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宁夏已经没有再发生历史上的那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没有再发生周期性的波动，人口发展趋于稳定，宁夏人口按地域分布定型。进入近代以来，宁夏人口的变动仅表现为人口数量的变化。大体上由原来的150万降至清末的50万人，而到民国初年又回升到100万以上。但是增加人口大部分为定居人口自然增长，外地移民数量已经远不如前代。
近代宁夏多灾多难。在清同治年间至民国初年的60年间（1862～1920年），频繁的战乱和严重的天灾使宁夏人口急剧下降。除咸丰、同治年间的回族反清斗争、历经辛亥革命和军阀战争外，民国初年的两次大地震，也使宁夏人口锐减。1920年12月16日，海原县发生8.5级特大地震，23万余人死亡。1921年4月12日，固原县发生6.5级大地震，伤亡惨重，“城外二十五里不见人，田无耕者”。叶祖灏祖《宁夏纪要》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人口现状：“宁夏人口，清初最盛……宣统以降……故户口凋零，各地人仅及乾隆以前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今昔异势，实堪注意。”1929年，宁夏建省后至解放前宁夏人口的发展进入相对平稳阶段。这一时期，宁夏境内的战乱减少，生活相对安定，本地居民稳定增长。1933年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后，设立垦务局，积极谋划垦务。制定“推广农垦，增加生产，开辟地理，创设屯田区及公营农场，试办科学耕作之集体农场”为垦殖行政方案，并以“垦荒与清丈（土地）视为本省两大要政”。计划以“移垦（从外省移民开发）、民垦、蒙垦、屯垦”的形式对处于灵武河中堡、平罗镇朔堡、云亭渠屯垦区的大约90万亩荒地进行开垦。但因耗资巨大，国民政府未予批准，此计划遂遭搁置。但是宁夏省政府号召百姓“应积极承领开垦”，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先后颁布《宁夏垦荒规程》《土地使用新方案》《修正宁夏省荒地承垦暂行办法》《宁夏省借贷农本暂行办法》《承垦条例》等法规，并以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名义发布“招垦荒地，奖励生产，复兴农村”的布告，随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农垦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垦荒者的积极性，也吸引了大批的外省移民进入宁夏，主要以周边省份无地少地农民和躲避战乱的难民以及中原地区水旱灾难民为主。
1920～1940年间，中原地区不断发生水旱灾以及蝗虫等灾害，大量的流民涌入宁夏，同时因为抗战爆发，也有大量来自沦陷区的难民进入宁夏，他们主要来自陕西、河南、山西、内蒙古、安徽等地。尤其是蒋介石为阻挡日军前进而炸断黄河花园口段河堤后形成大片的黄泛区，迫使大量的灾民沿陇海线经陕西辗转进入宁夏，部分由内蒙古包头进入宁夏地区。1939年，国民政府又从甘肃天水迁移两万难民进入宁夏从事垦殖。宁夏在抗战期间属大后方，对于中原战区的人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根据《宁夏纪要》的记载“宁夏居民，原来乡音仍随处可以听辨”来看，移入宁夏的灾民当不在少数。而且根据现有资料看，这些人都停留在宁夏北部地区，从而使宁夏北部人口增加较快，1935年其人口数为1002876人，是1928年的2.2倍。而同期宁夏南部人口增长就很缓慢，属于本地人口自然增长。另外，民国宁夏移民中军事移民也有相当的数量，而且因其整体地位较高，对宁夏近代社会影响较大。马系军阀马福祥、马鸿宾和马鸿逵分别主政宁夏时均带来为数不少的部队，而马系军阀用人向以“甘，马，回，河”为主，即甘肃人河州人，马姓，回族。即便随着统治权势日增，军队数量增加，其用人也多不出此惯例。1912年马福祥带昭武军步骑13营约3000人赴任宁夏，而马鸿逵1932年就任宁夏时带来3个独立旅部队。加上马鸿宾的部队，保守估计至少有两万人，如果将随后进入宁夏其家属算在内，人数会更多。另外，1934年孙殿英进犯宁夏时，其独立第一旅旅长李纯华向马鸿逵投诚，带来3万人马。而孙马大战中仅1934年3月20日一晚就有至少6000人被马部俘虏，因此，孙马大战中马鸿逵至少得到4万战俘和投诚人员，这些人也被编制在马系军队中，成为宁夏军事移民。民国，宁夏人口迁徙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本省地区内流动，又以政治因素为导向。以盐池县为例，盐池县1947年有787户44625人，比之1926年的4516户16837人增长了165%，人口增加如此迅速，主要是因为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了盐池县苏维埃政府，吸引了大批国统区人民迁入。而回族的迁移则缘于商业活动，如中卫和中宁地区的回族，同治年间几乎没有回族被迁入上述地区，大都是在民国年间行商于此而定居的。
不过，因为马鸿逵的军阀统治穷兵黩武，急于扩张势力而到处抓兵抓差，民间苦不堪言，很多人为逃避兵役差役而逃离宁夏，使宁夏在籍人口减少了一定的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