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两任丈夫，严歌苓指出了中国男人与西方男人不同的爱情观：西方男人总是给对方留下很大的空间，所以不经常争吵，不像中国夫妻那种胶着的亲密程度，非要你活到我生活中，我活到你生活中，一方非要管住另一方，谁给你来的电话我都要知道。而西方夫妻，在感情与经济方面更为独立。
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有何不同，她如此界定：“在美国，我算是中产阶级吧，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差距不大，不存在攀比。比如各家的车子悬殊不大，都不是豪华的那种。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人的压力是大的。现在我回到国内，看到国内人们的压力挺大，大家都在追逐利益，变得很庸俗，失去了高贵，这非常可怕。”
论起年龄，严歌苓说，最喜欢四十岁以后的这些阶段，在心理上比较放松，比较知足。失眠症治好以后，也特别乐观，身体有了一个改善。生理影响心理，所以特别平静，觉得现在就很好，生活没有欠我的，生活给我的已经够多，再也不需要什么。
在自己周围扎起自守的篱笆，拒绝外界诱引。这份沉着的内质便是淡定、娴雅。女人的这种气度何尝不是浮世中鲜见的精神操守。看似无所求，实则内心已趋丰盈、圆满。
手边有安妮宝贝的书，随手翻开，有这样的句子：“做一个好看的女子，相信海誓山盟。”心里一惊：海誓山盟说的何止是男女旷世之恋，于作家，则是与笔下文字深入血脉的恋守，持久恒远才会成就其笔下的苍凉与繁华。
一声蛙鸣
对莫言作品的认识，还是从他的《红高粱》开始。之后，几乎他的每部小说都引起文坛的震动与热议。长篇小说《蛙》的出版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旋风，也引起媒体的追逐、采访，我也有一次对他进行电话采访的经历。
最初联系莫言时，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于是，把电话打到他家里。家里人说出差了，最初在石家庄，过两天又说在青岛，查网上信息，这几天莫言一直在为《蛙》作签售，但手机依然没人接。于是探路文学圈朋友，有人说作家李佩甫与莫言关系好，便打电话给李佩甫老师，得知莫言一些情况。接下来发短信给莫言，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听到莫言的声音。因为降大雪机场延误飞行时间，他暂留青岛，元旦也回不了家，约好回京后接受采访。
几天后的一天早上，突然在报社接到莫言的电话，说是一小时后要开会，现在有空。于是就有了关于《蛙》的交谈。莫言精力旺盛，口才甚好，极善讲，语言严密又有逻辑，遇到这样的作家，采访起来特顺意。
为了这次专访，我特意到中原图书城买来《蛙》，日夜阅读做了功课。《蛙》中的内容都是近几十年我国发生的事情，读来感同身受。
那些事情我大都经历过。我生孩子时适逢计划生育紧张时期，当我从部队休完产假回来，发现我们县城的电影院，即县城繁华地段，上下扯满标语，像是正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什么“想跳井没人拦，想上吊给你绳，想喝药给你瓶”，等等，标语一条条写得触目惊心，目的只有一个——不准超生。
堕胎、代孕，都触及人性的深层，让人感受到现实与愿望、个人与社会的悖论与残酷，应该说，这是一场不可避免、难以化解的尖锐冲突。《蛙》涉及的是敏感题材，关系到我国的基本国策。读后我很自然地想到，只有莫言这样的大家才有勇气这样的雷区，一般人不敢写，写了也出版不了。
当我提出自己的疑问时，莫言首先否认自己的这份“特权”，他说自己并不是大家，人人都可以写，这样的题材别人的作品里也有，只不过没有作为主要的来写，没有当作敏感题材来挑战。
莫言先是叙述了我国上世纪80年代国家推行的强硬的计生政策，他用理智、辨析的态度来讲计划生育，他说，对于家庭，人们违背了自己的愿望，中止怀孕的妇女更痛苦。对于国家，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政策落实到每一个家庭，从官方和民间的角度，对计划生育都有切身的体会。
莫言不由联系到自己：“三十多年来，计划生育一直是基本国策，影响了几代人。拿我来说，我，我的女儿，女儿的下一代，都受到它的影响。独生子女并没有减少家庭负担，在家庭里没有玩伴，成长中伴随着孤独感。另外，独生子女的肩头承受的精神压力也很大，家长望女成凤，望子成龙，形成社会性的攀比，孩子的消费也是水涨船高。再一个是人口老化，一对夫妇要面对四个老人的抚养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会慢慢出现。”
计划生育是了解中国的一个便利窗口，多年前一时走红的小品《超生游击队》反映了农村的一些超生现象。莫言说，网上出现了代孕公司，现实中出现包二奶生孩子等，非常混乱。这个问题摆在眼前，无论是作家还是老百姓都不能回避，写作这样一个题材当然具有挑战性，会带来强烈的后果。回顾三十年来的计划生育，中国大地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文化与历史的因素纠合在一起，《蛙》的写作揭示了中国巨大的秘密，是一个时代的总结。《蛙》如果能够引发人口学家的思索则更好。
在《蛙》这部小说中，主人公蝌蚪是一个军人，被迫而违心地严格执行计生政策，对于从军的莫言来讲，这一人物显然有他的影子。莫言并不讳言：“的确，蝌蚪身上有我的影子，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个，我可以归类其中。蝌蚪的精神历程也是我的精神历程。当年我们都冠冕堂皇地以各种借口来掩盖自己的欲念，这就是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写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许多人没法抗争，办过违心的事。这样的一个背景很重要，小说是写别人，也是写自己。”
“归类其中”的莫言，在小说中有拿自己说事的真实性。在读《蛙》时，一直觉得作者隐隐贴在那层薄薄的窗户纸后面，感觉到他呼吸的热度与哈气已经在融化这层纸了，基本上书中的蝌蚪就要和现实中的莫言重合为一了。在许戈辉对莫言的采访中，莫言谈得更加直接：“如果没有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的话，那我起码也是两个孩子，甚至三个孩子的父亲吧。”
从古到今，根深蒂固的子嗣观念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不仅在农村，城里也是这样。从农村入伍的莫言，虽然在部队成长为专业作家，但终也逃脱不了这种思想的牵绊，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到身边只有一个女儿是不够的。人生有些孤单的他，越来越追悔当年为了追求政治进步而做掉的那个孩子。对于喜欢大家庭、子孙满堂的中国人来说，确是人之常情。
写《蛙》也是写娃，蛙鸣等于啼哭的婴儿，他用这一隐喻，书写自己的罪恶感和被缠绕的欲望。他在《蛙》中写道：
每个孩子都是唯一的
都是不可代替的
沾到手上的血
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干净
被罪感纠缠的灵魂
是不是也永远得不到解脱
吹口哨的老头
那天上午，按约好的时间去省文联家属院拜访南丁先生。
进门寒暄后，南丁需要到书房去题字，我在客厅喝他泡的绿茶。一会儿，耳边莫名飘来一阵口哨，侧耳细听，那口哨轻巧，悠扬，忽高忽低，若有若无。
印象里对口哨的审美还停留在很久以前。许是社会生态发生了变化，人们几乎失去了吹口哨的心情，这心情应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复兴”时有过，电影电视一演到谈恋爱的年轻人，配乐就会出现浪漫的口哨，画面也很文艺：绿荫匝地的寻常街巷，年轻的小伙子飞骑着单车，嘴里吹着口哨，去约会自己的心上人。现在到哪儿去找这样的情景，满大街的汽车，满大街的焦虑面孔。
南丁从书房出来了。“刚才是你在吹口哨？”我好奇地问。
他笑了，反问：“我吹了吗？”当一个人专注地吹口哨时，他本身就是一个制造音乐的乐器。
“我是无意识吹的。”南丁又补充，“我常常是这样无意识地吹。”
“哦？无意识更美妙。”
无意识也更让人羡慕。
这个八十岁老头，心一点儿也不老。省诗歌学会每次采风，南丁先生几乎都要出席，在每次举办的诗人联欢会上，第一个节目都为他准备，他的经典节目几乎都是同一首信阳山歌，或者叫酸曲。大意是“鸡蛋没有鸭蛋光，男孩子没有女孩子香；去年清明亲一口，今年重阳还在香。妹儿哟，好比蜂蜜蘸洋糖”。淳朴的山歌，盖过了所有华丽的诗句，哼到最后，他总露出颇为享受的笑意。
去年的元旦前夕，诗人们在东区欢聚迎新，坐在首席的南丁应邀为大家助兴，仔细一听，竟是王菲唱红的《传奇》：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
想你时你在天边……
缠绵，深挚，以及苍老执著的磁性，就像捧着一束玫瑰，满目繁华晃得你目眩情迷，逼得你无处可躲。他的歌声如此，内心却是怎样的绮丽漫漶。从酸曲到流行乐，这位文学老人的年轮并没有因为岁月而增添沧桑的刻度。
最早近距离走近南丁先生，是几年前七月的一次南阳诗会。晚上，几位诗人都在挥毫，为淅川县荆紫关镇现场作诗献艺，一些青年诗人则趁此机遇索取诸家墨宝。已经晚十一时多了，南丁门前仍是车马喧喧，毫无安静的迹象，他不时拿出纸巾拭汗，想必胳膊也写得酸沉了，腰背也挺累了，但他只是坐在椅上稍微靠一靠，权作休息，脸上始终笑颜盈盈。只要有后生过来求字，他暖阳一样，将他的厚爱送上去。
我也有幸得到一幅“静水流深”。当我离开大厅时，已近午夜，回首望见头发花白、毫无倦意的南丁还坐在那里，如同守望着什么。
这个季节的雨水很丰沛，夜里由白天的中雨转成了小雨，隔窗聆听，那雨的滴落却是多情的，是对大地无声的浸润。
翌日，在去丹江水库的途中我和南丁先生有过短暂交谈，那是由一篇南丁写的评论说起，在那篇评论中，南丁提到“要我写”与“我要写”这个论题，既有对青年作家的肯定，又有善意的忠告，给人以创作的教诲和启悟。
在丹江水库的游览船上，一时风急雨骤，雨珠横飞，坐在船舷边的南丁却是不动声色，悠然观望。
南阳诗会后，我在朋友那里借到一套《南丁文集》。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沉浸其中，小说、评论、随笔、散文、诗歌，皇皇五本巨著几乎囊括了文学体裁的所有门类。南丁这名文坛宿将，他的文学活动就是河南文坛几十年的珍贵缩影。在评论卷，他对河南文学界享有盛名的老作家及其作品几乎都有评论和“画像”。他怀着真挚的情感谈与他们之间的交往，谈他们的作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写苏金伞、青勃、李蕤、华山，写乔典运、张一弓等，给人留下形象感性的认识。
南丁有一个独特的文学观点，他把文学称作精神能源学。他说，文学应当开发人们精神中本来存在的能源，开发人们精神中本来存在的煤电油气。一个提供精神能源的人，本身就应该是一个精神能源丰富的矿藏，达观，仁厚，相信未来，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平庸生活乃至恶劣的生存环境。
南丁曾说，我和文学有点拉郎配的意思。那个年代，讲究的是服从组织分配，干一行爱一行。这样，南丁和文学的关系，就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关系。他不但无怨无悔与文学结婚，而且高产，优生优育。
南丁负责省文联多年，称自己干的是服务行业，实践证明，他关注发现夺目绽放的鲜花，也关心寂然无名的野花小草。
一位青年作家说，南丁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站在他身边，你会感觉到他依然是有力量的。他有篇文章《且把花甲当花季》，其内在的艺术生命力与年轻的心态，使人们难以把他当作通常意义上的老人。他身上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渊源，又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浪漫诗意，洋溢着让人赞叹的生命活力。这大概是老派文人独具的魅力吧。
书文为友，茶酒同品
从外表看，孙先生与周先生如同两个闲云野鹤，实则内功修得很紧，学问在花甲之后继续奋斗，事业上还当成中年来看待。孙先生六十岁后沉浸墨海，书风自成一家。周先生七十岁生日时，有人赠他诗：“新人乍入七零后，气宇轩昂又逢春。”
所述二位先生，即文艺理论家、散文家孙荪，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周俊杰。
孙先生儒雅文质，典型的学者型作家，作家型学者。因为长期做文学理论研究工作，养成一副敏锐多思的面孔。比起周先生，孙先生似乎要慢一拍，说话慢声细语，又注重讲话的抑扬顿挫，轻轻一句评语，四两拨千斤，足以使对象现出全貌。
周先生长孙先生一岁，爱好颇广，感性外露，体格雄健，年轻时被称为“黑豹”。他嗓音朗朗，席间喜讲通俗故事、典故，浅显通白，余味深长，往往逗得一桌人喷饭。性格热烈奔放的他，身上还有些许浪漫色彩。他有一本书法著作，封底整版是他的个照，背景衬以滔滔白浪，其笑看世界的神态竟酷似一位伟人。
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一个若清茶，一个如浓酒。其专攻也不同，一个文学一个书法，却甚为契合。
二位交往甚笃，谈文论艺、饮酒赋诗，孙先生邀请周先生参加文学界的活动，周先生则邀请孙先生参加书法界的聚会，一周内少则三次，多则五六次。两人的友谊，拉近和沟通了文学与书法。他们的交往，不仅是生活中的交往，更是精神与学识的互相探寻、印证和提升，对更加深远艺术境界的共同追问。
孙先生以评论成名，散文也颇有建树。较早的具有代表性的评论专著是《让艺术的精灵腾飞》，文章缜密严谨，观点新颖独特，充满文学色彩。而近年写作的《风中之树》是一部研究当代作家李人格与艺术的扛鼎之作，此书的写作孕育了十多载。曾问及为什么要专门解读作家李，孙先生说：“李是中国当代文坛大将，文学豫军当代领军人物，他身上体现了中原文化的丰富和深厚，所以对他的解读具有标本意义。”
孙先生的散文写作从丰富的人生历练出发，从生活细微处着笔，抉发生活的诗意，娓娓道来，亲切自然，闪烁着灵光与哲理。散文集《鸟情》《瞬间解读》《生存的诗意》等文采飞扬，既充满妙趣又别有韵味。名篇《云赋》曾入选高中教材，妙趣斐然，多年来为人称颂。
散文与评论，孙先生驾着这两匹马车，驰骋在文坛上，为文坛带来快意诱人的风景。
当他从省文学院院长的位置退下来之时，曾经主持过《河南新文学大系》的孙先生又担纲《中原文化大典》执行总主编暨《文学艺术典》主编的重任。
对浩瀚无比的中原文明进行梳理、展示，没有深厚的学术素养、超强的宏观驾驭能力，根本不可能理清头绪。在孙先生等人的主持下，一系列规范出台。在各分典相继拿出初稿之后，孙先生又逐卷审阅，组织评审，拿出切实的评审意见。应该说，他深厚的学养，强大绵密的思辨力，殚精竭虑的心力，对大典的成书起着巨大作用。周先生如此评价孙先生：“《中原文化大典》有‘中原《四库全书》’之称，孙先生可以说是当代编撰中原文化的纪晓岚。”孙先生很是自谦，他说我们很难和古人比。但主持编撰这样一部皇皇中原文化巨著，就好像进去了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曲折繁复，再出来看当代艺术现象，就可以高屋建瓴，驾轻就熟。编撰的这个过程，可以获得更宏观的眼光来看中原文化、中原艺术，使得对中原文化和中原艺术既有信心，又有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