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
三 60年代法国知识界的演变
1958年5月13日发生在阿尔及尔的“五·一三”叛乱事件敲响了第四共和国的丧钟。当法国陷入因旷日持久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而触发的严重危机，面临着军事叛乱和内战威胁的紧急关头，隐退政坛12年之久的戴高乐东山再起，担任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戴高乐上台伊始，即着手埋葬第四共和国，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59年1月正式付诸实施的第五共和国体制标志着法国战后史上一个重大转折。在此之后，法国的政治格局、社会经济生活、国际地位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随着这种大环境的变化，法国知识界也处于演变过程之中。
前已述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苏联对匈牙利的武装干涉……5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导致了法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改变了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看法，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在哲学上去反对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他们当中不少人认为，他们一度顶礼膜拜的红色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之所以让人们看不到光明和希望，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其夸大和膨胀了一种意识形态上堕落的主体性。又由于这些法国知识分子进一步把这种主体性归咎于人道主义，因此，萨特的存在主义这一大肆渲染人道主义的主体性哲学在肃清“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潮流中受到了有力的挑战。人们不再执迷于喋喋不休的乏味的人道主义和政治说教，曾经风靡全法的存在主义思潮由此开始衰落。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出于对主体性、意识形态和斯大林主义的失望，脱离了在政治上更具轰动效应的文学与人文科学，躲进幽静淡泊的书斋，潜心于一些明显不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主题的研究。人种学、语言学等学科开始逐渐地成为显学。福柯后来在一次谈话中曾回顾了当时的情况：“人们突然地、没有明显理由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远离、非常远离上一代了，即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一代，那曾经一直作为我们思想规范和生活楷模的《现代》期刊的一代。萨特一代，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极为鼓舞人心和气魄宏伟的一代，他们热情地投入生活、政治和存在中去，而我们却为自己发现了另一种东西，另一种热情，即对概念和我愿称之为系统的那种东西的热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这样又重回到17世纪的观点，但有一个如下的区别：我们不是用人，而是用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无同一性理论来代替神。”【39】
值得一提的是，福柯曾在另一场合谈到其青年时代的文化背景时，这样说道：“我属于这样的一代，当我们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们都是被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所标志的一种视域所限制。所有这些事情当然是极端有趣和激发人心的，但是，它又在经过一段时刻以后促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窒息，并产生试图观看界限以外的事物的强烈欲望。我就像当时的哲学系学生一样，同传统和当时流行思潮的断裂，主要来自于塞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40】的《等待戈多》。正是这本书使我们在窒息中重新大口地呼吸。然后我进一步阅读布朗肖【41】、巴塔伊【42】和新小说派的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43】以及布托尔（MichaeLButor）【44】、巴特【45】和列维-斯特劳斯。所有这些人，都是相互区别的，而我也并不想要全部地吸收他们。但可以说，他们是我们那代人同传统形成断裂的重要中间人物。”【46】那么，福柯所说的“断裂”（rup-ture）意味着什么呢？主要是意味着同一切“主体哲学”的断裂。诚如有学者捐出的那样，正是上述各个思想家和作家们，带领福柯那一代人，走出主体哲学和意识哲学的范围，在语言论述和权力网络相互传说的社会文化历史和现实的结构中，不断地破解传统主体的形构密码以及基本原则。【47】
显然，在这一时期，原有的意识形态界限似乎已经不像前一阶段那样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了。为此，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48】甚至宣称，让·皮亚杰（Jean Piaget）【49】的心理学完全能够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谐共存。以《精神》杂志为阵地的人格主义的天主教徒开始尝试将自己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协调起来。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法国步入60年代之后，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已认识到，60年代的法国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同50年代有质的不同的新法国。一些人将其称为“富裕社会”、“消费社会”，另一些人将其称为“后工业社会”、“技术社会”。不管如何来称谓，这一新法国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或将要超出以往思想家们的设想和预测。因此，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极有必要重新审视那些自己当年衷心服膺过的理论与学说，或者整个抛弃它们，或者彻底修改其中已经陈腐、过时的部分。没有人声称已经穷尽了对于新情况的认识，也没有人敢于断言，别人的理论完全是一堆糟粕。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者、人格主义的左翼天主教徒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都在热烈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同时也仔细倾听别人的看法，比如说在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两大理论研究中心，其一为由萨特领衔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二为由亨利·列斐伏尔等人组成的包括许多被法共开除或自行脱党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团体，该团体以自己创办的杂志《论证》（Arguments）的名称命名。应当说，这两大派别在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是在已经消除了“意识形态恐怖”的此时，双方都能以平等的、说理的方式与对方进行认真的探讨。因而也都从对方获得了不少有益的思想材料。
对此，后来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杜塞曾深有感触地说：“教条主义的终结带来了真正的研究自由。”【50】不仅如此，阿尔杜塞还在其成名作之一《保卫马克思》中宣称：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批判，一般说来被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当作“解放”来体验。【51】此语清楚地表明，“意识形态恐怖”的消除和教条主义的“终结”，对法共知识分子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阿尔杜塞本人在60年代一跃而为法国思想界的明星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应当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法国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如萨特、阿尔杜塞、福柯、拉康【52】、罗兰·巴特等人尽管分属于各个不同的理论派别，研究重点也有所不同，但他们往往都通过黑格尔而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各种思潮，特别是同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和结构主义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战后法国得以进一步广泛地同60年代后出现的多元化思想理论进行对话。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他们共同的“启发者”、法国黑格尔主义哲学大师让·伊波利特（JeaNHyppolite）【53】。伊波利特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福柯在为伊波利特的逝世而召开的纪念会上曾说道：“对我们这些伊波利特的学生来说，我们现在所思索的所有问题，都是他提出来并反复思索的，都是他在他那本伟大的《逻辑与存在》一书中所总结的。在大战之后，他教导我们思考暴力和论述的关系、思考逻辑和存在的关系。而现在，他实际上仍然建议我们思考知识的内容和形式必然性的关系。最后，他还告诉我们，思想是一种永不停止的活动，它是发动‘非哲学’，但又使‘非哲学’紧紧地靠近哲学而运作起来的某种方式，同时也是我们的存在得到解决的那个地方。”【54】
诚然，较之欧洲其他国家，法国思想界接受黑格尔思想的进程相对较晚启动。但是，在经由伊波利特等人引进之后【55】，法国思想家们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深感兴趣。正如梅洛-庞蒂所说，黑格尔是对20世纪所有伟大思想家产生最大思想影响的哲学家。【56】对于法国当代思想家来说，引进黑格尔，不只是引进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叛逆精神，而且还引进了比黑格尔更激进和更有彻底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对此，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亦指出，从30年代到50年代，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入侵，开拓了一个新马克思主义所主导的“不可超越的地平线”。【57】
50、60年代之交，结构主义逐渐取代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和其他哲学流派不同，结构主义并不是由一些专业哲学家所组成的哲学流派，而是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文艺学及文化学等领域中的一些学者所共同具有的某种观点和方法的总称。不同的学者以基本相同的结构主义方法研究自己的领域，从而建立了诸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心理学”等学说和理论，人们把它们统称为结构主义。换言之，如果说存在主义首先是世界观和道德观的话，那么，结构主义则首先是认识论和方法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结构主义最大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它以新论述模式，取代原来西方传统思想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模式及其主体中心主义原则。结构主义的新思考模式及其论述模式，彻底地颠覆了贯穿于整个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人”的观念的“标准化”及其“正当性”基础。所以，结构主义之所以成为法国当代思想革命旋风的启动者并非偶然。在结构主义思想深处，实际上隐含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理论和思想革命风暴的种子。【58】
严格地说，结构主义思想的诞生地并不是在法国，而是在其邻国瑞士。【59】就法国而言，当代法国思想界所产生的结构主义思潮，其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当推法国当代最有声望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他在1940年代所创立的结构主义，不仅大大改变了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及基本方法，而且也广泛地渗透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论革命。随着他的结构主义逐渐大行其道，整个法国思想界的面貌可谓焕然一新，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活跃局面。概而言之，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下，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60】、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61】和米歇尔·塞尔（MicheLSerres）【62】等人，也创造性地将结构主义广泛运用于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历史学及政治学领域。
列维-斯特劳斯是萨特的同时代人，他于1908年出生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父亲是位旅居法国的画家。不过，他后来很快就随家人定居巴黎。他在巴黎先后读完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曾和梅洛-庞蒂一起执教于巴黎的公立高级中学，并与后者一直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30年代中期，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走上了不同的理论道路。当萨特前往柏林研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学说时，列维-斯特劳斯承蒙法国当时著名的社会学家塞勒斯坦·布格莱（CelestiNBouglé）【63】的推荐，前往巴西圣保罗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接着，他又多次担任巴西中部人类学考察队队长，对马托格罗索高原和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人部落进行了实地考察。
二战当中，具有犹太血统的列维-斯特劳斯在旅居美国期间结识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克布森（RomaNJakobson）【64】，并对后者的音位学的结构分析方法颇为欣赏。列维-斯特劳斯极为看重与罗曼·雅克布森的相遇对自己所产生的影响，他曾回忆说：“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朴素的结构主义者。我正在搞结构主义，但对其一无所知。雅克布森向我展示了包含着一种学说的著作，这种学说已经融入语言学中，而我却从来没有研究过它。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启蒙。”【65】
在雅克布森的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决心将结构语言学的成果运用于社会领域，特别是运用于对原始人的亲缘系统和神话的研究工作之中。可以说，时势的力量同时对萨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在整个大战期间，前者经历了战争，体验到了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痛苦的感受：恐怖、孤独、绝望、苦闷等。这一切为他的学说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与此相反，后者却未感受到战争的现实威胁，并一直沉浸在对于没有时间性的“结构”的沉思之中。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本质上反映着和平时期人们的理论要求。如前所述，40年代期间，列维-斯特劳斯还一度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York New SchooLfor SociaLResearch）任教，继而又担任过法国驻美使馆文化参赞，由此得以有机会与美国的相关学者进行较为广泛的交流，并深入了解英美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学的理论传统，这对巩固和加强他的学术理论基础颇有益处。1947年，列维-斯特劳斯回到法国，先后任巴黎人类博物馆副馆长、法兰西学院新创设的社会人类学讲座首任教授。
列维-斯特劳斯出版于1962年的《野性的思维》（LaPensées Au-Vage）既是向存在主义思想发出的挑战书，同时也是结构主义登上法国哲学舞台的宣言书。他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历史和辩证法》中对萨特的存在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从而在法国知识界又开创了一个直到1968年“五月风暴”才消退的新的争论时代。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所依据的历史基础是虚假的，萨特笔下的那种法国革命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应该对所谓“历史事实”作另一种理解。列维-斯特劳斯还认为，历史是有意识的领域，“就历史渴望获得意义而言，它注定要选择地区、时期、人的集团和这些集团中的个人，并且在一种勉强作为背景的连续性中，将它们作为一些不相连续的形象突出出来”。这些就是所谓的“历史事实”。他主张，社会的变化是由“结构”引起的，社会历史无所谓客观规律性，也谈不上进步发展。【66】
此外，列维-斯特劳斯还号召哲学家们驱除由笛卡尔投射到人文科学上面的符咒：倘若要在别人那里获得自身的认可这一由人类学归给人类知识的目标，人们必须首先在自身中否定自我。但是，只要存在着一种以“我思”为出发点的主导哲学，那么我们就不能获得和理解人的科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对胡塞尔和萨特来说，笛卡尔是哲学必须模仿的模式，那么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笛卡尔是人文科学必须加以拒斥的最为令人反感的幽灵。【67】
针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批评，萨特作了公开答复。他声称，首先，他并不一般地拒绝结构的方法。相反地，他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特别是关于波德莱尔（Baudelaire）、圣谢奈（SainTGenet）以及福楼拜（Flau-bert）的三部文学评传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过这一方法。但是，他不能同意列维-斯特劳斯的根本原则。因为它有两个重大的理论错误：第一，它是反人道主义的，因为它把人，这个行动和认识的主体，只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客观物，一个客体，因而抹煞了人在创造社会结构活动中的决定作用。第二，它是反历史主义的，因为它不明白正是“历史产生了结构”，因而将结构仅仅看成是某种先验的存在物。这样，它就不可能对人、人的社会、人的历史做出一种科学的解答。【68】
萨特还针对列维-斯特劳斯重视同时态倾向提出反驳说，结构研究是形式的，它忽视了历史的动力方面，然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历时性而非同时性，而且只有辩证理性才能掌握历时性的联系；结构主义者事先就把结构体系假定为不变量。历史是合理的、非有序性过程，而非有序性的形式（结构）、历史上的结构从来不是稳定持久的，只有个人和集团才创造历史，人类的实践在不断地克服着结构。【69】萨特还在接受《拱门》（L'Arche）杂志记者的采访时，把他对结构主义的批评扩展到对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路易·阿尔杜塞以及以菲利普·索莱尔（Philippe Sollers）【70】为首的“原样派”【71】的总批评，指责他们的观点为“新实证主义”的变种。
发生在萨特与列维-斯特劳斯之间的这场争论，可以说是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争论，对于此后当代法国思想家们的思想创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过，如果说，萨特在50年代与加缪、梅洛-庞蒂、雷蒙·阿隆论战时，至少从表面上看均明显地占了上风，那么，这次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争论则不然。之所以如此，并非由于萨特已经失去了足够的论战技巧，也并非仅仅是因为列维-斯特劳斯揭示了萨特存在主义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击中了要害。究其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此期法国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然。新的“繁荣时期”的出现，使一般人对存在主义那种从其唯主体性出发引出来的人本主义日益厌倦。萨特等人曾提倡“介入”社会并身体力行，但这并没有解决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同时，存在主义中的非理性主义成分却为许多人所不满。由于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坚决反对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以人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强调严格的结构分析，而且经过多年的埋头研究，大都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取得了一系列公认的学术成就，使得自己的理论主张与学术实践更为符合“繁荣时期”人们的理论要求与社会心态。因此，列维-斯特劳斯得以在这场争论中占据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