人无法提防。所以，被真恶人骗了或害了的人少，被假善人骗了或害了的人多。
真小人是蒙虎皮的狼。伪君子是蒙羊皮的虎。
动物中，惟狼最不知爱惜同情，然而非到饥饿无法忍受的时候，决不自相搏食。可惜生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愈是衣食不缺的人，愈要损人利己。
民变起于争食。官反起于争权。争食因为饿。争权因为贪。民的肚子容易饱。官的欲念永不足。所以，民变常少，官贪常多。
现在的“新生活运动”，是中国再造复兴的引子。惟最要紧的第一步，是先须使百姓能够生活。百姓有生活的可能，才有心肠分别什么是新生活。欲使百姓有生活的可能，先须严办贪污的官吏，痛剿扰民的军匪，速裁无用的机关，减免害民的恶税。
今日不较昨日好，就是苟活一日。今年不比去年好，就是虚度一年。所谓好者，不是增加财富与权势，是增加学识与道德。
有人说：“中国将来不亡于东方某国，就要亡于西方某国。中国目下不联东，就得连西。”我说：“东方某国是凶狠的强盗。西方某国是阴毒的恶妇。亡于强盗是家破人伤。亡于恶妇是家败人亡。联前者，如同交匪类。联后者，仿佛娶婊子。全不能有好的结果。”
有人问我：“为什么书呆子的性质多方正，不合时宜。”我说：“书全是‘方’的。你看见过‘圆’的书么。”
中国当初用的制钱，全是圆的，中间有一个方孔。颇与我国古人，处世要“外圆内方”的学说相合。可见古人做事，虽小的东西，也颇能给人一个教训。
《颜氏家训》上说“夜觉晓非，今悔昨失”。我中国的人——尤其是些高出小民之上的要人——若能施行这句话，国中就可真正统一，东北四省，终久是中国的领土。
生活是工作，不是游戏。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是牺牲，不是享乐。认清了，就能随遇而安。误解了，就必怨天尤人。
世上人，共分三等。第一等人，是与世有益的。第二等人，是与世无害的。第三等人，是与世有害的。人的等级，不可由职业上分。我以为，人力车夫与倒马桶的，若存心公正，就是第一等人。大学者与委员长，若存心偏私，也是第三等货。
旧的不一定全坏。新的不一定全好。旧的也不一定全好。新的也不一定全坏。能分辨良窳，邪正，才配谈守旧与维新。某要人所以屡起屡仆，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就是因为他，只以为新的就是好的。
中国人学外国人，或外国人学中国人，决学不到其中美点，必先要染成了坏习。所以久居中国的洋人，回到本国多不受人欢迎。中国人留洋几年，回到中国得了权势，作弊的技能更特别的精巧。要知近三四年内，贪污大案中的罪犯，个是由外洋学来的。
“教育救国”实在是一句皮毛的话。真正的救国之法，是“良心救国”。欲施行良心救国，须先毁灭现今一些“责人”的学说，施行“克己”的教育。
某女士留学数国，通晓四国文字，对于政治法律，极有研究。外国女子对她也甘拜下风。论她所受的教育不为不深，知识不是不大。然而她得了权位不久，贪赃枉法的程度，竟超乎一切旧日的官僚。可见无论男女，若心术不正，纵然有天大的学问，只能与人群有害。
我最恨现今有些要人，对中国民穷财尽的现象，不说是“前人遗下的祸”，就说是“受了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一毫也不承认自己的过错。
现今那位惯说便宜话，惯将自己认作圣人的某要人，又跑在一边大说便宜话蛊惑愚民，假充正经，假冒贤德去了。岂知中国这几年中，人所受的苦恼祸害，实在沾了他的光不少。
只要中国的要人，不肯自认自己担负了一部分殃国害民的责任，中国永远不能复兴。只要中国人民肯受人骗，中国前途必不堪设想。只要中国青年，自视为圣人，中国教育必根本破产。只要中国摩登妇女，误认放荡为自由，中国人种必归灭绝。
亡中国的，不是洋鬼子，正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下层社会，而是中国上等社会与中等社会。尤其是一些读书识字的官僚与有名的学者。他们互争权利，互逞才能，才将中国弄毁了。
《潜夫论·务本篇》上说：“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所谓“富民”者，不是用科学方法，改良农田。也并非礼聘一些讲堂上的人材，干涉农工商的职务。是不行扰民恶政，轻减人民所担的恶税，少设不切实用的机关，剿除人民中的土匪，令人民能安心自理他们的职业。所谓“正学”者，不是采取四二制或三三制，也不是效颦欧美日本。是慎选有学有品的教职员，是施行“教育纪律化”，是编定合乎中国民族性的教材，是养成学生出了学校，有在中国谋生的本领，是排除一切“外国顺民”所作的毁坏欺骗青年的邪说。
现在，我国的青年，原是白璧无瑕的良好国民，全是些大有后望的人物。可惜受了野心的学者蒙骗，将他们引入歧途迷路之中，导进愁云惨雾之内。欲救这些陷溺的可怜的孩子，教育部应赶紧编选“鼓舞”的课本，使他们多读富有民族性的文学。在教科书中，竭力铲除为外国宣传的材料。对于时人的作品，务要彻底肃清。用各省耗于留学的经费，奖励辅助勤苦的学生。
中国现在所以衰危，是因为未曾学到外国的美点，反将中国原有的美点失去了。正如庄子所说的“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葡匐而归耳”。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乡下人，娶了城市的姑娘。某日他进城给他岳父贺寿。得了他女人的命令，一举一动，仿学同席人。同席的某甲，见他那事事学人的举动，大笑一声，立刻从鼻中喷出一根面条。乡下人连忙仿学，不但未曾喷出面条，竟喷了满桌鼻涕。他回乡之后，说城市中的人，全容易学，只是学不到他们那喷面条的技术。我中国人学洋人，也不过将将学到乱喷鼻涕的程度。
救我中国，只靠我中国人，自己寻求自己的病源，自己用自己药品。徒靠外国人，专吃外国药，是不能“立起沉疴”的。
亡在日本人手里，是日本的顺民。亡在俄国人手里，也是俄国的顺民。反正，决不能与他们本国的人，享受同等的待遇。真正自认为是中国父母生养的志士，若要救中国，决不可求助于异族。石敬瑭骂名千古，吴三桂遗臭万年，就是最好的鉴戒。“要人”犯了显显然然的大罪，本可立正典刑。偏要另派大员亲临检查，惟恐屈枉了他们。“小民”犯了似实似虚的小罪，本可设法详查。偏要立时捕拿下狱，竟无人代为剖白。专制时代也少有这种现象。岂知要人是人生父母养的，小民也不是猪生狗养的。同为一国的人民，不可有两种的待遇。
“匿名信”本是不敢负责的怯懦之夫的卑鄙行为。寻常人接到这种东西，还要认为鸡鸣犬吠置之不理。然而近四五年来，我听说官方竟凭这东西，任意逮捕人民。假若此风一行，人民就无时无刻不在忧惶恐惧中度日子了。
官方对于匿名信，不可认作升官发财的机会。应先设法详细追查他们的人。一面对于被告发者，慎加调查暗行监视，在无真赃确据之前，万不可轻施逮捕。一则可免无辜者含冤，二则可保官方的名誉。
五年前，北京某机关，因得匿名信一封，竟不加详查将某校教员某甲，捉捕而去，非刑审问，使他承认是共党的首领。至终，打掉了他三个脚指。及至证明他是被人陷害，才将他释放出来。某甲虽未丧了性命，但是两支脚全残废而成了瘸子。这种黑暗，只可在我中华民国寻得出来。
去年我由地安门用铜元四十枚雇人力车到灯市口。匆忙付了钱票一张。进门之后，车夫敲门，说我所给的是一张六十枚的，要退还我二十枚。我见他的举动奇异，问他为什么不占便宜。他说：“富贵，天给的，瞒心昧己，发不了财。”可见下级社会的人，若存一点迷信的心理，也不肯做背逆天良的事。从来阴狠奸恶之徒，全是些毫无信仰的。
人民迷信太深，固然是防碍国事的进步，然而“要人”所办的“金刚时轮法会”，也不是推进国事之良谋。
古语说：“国将兴，听于人。国将亡，听于神。”所谓听于“人”者，是靠赖一群要人，化除私欲专心国事。所谓听于“神”者，是一群要人，尔诈我虞放弃责任而专在他们所拜的神上用心。这两句话并不是指着无官无职的小民说的。
所谓“要人”者，是要办“要事”。所谓要事者，是军国当前的大事。只要“要人”能将“要事”办好了，小民那种种不合科学的陋习，先不必管他。
我听说某省，苛捐恶税层出不穷，土匪遍地。某省的要人竟熟视无睹，偏大用精神，拆毁庙宇，严催放足。这是倒行逆施，这就是轻重不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