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最以为可忧的，是我国与古时相较，事事物物，无不退步。仅以人而论，所谓好人也好不及古人。所谓坏人，也坏不过古人。现今在我国坏的要人中，若寻一个像曹孟德的，竟寻不到。纵有一二要学他的，又没有他的学识。有人将已死的某总统比曹孟德。我当时大加反驳，说：“他哪一点配。”
文章本是自由的。是一时兴到随手记出来的，不必分析什么派别。可恨我国现在所自命为文坛健将之辈，竟吃洋人的屁灰，将文又分为什么“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尤奇怪的是“未来主义”。愈分愈乱，令人或读或作，全要加上桎梏。
现在的人心，慢慢全要变成虚，浮，躁，伪，阴，狠，险，毒。所以制造的东西，也渐渐表现这种恶劣的现象。再求坚实耐久，是妄想了。我看拆毁北平东安门的石桥与宣武门的瓮城时，所费的力气与时间，知道古人做事，全有万年的计划。
我想现在若将故宫里的三大殿拆成平地，所用的时间，比建筑九大殿的时间还要多。
拆毁若反比建筑还费力，那么，耐久不耐久，就可想而知了。
我乍到北京读书时，北京各商店并无华丽的门面与辉煌的电灯。然而内部是充实的。铺伙的穿戴简陋朴素，可是日有存蓄。现在商店的门面，只求壮观，铺伙的衣履只求漂亮，也不过是应了俗语所说的“驴粪球儿，外面光”。
去年年底，有人送我十匣点心，五匣挂面。装璜美不可言。堆积一起足达三尺之高。及至打开瞻仰，点心不足一斤，并且难以入口。挂面不足四两，并且糟不可言。我对我的她说：“他们全在外表上注意了。”这大概如同北平丧事所用的“饽饽桌子”欺人骗鬼，根本就不是为吃的。
用文治，可以立国。用武功，也可以立国。亘古以来，决没有用骗术可以立国的。用整旧之法，可以强国，用维新之法，也可以强国。决没有整个贩运外国的文化可以强国的。
某报登载某青年的来函，大意说，他生在不良的家庭，不能容身。处在污浊的社会，难谋职业。投入机械式的军队，度牛马式的生活，受种种惨酷的待遇，前途黑暗异常……等等的话，并求指示明路。某报编辑，劝他存正大的志向，努力自修，做一个好军人。某青年虽染了现在青年的毒，然而还怕误入歧途，实在是可造之材。某编辑那种答覆，实在是因势利导，对症下药。假若遇见野心的编辑，也必要随某青年，大骂环境，未免就要将那位青年引入愁云惨雾里去了。
某青年要知，不良的家庭，正是鼓励有志者的兴奋剂。自古以来的伟人，多是由不良的家庭，激迫起来的。不易谋求职业，是怨自己没有真正的本领。真有本领的人，少有真饿死的。军队原是机械式的，原是牛马式的，待遇原是惨酷的。不但中国的军队是如此，甚至目下青年们，所认为天堂的外国的军队生活，也不能例外。俗语说，“不经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威震环球的拿破仑，乍入军队时，也不是总司令。中国的名将，也多由小兵演进而成的。
一个青年，若居家，就怨恨家庭。处社会，就怨恨社会，或到一处，就怨恨一处，我管保他一生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不但不能有所作为，简直心中一时也不能安宁。纵然将他送到他所羡慕的外国，他也要喊革命。纵然将他送到天堂，他也要向下跳。
我对我的学生某青年说：“人处于不良的环境中，如同身落泥塘里。决不可乱嚷乱骂，或呼求救援。必要奋力爬出来，才是好小子。若能在爬出之后，再设法将泥塘填平了，才是大英雄。”
世上种种的困难，决不是少爷式的人所能战胜的。世上种种的劳苦，也不是少爷式的人所能忍受的。少爷式的人纵然赶上“天雨金”，他也不愿费力拾起来，他还恨上天不替他送到银行里去。纵然天上掉洋服，他还嫌式样不摩登，颜色不如意。纵然天上掉面包，他还嫌无果酱缺黄油。这虽近乎笑谈，然而现在一些挑拨性质的书报，多能将大有后望的青年，练成这种少爷式的废物。
英国格言说“平静的海面，养不成精练的舟子”。我以为，安乐的境遇，造不成伟大的英雄。
哈兰德J.G.Holland说：“上帝为鸟造食，然决不送至其巢内。”他那话正是为那种怨天尤人，不知进取的人说的。
现今的青年，并非异于古时的青年。也非是甘心自愿争先恐后地跑入歧途。他们所以沉溺日深，是因为没有真正引导他们走入光明之路的人。并且一些受外人豢养或野心的“学者”，用各种钩饵，诱惑他们猛力地向歧途里盲行。我常说：“现在若想为一个好青年，比当初修成一个神仙还难。”
青年正是不小不老的人，应当守定中道而行，不顽固，不趋新，顺中正之路，谋求将来应世的学识。可惜他们多被两种极端派的人——老顽固与新野化——害了。老顽固既不能对青年加以正当的指导，青年们遂不由得被新野化吸收了去。青年人如同鱼鸟。新野化如同钓翁与猎者。老顽固就是驱鱼上钩，驱鸟入网的人。
有人问我：“为什么在前几年的一些新圣人，现在竟被一些青年，讥为落伍了。”我说：“因为那些新圣人，又多活了几年，思想慢慢地入了轨道。并且回国的日子多，作的文也可以使人懂了。思想若入了轨道，作文若令人可懂，这不是落伍么？”
我中国现在的男女老少，所以不能相安共济，是因为守旧的太旧，维新的太新。双方分道扬镳，各趋极端，中间断了连系。并且缺少不旧不新的折中派沟通新旧两派的隔膜，调停两派的偏见。
日本维新，在中国之前。可是日本的摩登男女，摩登的程度远在中国之后。日本到现在还不准演接吻的电影。我中国的摩登男女，在公众的地点，就敢亲嘴抱腰。日本国民现今还主张保留古代遗风，我中国摩登男女，竟提供打倒旧日的伦理。日本的阁员，尚肯乘坐电车，我中国官至司长，就以为不乘汽车是不合身分。何怪日本岛民日强，何怪中华民族日弱。
人说：“新加坡是各种民族的展览会。”我看我中国，仅就北平一处而言，是一个“新朝旧代的陈列所”。北平有不知民主共和的乡民，有高谈社会主义的学者。有三寸金莲的姑娘，有烫发光腿的小姐。有讲三从四德的女子，有破伦常灭宗教的“密斯”。有十八世纪的土房，有立体式的洋楼。有康熙元年式的轿车，有一九三三式的汽车。甚至一个家庭的人口，以思想新旧而论，相差足有三百多年。
用马车与汽车作比方，足可证明中国守旧与维新的现象。守旧的人维新，才达到马车的程度。维新的人进化，已超过汽车的速率。一个太慢，一个太快，中间接不上气。
有人问我：“中国近几年来，为什么愈文明进步，愈见危亡。究竟有没有补救的方法？”我说：“中国所以到了这般地步，是因为一些有势力的要人与学者，合着眼，昏着心，随着洋人胡趋乱跑，跑进了泥塘。现在救亡之术，不是上前猛进。是睁开眼目，先在泥塘里，寻求一条出路。”
现在北平的当局，又要提倡举行大扫除了。真是一件可歌颂的善政。不过，我以为，定期限日的大扫除，实在不如实施天天日日的小扫除。若仅在大扫除的特典上用心，恐怕就要学了四年前，北平的清洁运动。
若欲使城市整洁，一切通街大道，须由官吏督率清道夫勤加工作。胡同僻巷须由官吏责成各住户，每日认真扫除。若有一家门前污秽不洁，就加以严重科罚。不可信靠自治的机关，总当由公仆（官也）时时注意。
中国人中有许多是不能自治的。非由官吏督催认真巡视，决不能有良好的效果。仅以清洁而言，庚子年，洋兵分段治理北京，连贫穷的大杂院中的小孩子，也不敢在门前开拉屎展览会。并且住户不论身分，若不将门前洒扫洁净了，就有挨打受罚的羞辱。经洋老爷管教之后，果然达到了卫生的表现。
我终以为，在我国未亡之前，由各住户将门前自加洒扫，较亡国后由洋鬼子用皮靴督催而施行清洁的运动，体面得多。
使我大感痛苦的，就是我中国多数的人不讲公德。我无论在任何城市居住，我每日必亲身将临近我的门口二三丈内洒扫清净了。然而常遇着街坊任意的作践，使孩子们用为厕所。我屡加劝导，他们多用“你管得着么”一句回答。这种陋风，只有将来洋老爷可以管得着。
在中国——尤其是北平与天津——住杂院公寓旅馆，实在能使讲理的人，气破了肚皮。你正要安寝，有人就大唱二簧。你方要合眼，有人就大打麻将。只顾他们的自由，不顾别人的安宁。他们竟认他们的举动为当然，你的干涉为非礼。至于唱小曲，泼脏水，倒炉灰，光膀子，出怪声，骂大街，还是小焉者。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修八代，修一个好邻居”。
愈是公众的所在，愈不能有个人的自由，更不可将放肆误认为自由。在公共的所在，任意自由就是扰乱公安。在公共的所在，任意放肆就是破坏秩序。
茶楼饭馆戏园以及一切娱乐场所，虽是寻乐开心的地点，然而不能自治，不知礼貌的人，不当容他有放肆的可能。我中国有一部分人，专以为在以上各处，扰乱公安，破坏秩序，为光宗耀祖。你若稍加规劝，他必说：“我是花了钱的。碍不着你，你不配过问。”
饭馆是公共吃喝的地方，理应保持相当的安静。若高声谈笑，足能扰乱大众的神经。
在外洋各国，进入这种地点，必低声细步，无异进入礼拜堂与神庙。这并非怯懦不敢自由，这正是重己敬人的君子之道。
在饭馆，高声谈笑已经是失礼的蛮行，然而还有人喊破喉咙，拼命似地猜拳，扯开嗓子歌唱。为劝酒起见，小声猜拳还不失为欢宴的一种方法。至于饭馆之内，既非舞台又非旷野，何必大显腔调高唱二簧。要知，正在你山嚷怪叫声震屋瓦之时，正是邻座皱眉蹙额掩耳心烦之候。你固然是花了钱了，别人也不是免费来吃的。
我在饭馆用饭，菜将摆上，常见邻座的饭客，在桌旁拍身上或脚上的灰尘。我将要取菜入口，邻座的饭客，竟在桌旁大吐黄痰。前后有空地方有痰盂，他们竟不肯亲劳玉趾多行几步。我每加干涉，所得的答语，总是“我也是花钱的，你管不着”。我想，中国民族道德之衰亡，多坏在“你管不着”一句话上。
在戏园剧场，喝采鼓掌是为鼓励演员的。然而我中国有些人，竟将这种扰乱公安的举动，扩张到电影院里。我不知他是有什么目的。
开饭馆的若想生意兴隆，必须饭菜精美，价钱公道，房屋雅洁，器具整齐，伺应周到。一切设备，务要合乎卫生。不在乎刀杓乱响，山摇地动，狂喊助威。可惜北方一些饭馆，皆以为不如此，招不来财神顾客。不这样显不出生意发达。
我每逢上一次饭馆，出来之后就觉耳中尚有吵嚷的恐怖，心里许久不能定神。他们那些堂倌，每叫一个菜，必要大逞喉咙夸示嗓音。每报一次账，账房先生也必随声接喊。山嚷怪叫，惊人耳鼓，刺人神经。我遍游十几省，只在北方——尤其是平津二处——才见着这种扰人的恶例。
我虽是中国人，是北方人，我最爱吃南饭馆，吃西餐。因为无论客座多少，多么忙乱，决听不着堂倌在饭馆练噪子，更听不着厨师用刀杓作音乐。
东安市场有一家饭馆子，在开张不久，我曾去探险一次。饭菜粗劣，价钱奇昂。可是以能喊叫而论，足可列全球第一。堂倌上下楼梯的声音，足可使雷公退避三舍。我对他们的堂柜说：“请你们以后，多在菜饭上注意，不可仅在喊叫上研究。要知发财，不是由喊叫得来的。”现在那个“喊叫传习所”早就关门大吉了。或者他们的老板，还以为是因为喊叫得未到家呢。
北平有几家饭馆，并不在饭菜上用心，反竭力搜罗嗓音洪亮，善于嚷叫的堂倌，以便声惊四座。这正与学校不在功课和体育上注意，而专门礼聘几名选手增光助威，滥出风头，是一样的离了正轨。
前年我的朋友某甲给我写信，介绍两位新到中国的美国人，请我招待。我请他们在东安市场某饭馆用饭。他们吃到半途，即告辞而去。说：“你们中国的菜真好吃，可惜我们的耳朵受不了。”
孔子说：“食不语……”他并不是说，见了饭菜就低头猛吃，连话全不肯说。他是说，不可说不当说的话，不可任意喧哗以免扰乱同座的人。外国不论，单以北平的洋饭店说，无论一个饭厅有几十桌坐客，决没有高声谈笑的。并且小孩也知注重公安，保守秩序，对于吃饭的礼仪，应当牢守古化并要仿学洋化。
我中国人——尤其是阔人——对于宴会，多不肯按时出席。尤可恨者，是以为到得愈晚，愈以为光荣。到得愈早，愈认为可耻。因为自己端架子，使别人陪着耗光阴，这是何苦。现在我同朋友约定，有人约请宴会，要提前十五分钟到场。宁可候主人，不让主人候客。
十年前正在某派走运之日，某阔人在北平某外国饭店宴客。原定下午六点。九点客才到齐。客气寒暄一小时之久。然后让座。让至半个钟头，不能解决。将一座饭厅，几乎变成猪市。饭店洋老板气极，连息了三次电灯，他们才入了轨道，闹了一个不欢而散。洋老板遂发誓，再不接待中国人。
中国固然是个礼仪之邦，但是礼仪应适可而止。并且主人应预先用红纸小条写明诸客座次，以免争执而省光阴。
西半球某国，当初曾用感化的方法，处治撞伤人物的开汽车的。将开汽车的与所撞伤的人物，关在一起。使他看—看残肢断骨的惨状，感化他的良心。岂知释放之后，开汽车的仍不改草菅人命的恶性。可见感化之法，不是慎重人命之道。
在交通发达车辆繁多的城市，行路的人须前瞻后顾，时刻留意。横穿街道时，更要详看左右，不要低头慢行而大迈四方之步。既有行人的便路，不必在马路中，摆摆摇摇。
近几年来，常常发生军用汽车撞人毁物的消息。原因多是开车的仗赖军用二字，开足马力横冲狂驰。军事运输，若在战时固当以速快为是，以免迟误军机。拿破仑因他的炮车出发晚了五分钟，竟致一蹶不振。然而，若在平时，为慎重民命起见，军用汽车，若缓开一点也误不了军国大事，行路的小民，也就感德无涯了。
有勇将，决不能有弱兵。有贤父，决不能有逆子。有爱民的将官，决不能有扰民的士兵。正如有贞洁的婆母，决不能有卖淫的儿妇。
军人是保卫国土的，不是对国民示威的。真正的良好军人，对敌国要威如猛虎，对国民要柔若绵羊。如此，才能使敌国畏服，才能使国民爱护。
岳武穆所以能使金人破胆，背地里还称他“岳爷爷”，就是因为他专心对外，纪律严明。他所以得人民的信仰，就是因为他的兵，能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某省的军队，所以受敌人的轻蔑，受人民的恨怨，就是因为一部分的官佐目兵，反逆岳飞之道而行。
某省的军队驻在我的故乡滦县时，军中对老百姓，有一种歌谣：“打是饺子，骂是面。不打不骂，小米饭！”军队行有行饷，驻有驻饷。百姓没有直接供给的义务。他们的长官既胡征给养，他们又明扰居民。然而他们的司令，深居简出，又焉能知道人民的痛苦。结果，少数的贪将劣兵得了便宜，某司令担了恶名。然而他还不知道呢。
耘田要除害苗。养马须去害马。治国治军，以至办学校，开工厂，设商店，也离不开这种原则。若将其中的坏的去了，才能保全好的。否则就要应了俗语“一木杓坏一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