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说话
两年前的一天，春节将至，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厅给作家刘震云发短信，问春节是否回家，若回，望能采访。当时他刚出版《一句顶一万句》，访谈选题部门已批，想着与他是地界不远的乡人，他该不会不睬。出于这种朴素简单的想法，贸然把短信发了出去。没想到，隔了几分钟，他很快回复：“春节不回，春天回。届时联系。”
那年春节，回乡的行李中压有一本《一句顶一万句》。几天里，除了串亲访友，就是躺在旅馆的床上翻看这本书，并在本子上拟了二十多个问题。
终于等到了春天，也接到了刘震云的电话，他已回家探亲。于是报批领导，报社派车，我和另一位同事踏上了前往新乡延津的公路。
驱车从郑州出发，上京珠高速公路，过黄河桥，穿过原阳县城，在一个十字路口向东，通往延津县城。
延津不像我老家辉县三分之一是太行山，延津境内有广袤的黄河故道，历史上与黄河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土地是一马平川。延津在豫北不算有名气，是一个经济不算发达的县城，可一定程度上知名度却超过周边其他几个县，这是因为它不断出现在一位当代著名作家笔下的缘故。
《手机》《故乡面和花朵》《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哪一部离开过延津的地界？佛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个县城，一个他从此出发的村庄，足够他写一生。
值四月中旬，空气中还透着清寒，路旁排排瘦密的小白杨新绿乍吐，大片大片的麦田铺展着黄河流域的田野风光。想起他书里的一个人物杨百顺，或是牛爱国也成，在某个时段怀揣心事，背着干粮离开村庄，趔趄疾步赶行在田间的一条土路上，足下细尘微扬，白日晒顶，热汗爬上脑门后背，踏上漫漫的晦暗不明的未来。
活着，不是一方平静的水域，一股小风就能吹出一片波澜。波澜一旦产生，日子就难平静地过下去。谁能使它平静下来？在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经验中，必然藏着个人的私密，有一个能拿住他心事的人。所以不管相距几十里、百把里，他总得为这坠在心头的事情出门，找那人说道说道，于是就有了《一句顶一万句》这本小说。
这天的出发与他小说中的人物有所不同，但也有一缕关联，都是为了说话。认识某个人，访问某个人，都是有话来的，是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的叩访、探询和倾听。
他书中的人物，不远百里之遥，风尘仆仆，从一个地界来到另一个地界，于茫茫人烟中辨认那个相熟的面孔。有一种东西必须交付出来，交付给一个相知的人，否则心灵就难以安妥。
表面上，这本书写了那么多的手艺人，沸沸扬扬的生活场景，实则展现的是中国人的心灵史。说话，与谁说话，不就是一件简单的事吗？他把它写出来，读者第一次发现，每个人的内心都涌动着如此强烈的说话欲，只不过在呼啸而过的生活列车上，人们习惯了忽略，习惯了掐死话语的萌芽，在自欺欺人中梦死醉生。
来之前，于往日的阅读中，于脑际的想象中，与他已有所认识，他的冷幽默，他的眼神与穿着。在网络时代，他的影像与他的书一样被粉丝所熟知。但是，真实的面访是什么方式都不能替代的。
果然，当他温和儒雅地出现在我眼前，心里立刻作出判断，这就是他。一身混搭，倒也随意，作家的个性总是随心所欲。上衣是他母亲亲手缝制的对襟中式外套，裤子与鞋则是运动型。握手，问好，他的手心微凉。他叫了我的名字。
他将我们引上二楼客厅。楼上比楼下清冷，我说了一个“凉”，他起身去关沙发后的铝合金窗。让我们坐沙发，自己则拉一把木椅，坐下，沏茶。水洒了，拿来纸巾一遍遍擦。
他面庞清癯，身材较瘦，没有赘肉，清爽而节制。交谈中，话语轻悠，幽默不时迸发出来，激起意外欢笑的浪花。
话题似乎从日常生活谈起，我惊讶他的作息如此规律。早上跑步，晚上十点前睡觉。没有一般作家熬夜写字的习惯。他笑称自己低碳，环保，节省资源，是按照上帝意志生活的人。我很是惊叹他长跑的毅力，他则反驳，千万别谈毅力，一谈毅力什么都干不成。写作不是靠毅力，那是喜欢。这才明白他的裤子和鞋为何都是运动型，即使回老家省亲，还保持着每天长跑的习惯。
他的父母此时就在楼下，说起父母，他话语中满是儿子的关切。母亲身体好，父亲身体稍微差点。父亲得过脑血栓，行动不方便，但其他都正常，每天吃什么饭，一日三餐如何安排，甚至喝几杯水，他都一一道来。作为家中长子，身在外面的他一直惦记着二老的身体。
每年回老家一到两次，根据写作时间来安排。春节很少回来，因为春节比较乱，平时比较静。前段时间去了台湾，本月还要去韩国，下月和其后也有出国安排，在这之前稍微有点空闲时间，就回家来了。
与一般人的生长环境不同的是，刘震云从小与外祖母一起生活，所以他笔下的村庄不是父亲的村庄，而是外祖母的村庄“老庄”。父亲的村庄离老庄只有一公里半，但刘震云在老庄长大，对村庄的概念就是这个村庄，亲戚关系也是这方面最近。对舅舅的熟悉超过了对叔叔的熟悉，对表哥表弟的熟悉超过对叔伯兄弟的熟悉。小说中的人物编织也是这样，因为熟悉，所以与舅舅、表哥这类人物的关系多。
一个村庄教会人一些基本概念，比如大和小，多与少，远与近。在北京，有人叫刘震云去吃饭，聚会。多远呀？他会马上想到老庄与县城的距离——不就是二十公里吗？
刘震云的书有一半是以河南延津为背景，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的眷恋、感恩。鲁迅对故乡，对外婆家鲁镇，既有美好的回忆，但也塑造了阿Q、孔乙己这些身上有着劣根性的国民形象，刘震云与故乡中的人物则是亲人朋友式的关系。
他是小说家，对人的性格，尤其是中原人有自己的判断和解析，他拿中西方作比较，在西方及阿拉伯国家，都有自己的宗教，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西方人找上帝倾诉，中国人是去寺庙，求神保佑，保佑生子、考学、升官发财，很世俗化，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心里话没处说。
孤独这个概念，在世界任何地方，在任何一个族群、人群中都存在。“西方是个体的孤独多一些，中国是群体的孤独多一些。中国人多，喜欢热闹，串门，喝酒，笑语喧哗，一个人孤寂的时候很少。但我们在大街上看到有的农民工，弄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木工或是瓦工，眉宇间会透出孤寂的样子。”他的叙述平易而细微，透出小说家的人文关怀。
每次回延津除了看望父母亲，他都要回老庄看看，和村里人说说话。“时代前进的步伐中面对生活的态度是不变的，还是有持恒的东西。我们村的人也都穿名牌，只不过穿的都是假的。”他调侃道。
“村里的人，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一些上年纪的人都去世了。外祖父哥儿四个，大都去世了。村庄在变化，人也在变化，包括侄子都不认识了。”他语气里有些察觉不到的黯然，“与故乡的关系，我想应是恒星与卫星的关系……在我看，地球已经变成一个村，越来越小，在变成老庄。”
两个小时的访谈结束，正好中午12时，楼下飘来饭香，他挽留了我们。他的父母，还有他在美国留学的女儿妞妞及其他家人，团团围着一桌丰盛饭菜，他不时劝菜：“这是道口烧鸡，不可不吃。”吃完米饭，又让盛面条汤，“这是延津疙瘩条，别处可没有，不可不尝。”
饭后，在小院和煦的正午阳光里，在一株冒着新芽的小树旁，我们合了影。不知为什么，看他微微眯起的双眼，蹙起的眉宇，我想起另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人物，他们有着同样的冷静与深邃。在精神层面上，从现代到当代，这两个作家应是一脉相通的。
一年多之后，《一句顶一万句》摘取“茅奖”，这似乎不是一件稀奇事，是在意料之中的。
他上台领奖时还是那身装扮，地道的盘扣中式装，和在延津时一样。
浮世中的娴雅自守
采访她的那天是2010年的腊月二十八，再有两天就是春节了。窗外，是浓浓的节日气氛。报社大厅里人影寥寥，我像平时一样依然保持着职业的惯性。
她现在北京，刚旅行回来。手机通了，我提议用座机方便些。
于是，听见她唤家人的声音：“哥哥——我们家座机多少号？”听筒里传来的声音很少女，尤其叫出“哥哥”二字，让人一颤，想到她已五十出头，声音还像一个受宠的邻家小妹，她的天空似乎没有云遮雾霭，心湖还那么清滢澄澈。
“今年我来北京过春节。在国外就很少过，有时候就忘记了。”
“我现在的家在德国，丈夫今年要到台北去工作，所以我也要去那里生活一些时间。”
电话中的她缓声细语，优雅悦耳，透出一种天下所有小女子谈论幸福家庭时都有的那种感觉。
只要是女人，就渴望受宠，与年龄无关。只要她内心守着一个童话，就不会变老。她内心的童话不是别的，而是文学——她就是当红作家严歌苓。
被称为“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严歌苓，在后来创作的《金陵十三钗》因与张艺谋合作拍摄电影而大火，她不仅在作家中当红，而且当紫。
这样一个著作高产、蜚声文坛的作家谈起写作来，冷静而严苛：“写作没有捷径可言，我是一步一步走来的，每一个脚印都没缺失。我是一个笨鸟，没有过投机取巧。我也不知道怎么投机取巧，不知如果投机取巧了会不会心安理得。”
“真的，我是写作上的一只笨鸟。”她又重复道。
对于一部小说，她写作的时间需要两到三个月。听起来感叹她的神速，但准备时间很长，像《小姨多鹤》她准备了二十年。
严歌苓不仅出身文学世家，后来也嫁入了一个“文学家庭”，前夫李克威是作家李的儿子。她在这个家庭生活了八年。讲到这个家庭，她并不避讳，相反，却有美好的回忆。这个和谐淳朴的家庭不但赋予她生活的温暖，还有写作的智慧与灵感。作家李深厚的文学修养影响了她，“他给我的帮助很大。他的古典文学很好，很幽默。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审美趣味，他教我怎样去看一幅画、一篇文章，什么是好的。他给我看他喜欢的字画。我发现他说的所谓好的，都很朴拙、朴素，从表面看形式很单纯。他们的家庭气氛很好，虽然生活在大城市里，但是很有农村家庭那种状态，融洽幽默。他们经常讲老家生活的一些细节，还有许多生动的方言，所以，当我写《第九个寡妇》时感到很自然”。
军队这个听起来与文学甚远的词汇，却让她离文学最近。
二十岁时，严歌苓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担任战地记者。在一个部队的包扎所，有一千多个伤员在那里，四处弥漫着血腥气，血淋淋的残肢，痛苦被扭曲的脸庞，她从中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心灵经受着一个个鲜活个体伤痛的刺激，战争与个体、生命与死亡，这些字眼从此盘桓在她的脑海，激起她对生命哲学意义上的思考。
“那个经历彻底改变了我，从此我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从那时起，我对英雄主义有了质疑，我开始反对战争，包括美国发起的对伊拉克的战争。战争带来个体生命的死亡、身体的残废，是人类的灾难。”
也就从那时起，她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
相反的是，严歌苓非常感谢自己的部队生活。她认为部队生活严格，纪律严明，但给人的收获很宝贵，影响是一生的。“对年轻人而言，部队是很好的地方，可以使你脱胎换骨。部队影响了我今后的写作，使我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吃苦，克己律己，意志坚定。按说我目前的状态已经很好了，不写下去也是可以的，但写作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每天我都自觉地坐下来写作，没有人会督促你，这是一种自觉行为。”
严歌苓写作时有个有趣的细节，用中文写作时用铅笔，写英文时用电脑。她觉得不能丢掉手写这样一个传统，如果用电脑写中文会发生“别扭”。
清晨即起床写作，中午不累的话就不休息，晚上一般11时睡觉，这是她的作息规律。按说不写也可以，现在的成绩足以骄人，但她却把每天坐到桌前写字看作是必然的事情。这样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内里却是铁打的，部队的刚性严明重洗了她的血液，使她时时自省自律。她说，写作是一种瘾，灵与肉在其中得到升华。
她明确自己需要什么，在生活中遵循着一项单纯原则，心无旁骛，专注地过自己的生活，一步步走向成功与荣誉的高地。
在文字世界中，她是厮杀的士兵，一行行的书写就是一次次的跟进、冲锋。她又是运筹帷幄的将领，驱遣浩荡密集的文字兵团，建立整肃着自己的文字帝国。
为自己选定的事情倾注心力，贯彻无比的意志。那份笃定，一朝一夕地累加起来，便开出了人人惊喜的花果。
“听声音你是一个娴雅的女子。”
“我娴雅吗？人家都说我豪爽呢。”
娴雅是豪爽的误读吗？不，它们之间有共性：单纯，透澈，直接，不加掩饰。而她有十几年的从军经历，心性中自然有果敢豪爽的一面。
柔缓的语速，温软的语调，让人触摸到一个娴静、雅致的知性女子，声音虽然包裹一层岁月沉淀，但并没有掩盖住玉质的光芒。岁月的风尘打这经过，也只是为了打磨它，使它成为珍宝。
这样一个江南女子，内心生长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她出国时在国内文坛已是新锐，从部队转业时是副营级，在国内做一个专业作家对别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终成正果的美事。她却毫不吝惜，弃掷了这一切。
其实，到国外她也有好多资源可利用。她的海外亲戚可以给她资助，而她竟婉拒了这一切，一切从零开始。她说：我有能力获得，为什么要靠别人？
前半生戎马中国，后半生寄居海外。现在，她跟随美国外交官丈夫游历各个国家，在游历中扩展视野，碰撞异域文化，捕捉到各种各样的写作素材，撷取作品所需要的养分，尽情经营自己的小说王国。她的小说《赴宴者》就是跟随丈夫在非洲生活的这段时间完成的。她说很喜欢非洲，推开窗户，外面是大片的林子，野生动物在自由散步。这种随性的日子给作家营造了一个适宜的写作氛围，使她能专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但太专注了反而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多年来她著作等身，以几乎一年一个长篇的速度进行着文学创作，想想看，她脑子里该活动着多少故事、多少人物，以至于几乎不能休息。由于创作力巨大，活跃的脑细胞几乎不能安静下来，难以刹住思考的车轮。吃安眠药，抑郁，最长的时候三十多天没睡觉，听到别人问她“睡得好吗”就想哭。关于失眠，她说家庭有这样的遗传，祖父在世时失眠就一直折磨着他。
后来失眠症还是慢慢治好了。身体得到恢复，心情就格外晴朗。
现在爱情幸福，她说，这是“挣”来的。现代的女孩一门心思栖高枝，但世上哪有徒然坐享其成的事情，你在衡量对方的时候，对方也在掂量你。
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但从对话中听不出她对过往之事的纠结、怨怼，反而有感激，有美好的回忆。善良使她感恩，智慧使她通透。有许多女子，之所以不快乐不清醒，是因为把自己的现状归结为他人制造的因素。怨怼、迁怒如可怕的毒素，只会使女子背负更多的不平，加速丑陋与衰退的过程。
她是一个很容易从生活中找到乐趣的人。在后园里种蔬菜呀，给家人做饭呀，她都乐意去做。但是，让她丢掉写作，家务缠身，她说：那我是不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