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只有“官治”，并无“民治”，官虽是由民变化而成的，也不过如同由蛹变成蛾，蛹终是蛹，蛾终是蛾。人既不可呼蛹为蛾，又不能称蛾为蛹。那么，就不能称官为民。
英国格言说：“小心你帽子里的蜂子。”那意思是不要防远，先要防近。自古至今，许多作大事掌大权的人，所以闹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多是被身旁一二小人害了他们。只可惜他们专对小民处处严防，而不知祸就生于肘腋之间。
我读历朝的史书，看我中国，从来所遭受异族的轻蔑，没有较“九一八”更甚的。一时之间，失地之多，也没有如“九一八”所失之多。我不知将来作史的人，关于这段痛史，要如何下笔，将来读这篇痛史的人，要有什么样的批评。
彭祖寿长，也死了。颜子寿夭，也死了。石崇豪富，也死了。范丹清贫，也死了。秦桧害人，也死了。岳飞被害，也死了。吴三桂为泄私愤而请清兵，也死了。史可法为报国仇而抗清军，也死了。嫫母貌丑，也死了。西施色美，也死了。我才明白了，原来，人无论怎么，也必有一死，谁也不能长生万年。
非裁无用的队，不能救有用的良民。非铲除个人的军队，不能有国家的精兵。军队的实权，若不直操之于政府，国家对外决没有争胜的希望。
军队是为国家保疆土的，不是为司令占地盘的，军人若知为国牺牲的荣誉，是民族的英雄，为司令奋斗是耻辱，是个人的家奴，中国就有望了。
前年我在某司令部为少校处长时，某处长要调升某官。我的同事某甲对我说：“我们同是某处长的人，反正我们当追随他。他到什么地方，我们也要不离开他。”我说：“你不要擅用‘我们’二字，我往大里说，我是我中国人的。往小里说，我是我宣家的人。再往小里说，我是我‘宣永光’自己的人。”
中国若不打倒个人系属的恶风，任何事业，永远也上不了轨道。二十年前，一省若更换一个巡抚，藩臬两司全不致动摇，道府州县，更不受牵连。做官的能安于其位，不存“五日京兆”的心，所办的事才有进步。现在不但官场成了走马灯，甚至清高的教育界，也成了后婚婆带犊子了。中国的前途，还用问么。
生为男子，因报答知己，因维护公理，性命可以牺牲。假若只为吃饭问题，身体万不可属之于人，成了饭东的私有物。并且先要查一查，饭东所赏你的饭，是不是国家的。
以性命报知己，以性命护公理，是英雄豪杰的气节。以人格殉富贵，以人格换饭碗，是奴隶猪狗的行为。
有人问我：“为什么古今许多英雄豪杰，在困穷之日，肯投靠于不如他们的人？”我说：“英雄豪杰，心抱大志，打算作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业，如同一个矮小的人，要登高墙，自必要寻一个‘梯子’。假若一时寻不到梯子，那么，遇见一个‘马桶’在旁边，未尝不可利用为进身的阶梯。假若嫌它臭，就爬不到高墙之上。当初，刘邦，就是张良、韩信的梯子。韩林儿，就是朱元璋的马桶。”
秋后的蚊子与天将亮时的臭虫，咬人格外厉害，可见凶狠暴戾，正是将要灭亡的先兆。不但恶虫如此，恶人与恶国，也是这样。
天下有两种人最可恨。一是有病不肯吃药。一是无病偏要吃药。前者是刚愎自用。后者是庸人自扰。
人的思想，是随年龄而变的。所以青年人与老年人，决不能成交。大姑娘与老太婆，永不能合作。
有人问我：“某有名的新圣人说：‘四子书贻害中国。’你对他这句话，有什么感想？”我说：“他是要使一些青年，将古圣先贤所遗下的书，认为破铜烂铁。将他的作品，当作美玉精金。人人心里，若不崇拜古圣人，他那新圣人的荣衔，就可实授了。他所行的，正是一种新发明的‘愚民政策’。好在他还没有秦始皇的威权，不配将一切古书付之一炬。并且他所以反对四书，是因为他当日未曾将四书读明白了。假若他肯将四书细读几遍，再请一位老先生，为他讲解三年，他就不敢讥评中国的古书了。”
古语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古今中外的伟人，所以能成大事，全是能识人，能用人的。张良韩信，也曾投靠项羽。所惜项羽不能识人，不能用人。终归张韩二人被刘邦所利用，成了制项羽死命的利器。张韩如同蒙着灰尘的明珠，卖到两个小贩手里，一个不识货而向外推，一个识货而因此致富。
真正的幸福不是钱所能买到的。真正的名誉与学识，不是死所能泯灭的。
以前的学者，口里不提高农工，然而心中决不忍由他们身上谋利。现今的多数“学者”，口中虽竭力推崇农工，心里却是要用他们为傀儡。我敬告农人工人，凡是对你们痛哭流涕，而高谈救助你们的人，百人中之九十九，是以为人们的脑筋简单，对你们要施行黄鼠狼给鸡拜年的险毒手段。
信好话，受实骗，是现今多数青年与多数老实农工的传染病。人生不幸，处于乱世，只有埋头读书习业，为将来打算，是青年人的安全途径，专心一意，靠筋力工作，养大豢小，是目下农人工人的稳妥办法。只要是有书可读，有业可习，有田可种，有工可作，就是幸福。未来的幸福靠不住。眼前的幸福莫牺牲。
去私心，才能办公事。能自爱，才能讲自治。
许多青年的摩登男女，以为他们的父母不懂恋爱。我不知他们是怎么来的。
我的一个老同学对我说：“现在的青年，真不得了。他们正事不作，专门恋爱‘密斯’。”我说：“你不要‘洗了尹之后，就不认作贼’。我们当初又何尝不爱密斯。不过，我们当初是爱在心里，他们现在是爱到外头来了。”
某新学家说：“《聊斋志异》那部书，文笔芫杂，取材鄙陋，谈狐说怪，不合现代潮流，没有一读的价值。”我说：“蒲松龄是现代的人么？阁下这种批评，如同说：‘岳飞当日不该班师，就当先打一个电报或派一只飞机，去问一问宋高宗，那些金牌，是不是高宗亲自发的。’并且阁下若嫌蒲松龄的文笔不好，那么，就请阁下著一部比《聊斋志异》更好的。使我开一开茅塞，使新文坛也发出一点光彩。”
自从“不战而退”与“望影而逃”改为“战略作用”与“预定计划”以来，中国再没有“败将”。自从“寡廉鲜耻”与“奸盗邪淫”改为“经济压迫”与“环境不良”以来，中国再没有“坏人”。
非能辨别“是、非、邪、正”，不配谈“改造”。非能“通今知古”，不配谈“维新”。由之乎非眼光明了，不能别五色。非耳鼓灵敏，不能定五声。
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害。自从交通发达，为人类往来或运输上，增了许多的便利。可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各国各地也输出或流入许多的病症与恶俗。现在，甲国独有的病症，乙国也见了。乙国独有恶俗，甲国也有了。
弱国学强国，如同贫家学富家，如同乡下入学城市的人，必要先学了坏处。所以乡下毛孩子，一入城市读书或习业，多是先对享乐的地方注意，对消耗的恶习上用心。现在，甚至许多乡下的男女学生，入大城几天，回到乡里，就主持离婚。至少也要先弄上半截“洋服”，显露所学的成绩。
现今有许多人，对留学生表示不满。甚至有人说他们是传播恶俗的媒介，是亡中国的先锋。这全是不肯用心详查的一偏之见。要知中国得留学生的利益也不少。如沟通文化，修整交通或发展实业，多是留学生的成绩。使中国受害的留学生，是那种富家资财的阔少爷与善能奔竞的“人情货”。他们到外国，是为混资格，并非是为求学识。目的与行为，既不正大，当然学不来外国的优点。
世界上的事物，是有循环性的。所以已往的优点成了现在的劣点。昨日的缺点成了今日的美点。那么，现今所认作坏的，将来未必不视为好。今日所赞为美的，明日未必不讥为丑。能明白这种情形，才不致是古非今或是今非古。现在多数的青年男女，全被“捉住时代”四个字或“捉住时代的轮子”七个字毁了。既然将时代看作轮子，当知轮子是会旋转的。时代的轮子，尤其是旋转的最速，你永远也追不上它。你将要捉住它的某一部分的时候，它那一部分，已经是过去了。并且它既不是稳定的，你如何能捉得住。
时代既是循环，它的某部分转过去，必定还要绕回来。你若是有定见的好小子，你当拿定主意等着它，不必随着它的屁股跑。要知，你跑得纵然“连喘带叫”力尽筋疲，你也不过吃它一些屁灰，反要使你发昏殆死，精神失了作用。
凡事，取乎中，是应付时代与任何事物的良法。中是不偏不倚，不左倾不右斜的。非中则不能正。非正则不能稳。非稳则不能久。
男子的思想，万不可学摩登女子的衣饰。她们为趋时起见，对于衣饰的肥瘦长短，今日改变，明日革新。愈想趋时，愈要落后。结果，枉劳精神，枉耗钱财，空惹一肚子气。
我以为，人的思想，必须如同做衣服，不管别人穿肥穿瘦穿长穿短，你总当做不肥不瘦不长不短的。别人穿有花纹的，你总要穿素面的，如此，你就总赶得上时兴。
现今，我国整顿一次捐税，小民的血汗，多受一份压榨，官吏的私囊，多增一份收入。目下，小民对于捐税，不求减免，只怕整顿。
整顿捐税，只在剔除中饱，严防舞弊，不在敲骨吸髓，不在竭泽而渔。砸碎了骨头吸髓，固然可以将髓吸得一滴不留，但是下次，连骨头也吸不着了。淘干了水坑拿鱼，固然可以将鱼捉得一条不剩，但是下次，连鱼子也寻不着了。
自民国成立，二十三年以来，种种捐税，增了不只四十六种。所得的结果，只是四民废立，书不能读，田不能耕，工无从作，买卖无法做。究竟捐税所得的钱，是作何开销了。据理财的人说，十分之八九，是耗于养兵。卫护国土，不能无兵。那么，东北四省，为什么又让日本人“白拾”了去了。看起来，捐税的十之三四，只是入了经手人的腰包。十之七八，只是为军阀练了无数祸国扰民的家奴。
现今我民国小民，被民字骗惊了，被民字吓怕了。用民字骗民的时期，早就过去了，不时兴了。我认定，现在若有人想在中国作一番伟大的事业，最好是口中不提一个民字。民字之上，更不可再加一个爱字或救字。果能如此，人民必定箪食壶浆，表示热烈的欢迎。假若再玩弄民字的把戏，未免是自求失败。
现今中国的百姓，只求安居乐业，不贪高贵的名目。你若能使他们安居乐业，你纵然呼他们为草木小民，他们对你也是歌功颂德。你若不能使他们安居乐业，你虽然称他们为民国主人，他们也是骂你的八代祖宗。
由道德所生的胆量，是能维护真理的。这种胆量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现在的主义，如同六月里的苍蝇。一天不知要产生多少，真有些使人无法应付。闹得人头昏眼花，意乱心烦。我以为，防止苍蝇的方法，只有扫除污秽，力行清洁。防止主义的方法，只有扫除私欲，力行正心。
《礼记》上说“四十曰强而仕”。那意思是说，男子年到四十，智虑气力强盛，可以做官了。可见做官不是“奶毛”还未去净的人，所可以充数的。各国掌大权的人，也没有二十来岁的人。近几年来，不知是谁，创出一句“打倒四五六”的话。据说，四十、五十、六十的人，思想陈腐，少有勇气，必须痛加铲除，才能文明进化。然而，我以为，进化退化文明野蛮，先不必论。我敢说，中国现在所以还未真亡，就是因为四十岁以上的人，还未死绝。
现在中国有些人，受了某国的学说的诱惑或金钱的驱使，对贫富上下父子夫妇之间，大加挑拨，闹得贫富相仇，上下相恨，父子相嫉，夫妇相怨，已经是大乱之端，近来又挑动老少之间的感情，不知是什么心理。人类结合，才成社会。各阶级互相爱助，社会才得安全。今将各阶级挑拨离间，还大言不惭地要创造“理想社会”，岂不是南辕北辙隙行求前么。
《国语·齐语》上说：“老者之智，少者之决。”可见老少，各有优点，各有缺点。国家用人，理当老少兼用，以收互相辅助之益。
天下只有两种人。一是可敬的好人，一是可怜的坏人。好人所以可敬，因为他认清了人生应走的途径，专向光明的大道中前进。坏人所以可怜，因为他误解了人生的正路，偏向黑暗的死途急趋。
什么样的人是最讨厌的？最讨厌的人，就是在你正要自颂功德的时候，他先自夸其德了。
你所欢迎的人，是能向你献谀言的。你所厌恶的人，是能对你尽忠告的。
仿学皮毛的洋化，附和外国的新学说，不是救国之道。真正的救国之道，是“存天理，去人欲，守范围，尽本分”。
人失了自信力不能为人。国失了自信力不能立国。
学生在学校里，得随便的机会愈多，将来处社会，所碰的钉子愈大。
凡是一种学术，若没有存立的真理，决没有存立的可能。中国医术，我虽不敢断定是起于黄帝，然而我确信中国的医术，是集合四千余年以来，无数的古人的经验而成的。若说中国的医术不高明，可是中国人的死亡率也并不超过于外国人之上。若说中国的医术不科学，可是许多洋医，所不能治的病，竟被中医治好了。医术是为治病的，以冶好为主。何必用科学二字吓人。
食物，不论精粗，不论中西，吃了之后，能解饿，能养人，就是好食物。学术，不论古今，不论中西，学了之后，能有实用，能换饭吃，能不害人，能不骗人，就是好学术。
世界上最有实用的，就是经验。最无实用的，就是理论。我朋友家里，有一个仆人，无论什么电灯电话无线电等等，全能安装拆卸改造，他并没有读过一天书。他所能的，全是由经验得来的。我朋友的儿子，是理科出身，对电学学了三年，对那仆人竟甘拜下风。假若他们两人，同时出去换饭吃，一个必能入工厂服务，一个只能站讲台教书。
“誓死”与“牺牲”不是可轻于出口的，不是可以玩笑的。不肯舍命，不配妄谈誓死。不肯舍己，不配浪说牺牲。现今中国人，所以滥用这四个字的原因，是出于不了解这四个字重大的意义。
去年说“誓死不弃防地的人”，现今多在一边养尊处优，作威作福去了。去年说“为国牺牲的人”，现今多在一边安享富贵，倚翠偎红去了。可见，所谓誓死者，是让别人誓死。牺牲者，是使别人牺牲。这种言不顾行的愈多，国耻愈大，国亡愈速。假若自问，没有这种决心，最好是免开尊口。几个人丢脸事小，全中国人，随着丢人事大。
非有大胆的人，不敢说实话。非有决心的人，不敢行直道。可惜，说实话，行直道的人，不但不能处社会，甚至不善处家庭。
大智果能若愚，不但自己可以减少许多烦恼，社会也可以少生许多扰乱。大愚偏要若智，不但使社会日趋扰乱，自己也不能幸得安宁。天下所以多事，全是因为一些大愚若智的人捣乱而起的。
自从帝国主义伸入中国以来，中国的物质方面，所受的损失固然是很大，可是自从外国的“新学说”输入中国以来，中国的精神方面，所受的损失更大。前者，是起于国势衰微。后者，是起于人心盲从。前者，罪在外国的政府。后者，罪在中国的“学者”。外国政府侵略中国，是为使它们的国富强巩固。中国学者贩运学说，是为求他们自己名利兼收。所以我以为，救中国之道，第一须先打倒那些为洋人当走狗的学者。
老子庄子，全生于扰攘的时代。那时老实人，不得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