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大的移民队伍中，有一批批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支宁、支边、支援大西北，从陕北、浙江、上海、北京及全国其他地方奔赴宁夏的人群，他们奋斗在各个行业、各个岗位上，为宁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解放初期，为建立新政权、巩固新政权从革命老区陕北和解放宁夏的十九兵团中派遣大批干部从事宁夏新政权的创建工作，之后又从全国各地调派大量的各行各业的干部充实到宁夏的各级新政权和各行各业中，特别是1958年自治区成立前后，中央从直属部门和全国各地抽调大批的干部、知识分子充实到宁夏的各级部门中。为响应党中央开发大西北、支援宁夏建设的号召，一批批的人员从北京、浙江等地来到宁夏，投入到以农业为主的建设当中：在解放初期，便开始主要从北京陆续移民到宁夏从事以农业为主的各项建设，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又主要从浙江省迁移大量的青年到宁夏从事农业等方面的建设。大量的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宁夏，成为各行各业的业务骨干；一批批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支宁人员充实到宁夏文教卫生战线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几次浪潮，为宁夏的农业建设充实了新鲜的血液；连年不断的复转军人为宁夏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被错划为“右派”的许多精英人才肩负着支援宁夏建设和“改造自己”双重责任来到宁夏，为宁夏建设带来了生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大量的随同丈夫或妻子，从各地农村迁移到宁夏城镇的政策性移民（农转非），为宁夏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放了宁夏，成立了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随后的三个月中，军管会完整地接收了旧省、市政府的机关、人员、档案及大小单位110多个。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旧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方针，对原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人员进行了处理：军事系统留用了1700名，遣散了7322名；行政系统的均先送军管会办的行政人员临时训练班学习，经1个月又4天的学习，依各人情况及志愿予以适当安置。据统计，对宁夏6100多名旧职人员根据不同情况作了适当安置，留用3700多名，旧政府的干部留用了仅一半多，大量的干部队伍的空缺急需填补。
1949年宁夏刚解放时，有原中共宁夏工委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80余名，且多为农民。其中的一部分转为各级政府和党的组织中的正式干部，但远远不能适应新政权对干部的需求。为了解决干部奇缺的困难，原三边地委、中共宁夏工委从陕、甘、宁革命老区和十九兵团派遣干部684名，又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分配来约400名新干部，建立了各市、县、旗党政机构，并配备了区一级（相当于乡镇一级）基层干部。截止到1950年年底，全省共有在职干部6700人，其中少数民族干部627人，占干部总数的9.36%。中共党员干部1844人。可见，仅1年多的时间，从外省迁移干部近3000人。
1951~1954年撤省，从外省区又陆续调配了一批批的干部到宁夏，充实到各部门中。例如，据《宁夏邮电志》记载：1953年6月20日，邮电部从山东德陵速成师范调20名青年来宁夏邮电部门工作；同年10月，邮电部又从山西革命老区调80名干部支援甘肃、宁夏、青海，其中调入宁夏16人，以充实宁夏省邮电局及基层邮电部门领导力量。据统计，从1950～1954年的5年中，宁夏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培养选拔、外调了大批干部，建立健全了各级组织，充实了各个行业的领导力量，干部总数由1950年底的6700人发展到1954年的12994人。
1957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中央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机关按丙等省的编制配备。自治区的干部调配，主要来源有四个方面：一是将宁夏撤省时并入甘肃省级机关的干部基本上都调回宁夏，并由甘肃省级各业务单位调来一部分干部充实自治区机关，以便掌握当地工作情况；二是关于自治区回族干部调配问题，除从自治区所辖地、专署（州）调配一部分外，从中央有关机关和内地各省市抽调一批；三是由中央有关部门调配一定数量的业务干部；四是由高教部、教育部及中央各企业、事业部门的干部学校抽调一批回汉学生，依其所学专业分配到自治区各业务部门。
按照中央的上述安排，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际，为了尽快建立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在中央的关怀和各兄弟省、市、区的大力支援下，先后从外地调入宁夏的各级各类干部6557名，占自治区干部总数的31.6%，其中党团员占55%，回族干部占13%，各级领导骨干占10.4%，技术干部占23.6%。这批干部中的大部分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和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根据“全面安排，重点配备”的原则，绝大部分都分配到自治区级党政机关和新扩建的厂矿及水电系统。
以回族干部为例，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宁夏只有两名省级回族干部（马思义、马腾霭）、7名地厅级回族干部，县级回族干部不到20人，甘肃省解决不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所需要的大量的回族干部。负责筹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主要领导刘格平同志回北京向中央提出解决回族干部缺少的问题。中央组织部向全国各省、市发出通知，要求支援宁夏回族县处级以上干部。后将中央民委甘春雷、刘静、金民、张英达、李安民，中央民族学院杨辛、霍流，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李微冬、丁毅民等同志调到宁夏，中国伊斯兰经学院马玉槐、刘振海等100多名回族干部调到宁夏，1958年7月份来银川开始筹备工作。中央军委铁道兵将原渤海回民支队174名回族干部由刘震寰同志分两批带到宁夏固原、吴忠工作。还在北京、天津招收了276名回族知识青年来宁夏工作。从黑龙江、天津、河北、云南、山东、江苏、河南、甘肃等省市调各级回族干部600多人，其中80%是建国前的老干部，由此可见，宁夏回族干部来自五湖四海。
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规模全方位地从全国各地调领导干部到宁夏的情况再没有出现，但一些行业或个别的调干部情况还时常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由国家按计划统一分配的办法。学生在校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后，由学校填写派遣证，毕业生持此证到所分配县市的人事局报到。一般规定，毕业生派遣后3个月无故不报到者，即被取消分配资格。
解放后从全国各高校及中等专业学校分配到宁夏的毕业生有相当多的外省人，他们和本地毕业生一起成为宁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为宁夏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据《宁夏人事劳动志》记载，“从1949年至1998年宁夏共接收分配大学毕业生42241人，接收分配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77355人，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生30971人。其中1972年、1973年因‘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未分配大中专毕业生”。这条资料未说明分配到宁夏的各类毕业生的籍贯，很难说是否属于省际移民。但从宁夏20世纪50～80年代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大多是外省籍贯大中专毕业生的情况来判断，上述资料中有相当部分属于外省籍贯的毕业生。即使是本地的毕业生，其中大多数也具有移民性质。因为相当部分的毕业生是来源于农村，他们毕业后，一般被分配到城镇的各部门工作，彻底离开了农村，迁移到城镇生活。还有许多来源于城镇的毕业生，大都是离开本县到其他市县工作，也具有迁移的性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20世纪90年代，国家逐步取消了统一分配大中专学生的办法，采取自主择业方式。
这些大学生移民，掌握着先进的理论和科技知识，怀着建设宁夏的抱负和激情，脚踏实地奋斗在宁夏的各行各业，成为宁夏社会主义建设的精英。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宁夏名人录》中所收的700多位副高以上职称的宁夏专家学者中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大中专学校分配到宁夏的毕业生。其中外省人占绝大多数。我们将此书所收录的自然科学专家进行了统计，共计579人，除21人外，全部为外省人（见表格）。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前，外省籍贯的大中专毕业生在宁夏大中专毕业生中所占的比重和对宁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首先来看看教育领域支宁人员的情况。1949年宁夏临近解放时，共有各级小学639所，学生4.5万人；共有普通中学7所，学生1006人；共有普通初中及中等职业学校15所，在校学生1700余人。没有一所高等学校。总体上看，宁夏解放初期，教育基础十分薄弱，人才十分匮乏。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宁夏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到1952年年底，全省小学有787所，在校学生69498人；中等学校15所（其中中专7所），在校学生3689人（其中中专2287人）；1958年宁夏成立3所高等院校。1958年小学数量增至2349所，在校生达到284970人；中学增至60所，在校生达到2930人。宁夏教育发展极为迅猛，20世纪60年代调整时期，有大幅下调，但比较解放初，发展也是十分快的。教育规模的扩大不仅意味着校舍的增加，更重要的是需要增加大量的教师，而宁夏教师人才缺乏，只能从全国引进。在国家的倡导下，大量的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迁移到宁夏，充实到宁夏高等、中等、小学教育的队伍中。1956年3月，为解决小学教师短缺问题，甘肃省从上海、天津等地招收4000余名初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分别安排这批青年在银川师范等11所师范学校培训，培训期半年，银川师范培训的学生，结业后任教。1958年4月5日，《银川日报》报道，北京330名男女知识青年到宁夏支教，4月2日前，他们已分批去固原、吴忠、银川3个专区所属的各个市县充任小学教师；1958年8月21日，首批支援宁夏高教事业的教师100余人到达银川。这些教师大部分是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应届毕业生，还有北京回民学院调来的教师。
以贺兰县为例，也可见支援宁夏的外省籍贯教师对宁夏教育贡献之一斑。1956年，贺兰全县学校由1949年的43所增加到81所，教师数额严重不足；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贺兰县的中、小学教师，除来自大学本科、专科和中师的毕业生外，尚有天津支宁初中毕业生、浙江支宁知识青年、北京支宁初中毕业生、河南支宁高中毕业生以及上海支宁的文教大队。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知识分子扎根贺兰，和本县教师融为一体成为贺兰县教师队伍中的骨干。
宁夏高等教育基本上是从外省迁移到宁夏的知识精英所开创的。以宁夏大学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前，宁夏大学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外地人。1980年宁夏大学历史系成立时，最初的12位老师全部是外地人。
再来看看文艺工作者支援宁夏的情况。解放之初，宁夏文艺领域除一些秦腔等方面的戏班子、杂耍班子之外，没有高档次、上规模的文艺团体。随着宁夏解放后建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应宁夏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中央政府抽调一批批文化艺术人才支援宁夏，他们为宁夏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1958年6月4日，中共宁夏工委举行联欢会，欢迎从北京到宁夏工作的50多位文艺工作者，他们充实到宁夏文化艺术界，成为骨干力量；1958年9月22日，遵照国家文化部指示，中国京剧院四团全团迁到银川，组建宁夏京剧团。中国京剧院四团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京剧团和西南军区京剧院合并组成的，多年来随军辗转各地，足迹走遍20多个省，把戏剧送到战斗最前线和边远的部队中去，并且曾经两次去朝鲜前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出国访问18个国家。在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们曾以《闹龙宫》一剧获得舞蹈一等奖，许多演员分别获得了罗马尼亚“星”勋章、波兰“金十字”勋章、捷克斯洛伐克“伏契克奖章”和“反坦克”奖章等多种奖项。1958年9月2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京剧院成立；1958年10月1日，宁夏回族自治区越剧团成立，当晚在银光剧院以名剧《刘海戏金蝉》与观众见面。宁夏越剧团由上海华艺、红花、光艺等剧团选拔部分演员组成。
大批外地的医务人员也来到宁夏，成为宁夏医药卫生系统的主要力量。一是从全国各医学院、护校分配来的医务人员。二是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从天津来宁夏的大批医务人员，成为宁夏医药卫生系统的骨干力量，有些甚至成为权威性专家。1969年10月，天津21名医务人员下放永宁县工作。其中有的分到乡医院工作，如5位天津医务人员被安排到望洪卫生院安家落户和工作；1969年11月天津市700多名医务工作者及上千名家属相继到达银川，赴山区农村安家落户；1961年11月，天津市947名医务人员及家属迁入石嘴山市（有医务人员248人），其中天津市第四医院整体迁入大武口，建立石炭井矿务局大武口煤炭职工医院（俗称“天津医院”）；随迁职工及家属906人，占当时天津支宁人员总数的44.99%。
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大多数的天津医务人员返迁天津。
改革开放后，一些文教人才也返回了原籍，但仍然有许多人留在宁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是城市工商业及行政事业单位无法完全容纳数量庞大的初高中毕业生，二是让知识青年到农村进行锻炼，以期“改造他们的世界观”。这导致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宁夏此段时期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移民浪潮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从北京、浙江等地迁移到宁夏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大批知识青年；二是宁夏内部从城市迁移到乡村的大量知识青年。他们为宁夏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也使他们自身得到了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