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中国为什么总不能安宁？”我说：“只因为一些要人，有福不会享，偏要生闲气。”
使小人无法生活的国，必乱。使君子不能生活的国，必亡。
按进化论，人是由猴类进化而成的。猴类既是兽类，人多少必要含有一点兽性。古圣先贤，知道这种情形，所以就创出道德，伦常，宗教作束缚兽性的无形利器，正如将野兽装入樊笼里，以免它们出来为害，使社会少生纷扰。现在有一些自命为新文化分子的人，不了解古人的苦心，以为道德伦常宗教，是妨碍文明进步的东西，竭力主张打倒推翻。这种恶见若不速加制止，将来的人类，就要日趋“兽化”而变成真正的野兽了。这岂是文明进步，简直是归本还原。
老学究喜欢恭维古人而轻视今人，说古人善而今人恶。岂知古人并不良于今人，今人也并不劣于古人。古人所以觉得比今人好，是因为古人有种种的限制，不能任意胡行，如同笼里的虎豹，并非不能吃人，是因为有笼的阻碍，使它们无法施展它们的原性。
“诚实不欺”四个字是人生秘诀。
专为别人打算，不为自己打算的人是混蛋。专为自己打算，不为别人打算的人是大混蛋。既不为自己打算又不为别人打算，一味任意而为的人，是最大的混蛋。中国这些年的扰乱，全是这第三种闹起来的。不但害得自己东藏西躲，家败人亡，更害得别人心惊胆跳，无法安生。
军阀祸国殃民，是一时的，至多二十年可以恢复原状。
“学者”乱国毁民，是长久的，至少一百年不能恢复元气。军阀死了，祸患就完了。学者死了，遗毒去不净。所以“有枪阶级”，实在不如“有笔阶级”可怕。
富人，怕人夸他有钱。妇人，怕人说她不美。
不新奇，不能动人。不怪异，不能惊人。不能动人，不能惊人，不能享大名。不享大名，不能招集信徒。无信徒，无人代为摇旗呐喊。无人代为摇旗呐喊，成不了“学者”。成不了学者，就成不了首领。成不了首领，则不能攘大权，立大业，因此，新学说，新主义，遂层出不穷。为学者为首领的，前仆后继。人民无所适从，大乱就由之而起。所以，学说不可滥，主义不可多。
对待人力车夫工会的首领，先使他拉一拉车看看。对待工会的首领，先使他用一用斧凿看看。对待农会的首领，先使他种一种田看看。对待商会的首领，先使他卖一卖货看看。
对待教职员工会首领，先使他教一教书看看。这样，才不致被人玩弄，才能表示真正的民意，才能谋一个团体的公共利益。假若外行的人，可以代表本行的人，那就是包办民意，强奸民意，以众人为傀儡。
你最大的过错，是你以为你自己永无过错。你最大的失败，是你以为你自己永无失败。
陆世仪先生说：“天地犹是此天地，日月犹是此日月，山川犹是此山川，城郭犹是此城郭，时移世变，而古之人则不可得而见矣。其间庸愚之辈，汶汶焉，与草木同腐，奸邪之流，遗臭史册。惟有道德文章忠孝廉节之圣贤，耿耿焉，有英气常存。人亦何可不自勉也。”这几句话，真可以作人人——尤其是目下中国的要人——的座右铭。人人每日清晨，若肯诵读一遍，使国家社会，所得的利益，比背诵任何佛经遗嘱的效力还大。如此，不但东北四省可以收回，帝国主义也能不打自倒。
自古至今，我所认为最可惜可哭可叹的，就是有许多的要人，本有流芳千古的能力与机会，偏要遗臭万年。
为好人易，为恶人难。说实话易，说谎话难。为恶人，须大费心机。
说谎话，须大打草稿。我以为当一员秦桧，所耗的心血，较比当十个岳飞，所耗的心血尤多。只可惜古今一些要人，多费尽心机，模仿秦桧，多不肯坦坦白白，学法岳飞。
我平生最爱钱，因为钱能买人格，钱能维持生命。我平生最好色，因为色能悦人眼目，色能提人精神。我平生最爱书，因为书能增人知识，书能化人忧烦。我平生最好交友，因为友能谏人改过，友能助人进德。
对学识不如自己的人，有傲态，对学识高于自己的人，有嫉心，全是因为少读书少阅历。多读几篇好书，多经几番事故，自能化除这种小家气。
读书不难，难在选读。交友不难，难在择交。
有人说，中国的阔人，对于拜访的人，多不愿接见，未免是自高身价，实在可恶。这种批评，实在是不体谅他们，不肯为他们设想。中国的阔人，所以不愿见客，是因为客人太不知为别人节省光阴，一些求见的人，与他们会面，多不肯直接了当，干干脆脆将来意说明。偏要先谈一些毫不相干的废话。甚至等到谈完或送至大门，才将请托的题目，半吞半吐地说出来。阔人本来如同名妓，又岂能为一两人去大半的功夫。外国的名人会客，常限定谈话的时刻，实在可以减去许多不必谈的客气话。
中国这些年扰乱，所以此起彼伏，此伏彼起，成了走马灯式的现象，就是因为一些要人们的顾忌太多，心手不辣，以致敌方不能消灭，斩草除根，遗毒未去净，焉有安宁的日子。刘邦平定了全国，还不肯留下一个毫无实力的田横。乍一看，未免是残酷太甚。其实，欲求长治久安，就不能不下狠手。因为好少一分祸根，小民就能多一分安宁。少一分乱源，小民就多增一分幸福。
我对要人有两句话。第一，须要知己知彼。若有实力则不必调和。若无实力就不必捣乱。第二，假和平不如真武力，用武力不如正己身。用武力要使敌方无死灰复燃的可能。正己身要于无过中思有过。
国家使无知之辈，操持军政之权，如同纵容小儿玩弄快刀。结果不但伤了别人，并且要伤了自己。
为好人，生前受人爱慕，死后受人崇敬，何苦不为好人。
为恶人，生前受人讥评，死后受人咒骂，何苦必为恶人。
自民国以来，今日改，明日革，所得的成绩，只是“要人”造了无数的谣言，发了无数的横财，小民听了无数的好话，受了无量的活罪。
最危险的马屁，是属员的马屁。最可怕的批评，是人民的批评。可惜自古以来，一些要人的双耳，全被属员的马屁塞满了。人民的批评，简直达不到他们的尊耳。因此他们就一直走入遗臭万年的路途而不可挽救。
七年前，我在某军的参谋处供职的时候，曾因某军在前线，招得百姓怨声载道，特向某长官商议，请他设法转达各队，严整纪律。他说：“你不明白，军队到了前线，不能管束得太严。否则他们就不肯打了。”我说：“肯打不肯打是在平日的教练，不在到临时的纵容，收得一城一镇的事小，伤了人民的心事大。要知骄纵的儿子，不但给父母惹祸招灾，终久也必招他反噬。骄纵的军队，也不能例外。”
修身与养身不同。修身是修千万年不死的真身。养身是养几十年必死的肉体。修身是拒恶。养身是防病。然而能修身的，必能养身。能养身的，未必能修身。
无学识，并不可羞。无学识而偏欲彰显自己的渊博，才是可羞。无钱财，并不可耻。无有钱财，偏要表示自己的阔绰，才是可耻。
现今许多大学学生的知识，多是在小学或中学里培养起来的。我以为，现在若谈“教育救国”，就竭力缩减大学的数目，省下费用，多办良好的小学或中学。
聪明不是福，善用之则为福。愚蠢不是祸，不善用之则为祸。
有人问我怎么才是律师，怎么才是讼棍。我说：“领了凭照，就是律师。不领凭照，就是讼棍。”
君子怕理而不怕法，小人畏法而不讲理。
人人能自制，一切的法律，监狱，警察，全是无用的。人人不能自制，纵然人人讲法律，人人住监狱，人人用警察监视，也是无效的。
我不提倡宗教。我不反对宗教。可是我以为，有宗教，终胜于无宗教。科学发达，固然可以缩宗教的势力。然而科学发达到了极点，宗教的势力，他就渐次地翻转回来。这话，读一读几个有名的科学家临终所说的话，就可以明白了。
宗教的好处是能使人心有所归宿，精神有所寄托，能于苦恼中，得着无形的安慰，能于愤恨中，消减许多的杀机。它的坏处，据说是“愚民政策”，阻人进步。其实，全不是宗教本身的错处。
以前我国，将唱戏的，贬入娼优隶卒之中，将做官的抬到士家工商之上，实在是极大的错误。要知唱戏的，以品行而言，多能高过做官的。仅以他们对于艺术，全有“自知与知人之明”一事而论，足可愧死一些官僚。第一，他们决不敢贸然登台，决不敢演唱自己所不能唱的戏。第二，无论什么名角，决不敢将生，旦，净，末，丑，全由他一人包演，决不敢认定各种角色，全出在他的家里或他的亲友与同乡之中。第三，他们被人喊了倒好，若非在私下，大用苦功，演习好了，决不敢再登舞台。我国官僚，若全能如唱戏的有“自知与知人之明”，这座“中华舞台”决不致有将要倒闭的危险。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苏格拉底说：“人要自知，一切智慧，由此而起。”东西两个贤哲，全是以“自知”指示人。人果能自知，决不致把自己看作圣人，也不致将别人认为混蛋。军阀们层层捣乱，学者们时时骗人，全是由不自知三个字出来的。
说实话得罪人，是一时的。说谎话联络人，也是一时的。被实话得罪的人，将来仍必与你恢复已往的交谊。被谎话联络的人，终归必定发觉你的狐尾。
在留学生里，已死的，我最佩服辜鸿铭。现存的，我最佩服潘敬。辜先生，精通几国的文字，他居然不将洋人看作圣人。并且敢当面或作文，指摘洋人的过错，提倡中国的文化。他虽戴着大辫，穿着光绪元年的陈旧中服，外人对他，全都表示敬意。潘先生虽留欧多年，娶了外国太太，还能不染盲从式的洋化，还能不忘国语国文。并且能用国文著书，将中外的好坏，分得清清楚楚。
我平生有两件最认为荣幸的事。一是在东城椿树胡同，曾与终生不失个性的辜鸿铭先生住过街坊。一是在前外羊肉胡同，曾与伶界的“女圣”刘喜奎女士比邻而居。辜先生甘受穷苦，不肯同流合污，以至困顿而死。刘女士虽为坤伶，永不肯出风头，永不肯操副业。她嫁崔某之后，不幸守寡，至今仍是节励冰霜，甘为崔某抚孤。
我的脑筋是腐化的，思想是落伍的。我认定，男子一生，若能牢守个性不肯随人摇旗呐喊，就是男子中的模范。女子一生，若能严护身体，不肯任人辟为“公园”，就是女子中的圣贤。
我中国所以衰弱，并非因为不识字的文盲太多，是因为半瓶醋式的文匪太众。
以中国军阀泄私愤的坚心，去报国仇，中国可以称霸于亚东。以不良的军人，对待老百姓的勇气，向外而施，东北四省，不致被日寇“拾”去。
有真道德，必生真胆量，凡怕天怕地怕人怕鬼的人，必是心中有愧，必是品行不端。
不论你有天大的学问，你若没有准定见，见什么新鲜，你就投什么机，你纵然被人称为先知先觉，你到底是一个匹夫。不论你有出众的才能，你若没有准丈夫，见什么摩登，你就干什么事，你纵然被人呼作交际明星，你归终是一个娼妇。
我常对学生们说：“你们不必侈谈毕业后，如何救国救民。
先要扪心自问，毕业后是否自己有换饭吃的本领。”我在学校（汇文大学）读书时，屡屡高谈救国救民的梦话，常常抱定舍我其谁的野心，对于应学的功课，向不专心。以致到如今，穷愁潦倒，不能自拔于困苦之中。回想当年“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大话，真使我汗下如雨。所以我一听学生说大话，我的脸皮，就为他发麻。
国家将亡，学校所造成的，多是大言不惭的志士。国家将兴，学校所养成的，多是守分尽职的凡人。
对老年人拍马屁，足可以提一提他的精神。对青年人拍乌屁，实在是要阻碍他的前途。老年人离死不远，拍他几句，使他欢喜一场，虽近于卑鄙，未尝不是道德。青年人后望无穷，拍他几句，易使他生起骄满之习，虽近于鼓励，未尝不是阴险。
我对某校学生说：“你们须用心读书，要知中国的前途，全寄托在你们的身上。焉知你们之中，将来不出一位国府主席呢？”他们立刻眉开眼笑。我又对他们说：“你们若不专诚用功，中国的将来，就许亡在你们的手里。并且焉知你们之中，不出几个人力车夫呢？”他们登时丧气垂头。可见许多学生的嚣张傲慢之恶习，全是教职员平日惯拍学生的马屁养起来的。
我劝青年在入学校前，要将自己认作混蛋，毕业后，更要将自己认作混蛋。如此，才能脱离混蛋的樊笼，虽处于混蛋世界中，而能不为混蛋。
以前那“打戏”式的教育，固不易养成伟大人格。现在这“哄少爷”式的教育，极容易造夸大的土匪。
地球是圆的。在圆的上进步，也就是退步。人既是地球上的生物，一切动作，全离不开地球。你无论如何自夸你进步，你终久还是要归到你的“出发点”。所谓“进化”，也不过是由野蛮进化到文明。文明到了极点也就是达于野蛮的开端。现在一些文化过火的人，提倡“裸体生活”，“打倒家庭”，“消灭国界”，“非孝主义”，“多夫主义”，也就是向“原人”的时代进行呢。
日本原是自己没有文化的国。她所以能成为世界六大强国之一，是因为她能吸收中国的精神文明，做她的筋骨，利用欧美的物质文明，做她的皮肉。
中国以维新而弱，日本以维新而强，是因为日本学得别国的长处，中国学来别国的短处。正如两个贫贱的人，同学富贵人。一个学得富贵人所以达到富贵的原因。一个学了富贵人所显露出来的富贵外表。
古学说是“调解”的，是使男女老幼贫富尊卑，相亲互助的。新学说是“挑拨”的，是使男女老幼贫富尊卑，相仇互嫉的。古学说若达于实现，必能使普世的人，合衷共济，大家全沾福利，和乐太平。新学说若果见诸施行，只能使少数的坏人得益，使多数的好人遭殃，并且你争我夺，大家同入于灭亡之途。
天理是人所共有的一个真理，良心是人所同具的一颗本心。天理，也可以说是自然之理。良心，也可以说是自然之心。
有人对我说：“做县长的秘诀，是将县里的绅士维持好了。”我说：“你若将绅士维持好了，县里的小民，可就把你恼了。”
现在中国的教育愈发达，洋货推销愈广远。由小学校起，学级高一年，所用的洋货增一倍。照这种情形推演下去，不用等待教育普及，中国就要宣告经济破产了。要知现在许多的教员就是提倡洋化的功臣。
人不可无疑心，读书无疑心，得不到实学。交友无疑心，得不着良友。并且天下的真理，全是存着疑心而求出来的。
有人说：“中国现在，只有能‘破坏’的人材，并无能‘建设’的人材，只要狗材猪材，就能成就破坏的工作。譬如能工巧匠，费多少年的辛苦与无量的血汗造成一件东西，用一条狗或一口猪，片时之间，就能撞毁了。”
当初英国数学家及物理学家牛顿L saac N ewton费了二十年的苦心，作成一部书的底稿。经他的爱犬碰倒烛台，几分钟的工夫，就将那稿子变成纸灰。由此可见，古圣先贤耗费多少心血，所成就的事业，片时之间就可以被一两个混蛋，毁成一个七乱八糟。古语说：“数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毁之而有余。”就是这个道理。
消弭祸乱，不必讲什么高超不切实用的外国主义，只在掌权的人，设法“正风俗，辨邪正，别男女”。风俗不正，决生不出好政治，邪正不分，决产不出真人材。男女七乱八糟，决产不出好国民。这三样是一而三，三而一。从着就治，违了就乱。
我从来就不信有真确的“民治”。到我的骨肉化为灰尘的日子，我还是不信有真确的“民治”。我愈读新旧政治讲主义的书，我愈不信有真确的“民治”。不但中国没有真确的民治，外国也少有真确的民治。甚至直到天末日，全球上也实现不了“言不二价，货真价实”的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