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
二 知识分子与阿尔及利亚战争
阿尔及利亚自沦为法国殖民地以来，一直被视为法国本土的延伸，与法国本土有着密切联系。在阿尔及利亚居住着大批的法国移民，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1954年，这里爆发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法国政府当即派兵镇压，酿成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很快成为第四共和国后期的政治危机的根源，从1954年11月到1958年4月，短短几年内有六届内阁先后因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与此同时，围绕着这一举国上下共同关心与讨论的主题，各种罢工、示威、反战集会，甚至暗杀、行刺、绑架事件此起彼伏。各派政治势力采取了多种手段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希望以此改变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阿尔及利亚战争不仅是战后法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运动中也是一件大事。围绕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不同态度，知识界得到了最充分的动员。各派知识分子积极利用报刊杂志和对手打笔仗，通过发表宣言和请愿等方式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还成立了各种团体试图干预阿尔及利亚战争。法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政治参与程度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内部争论之激烈，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法国史学界将这个时期知识界的活动称为“文字之战”（bataille d'écrire），【10】史学家西里奈利称之为“请愿书之战”（guerre de pétition）。【11】这种知识界的充分动员在战后西方国家的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比美国国内的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爆发更早。也正因为如此，较为深入地探讨“法国知识分子与阿尔及利亚战争”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认识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作用至关重要。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许多知识分子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反对这场战争。这些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是法国知识界反战运动的主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著名作家莫里亚克、加缪、《精神》杂志主编让-玛丽·多梅纳克、著名记者克洛德·布尔代（Claude Bourdet）【12】等。
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组织“民族解放阵线”（FronTde libératioNnational简称FLN）发动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孟戴斯-弗朗斯政府火速派去增援部队，试图粉碎“民族解放阵线”的反抗。历时8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而当时的法国知识界主流并没有意识到战争政策的严重性。人道主义知识分子首先起来进行“介入”。战争爆发当月，多梅纳克就在《精神》杂志上发表了名为《这是一场阿尔及利亚战争吗？》的文章【13】，提请法国社会注意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几乎与此同时，亲身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布尔代在《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名为《你们是阿尔及利亚的秘密警察》的文章，将殖民当局比作盖世太保，认为这是殖民集团勾结法国统治阶级发动的暴行，而作为决策者的孟戴斯-弗朗斯要对历史和舆论负责。【14】莫里亚克也在《快报》上发表文章，响应布尔代的观点，认为法国之所以成为殖民者是因为它代表着传播人类文明的使命，而现在法国殖民当局却扮演了刽子手的角色，使法国的形象蒙受了耻辱，敦促法国政府尽快放弃武力。【15】
1955年11月，在人道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倡导下，法国反战知识分子组建了“反对在北非进行战争行动委员会”（LAComité d'actioNdes intellectuels contre le poursuite de le guerre eNAfrique du nord）并在《快报》和《世界报》这两份法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发表了请愿书，表明他们的宗旨是：“采用所有认为是道义出发的方式，并且认为可以采取行动的所有领域中采取行动，以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16】除了莫里亚克、布尔代等人之外，参加签名的著名知识分子还包括罗歇·马丹-杜加尔、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等。该委员会向法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停止镇压”、“取消海外和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和“开始进行谈判”。【17】随着局势的发展，委员会于1956年3月再次向居伊·摩勒政府发出呼吁：“放弃任何暴力和单方面决定的政策，不能再采取任何拖延的方式，尽快与阿尔及利亚的战士们进行停火谈判。”【18】
这些知识分子对人道主义价值的维护可谓非常坚决彻底。1957年5月28日，“民族解放阵线”屠杀了同情温和民族主义者的梅路沙村的所有男性居民，委员会立刻发表宣言同样进行了谴责：
看到法国方面破坏了人的基本权利和一些道德和法律的原则，人们开始发动了一场正义的反抗法国的抵抗运动，但是，“民族解放阵线”的领袖和民族解放军的领袖也应该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职责，并将其公开于众。有系统地加强暴力、用暗杀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杀害法国和穆斯林公务员，他们不仅仅欠下了很大的道德债务，而且他们在政治上背离了他们反抗的理由，导致这场残酷而不幸的冲突能够得到合适的解决变成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显而易见的是用暴力将减弱谈判的机会，使人的灵魂蒙上了污垢，促使这场战争变得无休止，而且更加残忍。【19】
在195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里亚克对法国殖民地民众的生存状况一直十分关注，他在获奖之后利用自己的声望，于1953年和一些知识分子组建了法国-马格里布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在《快报》开辟专栏批评法国的殖民政策。在遭到北非殖民军指挥官朱安元帅的责难后，莫里亚克公开回应道：“元帅先生，正义是法国在北非唯一能够实行的政策，难道我们这样认为错了吗？很多国家领导人，而且还是地位相当高的领导人、将军、外交家，还有很多殖民者，都同意我们的意见。在这里，基督徒的良知和政治上的明智融为一体。这种明智使我们深深领悟到了您带着微笑说的那句话：心灵的强制远比政治上的强制对人更有威力。”【20】
阿尔及利亚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困扰着加缪，作为生长在阿尔及利亚的作家，加缪热爱这片土地，把它视为故土，视为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出于对当地穆斯林的苦难的了解，他坚决反对法国殖民当局的残酷统治，但作为法国人，他又想维护法国的利益，为了法国的尊严，他反对穆斯林过火的武装斗争，所以曾发表过“致阿尔及利亚好战者的公开信”，劝他们妥协。加缪的下述表白清楚地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他说：“我年轻时就面对阿尔及利亚的不幸，而且提出了许多警告。我早就知道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责任，但我却不能同意那种保留或继续压迫的政策。我也早就注意到阿尔及利亚的现状和事实，我当然也反对一种让步政策，因为让步只有把阿尔及利亚置于一种更大的不幸之中，把在那里的法国人和他的祖国连根拔离。”【21】在加缪看来，法国殖民者压迫阿尔及利亚人民不对，阿尔及利亚人采取暴力反抗和闹动乱，要驱赶“黑脚杆子”（pieds-noirs）【22】也不对。加缪希望双方都要有节制，当劝说无法平息双方的斗争时，加缪又积极提出改革方案，即给予阿尔及利亚人以赔偿，又要维护法国在那里的统治利益。他一方面指出，法国无疑要对阿尔及利亚人民作出重大的赔偿，同时却又认为，独立的要求是阿拉伯人的要求中“不合理的”一部分，“是出于感情用事”，认为承认独立就等于把阿尔及利亚交给最残暴的暴乱集团去统治，换言之，就是驱逐在阿尔及利亚居住的120万欧洲人，而使数百万法国人遭受侮辱。1957年12月，当加缪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公开地宣称：“我相信正义，但我把母亲置于正义之前来维护。”【23】由此可见，不管加缪本人自觉与否，他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还是站在法国利益的一边。
除了上述几位颇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当然还是萨特与阿隆
与加缪相反，萨特从一开始就反对法国政府发动这场战争，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他一边在许多集会上公开发表演讲，一边在《现代》、《快报》等报刊上撰文，以确凿的事实和尖锐的笔调，抨击殖民主义的政策和暴行。1956年1月，萨特在一次集会上公开呼吁：“我们唯一能够做并且应当做的当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24】1959年，萨特接受了其时正在主编一份地下刊物、鼓舞法国士兵开小差的弗朗西斯·尚松的采访，表示赞同他领导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下联络网的活动。
1960年，法国社会围绕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争论进入了白热化。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以实际行动暗中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反法活动，并呼吁法国青年拒绝入伍，士兵拒绝服从命令。当闻悉尚松领导的联络网成员被警方逮捕【25】，萨特在8月与120名有影响的法国知识分子共同签署了一份题目颇长的宣言《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拒绝服兵役的权利和法国左派对为争取独立而战的阿尔及利亚人具有连带义务的声明》（简称《121人宣言》），对法国青年和士兵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拒绝服从相关命令的行为明确表态支持，认为这是他们的权利：
我们尊重拒绝以武力对抗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行为，这些拒绝是正当的。我们尊重这些法国人的行为——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以法国人民的名义保护和帮助那些受压迫的阿尔及利亚人，这种行为是合乎正义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坚决摧毁殖民体系的事业正是所有自由人民的事业。【26】
事后，发表《121人宣言》的《现代》杂志8月号立即被政府没收。尽管如此，同年9月，正在巴西访问的萨特“授权”其支持者以他的名义发表致法国政府的公开信，称“如果尚松让我帮阿尔及利亚的战士们搬运行李，并为他们提供住所，而我又能够保证他们的安全，使他们能够安心地在阅读小仲马的著作时揣摩每个字的意思，我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的，一股反动的力量暂时将我和他们分开了，但是我敢说，他们是我们派出的代表，代表着法国的未来，而逮捕并审判他们的力量已经什么也不是了”【27】。这封信公开发表后在法国产生强烈反响，并使政府深感恼怒。于是，《现代》编辑部受到搜查，宣言的签名者纷纷被剥夺政府津贴，并被受政府资助的剧院、国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5000名法国军团的老战士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高呼“枪毙萨特”。其实，这封信是别人假冒萨特写的。但是，事先对此信一无所知的萨特并未作出本应作出的声明。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发表为自己澄清事实的声明将会对反殖民战争的同道们带来打击，所以，他宁肯接受既成事实，以自己的声望来支持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人。尽管当时有谣传，政府已决定在萨特回国时即予以逮捕，萨特还是在11月回到了法国。他在返回巴黎后，马上就为自己找好律师，为被捕作了必要的安排，但当局迫于社会压力，并没有敢动萨特。
雷蒙·阿隆也以自己那种惯常的理性的方式投入了这场斗争。和这些知识分子相比，阿隆在反对战争的论证中并没有强调人道主义的因素，他几乎只字不提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对当地民众造成的感情伤害，也没有提到法国军警在战争中对俘虏采取的酷刑逼供等反人道的行为。阿隆一直将阿尔及利亚战争看成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并认为在分析思考政治问题的时候，道德因素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如果将酷刑逼供作为反对战争的理由，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支持酷刑逼供。”【28】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以反对战争为目的的“介入”，重要的不是赢得更多数量的支持者，而是说服那些和自己观点相左、持反对立场的人。而且，要停止战争，需要现实政策的改变，只能由政治家做出决策，这样就更加无法使用纯粹的道德作为武器。对于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所重视的法国人从他们的殖民历史中继承了很多道德债务，法兰西共和国的灵魂为此要付沉痛的代价，阿隆则认为，这只能通过放弃殖民权力来进行补偿。
因此，阿隆“介入”的方式也和这些人道主义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他把侧重点放在以论辩性的小册子参加知识界论战，以及对政治人物施加影响这两方面。
1956年6月，居伊·摩勒政府加强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费加罗报》主编布里松是战争的坚决支持者，因此阿隆无法在他的新闻评论中发表涉及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内容。在失去这个最重要的“介入”阵地后，阿隆向居伊·摩勒提交了一份报告，并在苏伊士战争期间和一些知识分子一起得到了面见法国总统的机会，然而总统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只给他10分钟的陈述时间。1957年，阿隆出版了小册子《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将呈交居伊·摩勒的那份报告作为第一部分。【29】1958年，阿隆出版了另一本小册子，名为《阿尔及利亚与共和国》，将《阿尔及利亚的悲剧》的内容进行扩充，补充了翔实的数据资料，反复强调立刻停止战争的主张。
《阿尔及利亚悲剧》在发表后，即在法国知识界乃至整个法国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响与争议。人们对它可谓是毁誉参半。赞赏者把它与德雷福斯事件时代左拉的《我控诉！》相媲美，反对者则说阿隆在出卖法国的利益，谩骂侮辱的匿名信蜂拥而至。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阿尔及利亚悲剧》亦成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法国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1958年，雷蒙·阿隆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又出版了第二本小册子《阿尔及利亚与共和国》，再次重申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一体化是不可能的。但是，雷蒙·阿隆对弗朗西斯·尚松等知识分子鼓励法国士兵开小差的做法却不以为然。当萨特等人的《121人宣言》发表时，阿隆正在哈佛大学讲学。当一些美国教授干劲十足地去争取别人签名响应，并谴责法国政府对这121人进行司法追究时，阿隆与几十位美国教授进行了讨论，劝阻他们不要签名。阿隆说：“让青年人开小差，这对知识分子和让-保罗·萨特没有危险，但对那些听从他们劝告的人却是危险的。我理解那些拒绝打阿尔及利亚的青年，但是我讨厌坐在长椅上的知识分子代替应征入伍的青年去提高觉悟。应当让青年自己选择，而我们应当随他们选择。如果你们（指美国教授——笔者）插手这场论战，就得承担额外的责任，即你们把法国人进一步推向内战，因为拒绝国家动员，就相当于取消国家公约。如果明天，我们法国人，在你们政府发动一场我们认为不正义的战争时，号召你们的青年人开小差，你们会怎么想？”【30】在阿隆的说服下，许多美国教授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由于雷蒙·阿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一再表态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使得由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组成的秘密军队组织把他视为眼中钉，甚至向他发出了如下“最后的警告”：“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注意到，在我们的祖国由于戴高乐的背叛面临危难之时，你不愿意明白这个时期在法国历史上意味着什么，站到了把国家拖入灾难的那些人一边。然而你丝毫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你的唯一动机是不择手段地往上爬，那些满是从共产党的词汇里借来的自由、进步、民主等字眼的漂亮话掩饰不住你的勃勃野心。你不可能看不出来，靠一些政党拼凑起来的制度正是用这些漂亮话把法国引向目前的衰败。……你还应当看到这个事实：在我们的组织希望给戴高乐的政府以致命的打击，向全体决心打胜仗的正直爱国者发起总动员之时，在我们开始并加强与国外的联系之时，我们不准备袖手静观你的破坏活动。请相信，我们因受到背叛目前不得不作出的牺牲是暂时的，这决不会阻挡我们朝最后的胜利迈进！你把这封信当作我们的最后警告吧！”【31】在阿隆收到这封信后，尤其是秘密军队组织针对马尔罗的暗杀行动炸瞎了其房东女儿的眼睛之后，内政部多次向阿隆提出，由警方对他进行保护，但阿隆始终予以拒绝。他的这一态度令巴黎警方大伤脑筋。
笔者管见，如果说多梅纳克、布尔代和萨特代表的是反战知识分子不惜代价维护普世价值的富有激情的一面，那么，阿隆代表的就是坚持理性、不惧孤独的冷静和现实的一面。相当长时期以来，法国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主要由两个支柱构成，一是法国负有教化的使命，二是殖民地对法国有重要的现实利益。前者已经被多梅纳克、布尔代和萨特的论证推翻，而阿隆的论证，则推翻了后者，由此也就彻底地摧毁了法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
此外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世界报》在自己杰出的主编于贝尔·伯夫-梅里的领导下，充当了此时“法国社会的良心”的喉舌。当阿尔及利亚战争刚一爆发，伯夫-梅里即组织《世界报》对这场新的“肮脏的战争”进行猛烈的抨击。不仅如此，伯夫-梅里还在《世界报》上公开发表了“秘密的”《贝泰伊报告》。这份报告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表明，系统地组织的严刑拷打是法国殖民当局在阿尔及利亚推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报告发表后，舆论大哗，但《世界报》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乃至公开的威胁。首先，驻阿尔及利亚殖民军扣押了所有发往阿尔及利亚的《世界报》，并企图以诽谤罪到法院去告《世界报》；其次，为了使《世界报》在经济上陷于困境，政府故意不让《世界报》在法郎已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适当地提高售价，甚至威胁伯夫-梅里本人说，如果他敢提价，就要处以巨额罚款并把他投入监狱；再次，《世界报》的编辑部和工作人员的住宅多次被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恐怖组织投掷炸弹，伯夫-梅里本人的住宅就被炸过两次。然而，在这场充满腥风血雨的斗争中，《世界报》在伯夫-梅里的领导下经受住了种种严峻的考验，而伯夫-梅里本人也成为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的良心”的典型代表之一。【32】
使得这一时期法国知识分子得到广泛动员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及其法国知识分子在这一期间的表现，在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首先，一如德雷福斯事件期间，法国知识分子中“普遍主义”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倾向之间的对立，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围绕着赞成还是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再次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对峙的双方所用言辞之激烈、手段之极端，较之当年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与反德雷福斯派知识分子的斗争，均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20世纪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历来有反对本国政府发动殖民战争的斗争传统，如20年代时，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等超现实主义者曾积极投身于反对摩洛哥战争的斗争；40年代末、50年代初时，伯夫-梅里不仅把法国政府在原法属印度支那发动的殖民战争称之为“肮脏的战争”，而且还领导《世界报》对当局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行径口诛笔伐。与以上两次斗争相比，此时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不仅继承了这种光荣传统，而且还将之发扬光大，把它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具体而言，如果说，当初反对摩洛哥战争、法属印度支那战争需要有一定的勇气的话，那么，这次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则需要有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因为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的关系之密切，极端殖民主义者策划的暗杀、行刺、绑架事件之多，均远非当年的情景可比。
第三，由于法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对相关斗争表现得颇为冷淡，使不少左翼知识分子深感意外和失望。由此，就总体而言，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左翼知识分子与法共的距离越来越大，对法共的独立性日益增强。此外，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左翼知识分子开始进一步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民族运动。比如，当时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国家并非是苏联，而是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
第四，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表现，尤其是建立“尚松联络网”和发表《121人宣言》，为欧美发达国家进步知识分子反对本国政府发动或参与殖民战争树立了榜样，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国际影响。比如说，60年代中后期，不少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在开展反对美国政府发动越南战争的斗争时，就是把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奉为楷模的。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也为法国右翼知识分子恢复元气、重新崛起提供了条件。如前已述，战后初期，法国知识界曾对二战期间的附敌知识分子展开“大清洗”，由此导致法国右翼知识分子元气大伤。但阿尔及利亚战争所引发的争论，尤其是借助于“民族利益”、“爱国主义”的口号，使长期来萎靡不振的法国右翼知识分子重新振作起来，并试图在与左翼知识分子的较量中收复“失地”。
例如，在《121人宣言》发表后不久，数百名强烈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法国右翼知识分子就发表了《法国知识分子宣言》。他们在宣言中首先强调：“最近一段时间，法国公众看到了不少宣言，不少以政见声明、信函或法庭上的证词和辩论等形式出现的宣言。这些宣言是可耻的，它们是近年来一系列有预谋行动的继续，它们反对我们的祖国、反对祖国代表的价值，甚至反对西方文明。它们是第五纵队的杰作，接受外国宣传，生硬地套用外国的口号。这种系列行动从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以后还将继续。……面对这些事实，在本次宣言上签名的作家、大学界人士、记者、艺术家、医生、律师、出版商等认为，如果他们继续保持沉默，将会成为真正的同谋。此外，他们认为，那些为背叛辩护的人并不能代表法国的知识界。”【33】接着，他们声称：“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了独立而起义，而法国在进行镇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是少部分狂热的恐怖主义和种族主义者强加于法国的叛乱。这些反叛分子的首领带有明显的个人野心，而且，他们还得到了国外的武器以及经济援助。”【34】他们在该份宣言中，还对左翼知识分子发表《121人宣言》的“丑行”进行谩骂与攻击，宣称“有步骤地诽谤和玷污为了法国而在阿尔及利亚战斗着的军队，这是一种背叛行为”。
在该宣言的签名者中，我们不难发现有很多当年在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或在反对“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方面极为活跃，战后却被迫“沉默”的著名右翼知识分子的名字，如亨利·马西斯、皮埃尔·加索特（Pierre Gaxotte）【35】、梯也里·莫尔尼埃（Thierry Maulnier）【36】，等等。更有甚者，30年代时与布拉齐拉克等人过从甚密，且发表过许多宣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右翼作家莫里斯·巴尔代什（Maurice Bardéche）【37】在其1961年出版的《何谓法西斯主义？》一书中不仅公开为以贝当为首的维希政权辩护，并通过指责战后初期对附敌知识分子的清洗的“合法性”为那些受到清洗的右翼知识分子鸣冤叫屈，而且还在卷首公然宣称：“我是一个法西斯主义作家。”【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