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旅游的认识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这个过程又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及旅游活动不断发展而在观念上、理论上不断深入的过程。由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国古代人们的旅游观经历了的游、慎游的过程，进而达到积极厕身旅游、以游抒情、对旅游主动审美的高度。只有当旅游审美意识的自觉出现，旅游文化才有了充实的灵魂，旅游也才有了明确的导向。
一、游子乡愁的的游观念
“日暮途且远，游子悲故乡”（《古诗》），这是中国古代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最典型的旅游心态。在这种主流心态下，人们把出门旅游视为畏途，从而形成了一种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的游”观念。这种的游观念甚至被引申到对人生价值的判断：“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将人生比作旅途。而人生坎坷，世态无常，前途茫茫，这是千百年来人们感触最深的印象，可见对旅游抱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境，人们害怕旅游。
一怕路难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大唐盛世的大旅行家李白的经典名言。他虽讲的是四川古道的艰险，但“难于上青天”的交通状况长期以来是中国古代旅游发展的致命障碍。对于一个传统的农耕民族来说，旅游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山川河流，这从古老的《易经》中就有充分的反映。当时人们旅游的方式主要是步行，如“履”卦、“大壮”卦都是这类记载。偶尔也有乘车旅行的，如“大有”卦、“剥”卦、“明夷”卦、“蹇”卦、“困”卦等，乘车能减轻旅途的劳累。乘船是更经济方便的旅行方式，可是我们在《易经》里却看不到人们乘船旅行的记载，反而是不厌其烦地占卜，看能否渡过河流大川去旅行。可见，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河流大川不是旅游的利用物，而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其关键是没有先进的能够乘人载物的舟楫。《易经》中唯一一条记载渡河工具的是“泰”卦九二爻辞中的“包荒，用冯河”（“包”通“匏”，葫芦也。荒，空也。冯即凭，渡也）。大空葫芦可以用来渡河，其艰难可想而知。这正是中原农耕民族受历史地理条件限制的结果，也是区别于航海民族和游牧民族，不习惯旅游，对旅游抱有一种畏惧心理的原因。所以，每次旅游前，都要进行占卜，看是否“利涉大川”，生怕发生“过涉灭顶”之灾。就是通常的陆路上也常有危险坎坷之虞，如《易经》中“坎”卦就有“习坎，入于坎窞。凶”（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洞穴中）的记载。可见当时道路之难行。《左传》也有“跋涉山川，逾越险阻”的记载。
二怕行路难。旅游是“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游子面临的食、宿、用、语言、交际，人情体验、社会治安都是陌生的，而且大都不称心如意，不然，“宾至如归”就不会成为千百年来旅游业追求的至高目标了。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旅游设施简陋原始的古代，人们就觉得“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诗经》就说：“大夫跋涉，我心则忧。”人们对出门旅游是非常担心的。首先是长途跋涉如《楚辞》所说“仆夫悲于怀兮，马卷曲而不行”，这种人困马乏的旅途之累是令人害怕的。其次是食宿之难。《庄子·逍遥游》就告诫游者“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不但要准备路上吃的，还要考虑如何带上更多的粮食。即使到了后来，货币经济发达了，但仍然避免不了“敝裘羸马苦难行，童仆尽饥少筋力”的困顿和“君不见，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张籍《行路难》）的尴尬。《孟子》也说旅行之苦是“穷日之力而后宿”，即使住在旅店里，也时有不测。《易经》中“旅”卦就有生动的描述：“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旅店发生了火灾，刚买来的奴隶也跑掉了。“九四，旅于外，得其资斧，我心不快。”客人住旅店，用铜板付账，店主就给脸色看（因为“斧”没有“朋”珍贵），令旅客心里很不是滋味。“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旅途中不开心的事情太多了，更可怕的还是道路不靖，结合《易经》中的“蹇”卦、“鼎”卦和“解”卦，可见当时的旅途常常是“往蹇”、“大蹇”、“其行塞”等。其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致寇至”，即路上有强盗。
三怕点点愁绪浇心头。农耕民族恋土情节发展为对家乡的无限眷恋，就往往将背井离乡的旅游，哪怕是短暂的，也抹上一抹厚重的乡愁。不妨拣几首诗词看看游人那多愁善感的心境：“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张祜《题金陵渡》）这是诗人旅游到长江下游重镇镇江的西津渡，投宿水山楼，清夜难寐，推窗望月，触景生情写下的一首小诗。诗中特意选取“小山楼”、“夜江”、“斜月”、“两三星火”等景物，渲染拂晓前江天景色的零落之感，抒发羁旅愁绪，写得亦情亦有，情景交融。江上暗淡之夜色，正好与诗人黯淡落寞的情怀相印证，也是传统的的游观念的潜意识流露，从一个方面暗示了羁旅的不爽。再看杨凌《润州水楼》中的：“野蝉依独树，水郭带孤楼。遥望山川路，相思万里游。”诗中的“独树”、“孤楼”、“遥望”、“万里游”，其目的是要带出“相思”，即对故乡的思念。至于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则更是脍炙人口的愁旅之作。
有的羁旅乡愁是因为落寞的心境，有的乡愁则是出于客居他乡的极度困顿。如《敦煌曲子词·长相思》就有“作客在江西，寂寞自家知。尘土满面上，终日被人欺。朝朝立在市门西，风吹泪点双垂。遥望家乡长短，此是贫不归”。“作客在江西，得病卧毫厘。往还观消息，看看似别离。材人曳道旁西，耶娘父母不知，身上缀牌书字，此是死不归。”难怪俗话说“金窝银窝，比不得自己的土窝”，人们长期以来都把外出旅游视为畏途。
二、游必有方的慎游观念
旅途诚然可惧，但随着社会发展和交往的需要，古人又不能不面临一些不可避免的出门远游。对这种远游，人们是慎之又慎的。其理论依据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是儒家思想在处理家庭人伦关系中的基本原则——以儒家的“孝”为核心。作为人子，只要父母高堂尚在，就尽心尽力赡养，必须要时刻垂侍左右尽孝，而不能随便丢下父母不顾，自己远游他乡。项托也曾向孔子表示这种观点：“吾不游也，吾有严父，当须侍之；吾有慈母，当须养之；吾有长兄，当须顺之；吾有幼弟，当须教之。”（《孔子项托相问书》）但有时为生活计，为前途计，为大义计，人们不能死守在家，必须出去经商、求仕、求学、戍征。在这种两难的矛盾选择中，人们往往权衡利益轻重的，采取“不游”“、不远游”“、游必有方”的分层次的应对方针。能不游的，最好不出去；必须出去的，如要经商养家糊口的，就尽量在不远的范围内做些小挑小卖的小本生意；而求学求仕之类的出游，虽然路途迢迢，也可以去，因为这是光宗耀祖、利国利家、符合儒家入世哲学精神的，是能得到认可的。解决尽孝与出游这一矛盾的还是儒家“忠孝不能两全”的观念，尽忠是“义举”，也是出远门旅游的正当理由。可见，慎游观是中国传统儒家“孝”文化在旅游中的体现，成为长期以来中国旅游文化的主流思想。
三、“东风知我欲山行”的雅游观念
雅游观是中国旅游史上文人雅士中产生的一种旅游观。它虽然长期存在于少数人之中，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已成为引导社会旅游潮流方向的思想观念，尤其在经济普遍发展到较高水平时，逐渐成为社会普遍的旅游观，并直接影响到旅游文化内涵的提升。
雅游观念主要表现为对大自然的审美追求，对外在审美对象的雅趣追求。这种美既有欢乐轻快之美，也有惆怅凄凉之美。前者如春秋战国之际的游学之旅，典型的有孟子、公西华的游学。他们率领弟子游学各国，动辄随行人数百，车数十，国君权贵以礼相待，重金相赠，一路行来轻松愉快。公西华的游学常常是“乘肥马，衣轻裘”，好不快活。这种旅行虽然是一种功利性质的旅游活动，但它蕴涵着浓厚的文化因素。那些有着高尚文化情操、有着强烈求知欲望与较高审美素养的文化人，在追求自己的远大抱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旅途中，不忘去审视、寻觅大好河山中蕴藏的自然美和高尚品格，他们把坎坷艰辛的旅游看作是发现美的历程。这之中儒家的入世精神的功利色彩往往被道家老庄的出世思想所冲淡了。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所以要幻化为大鹏、蝴蝶在大自然中遨游，进入天人合一的忘我境界。回到现实中的旅游，也是观景抒情，情景交融。晋代陆机的《赴洛道中作》说：“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这其中就流露出这一思想观念。唐代杜甫的《丽人行》也说：“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从清新的空气到“淑且真”的丽人，都表露出一种旅游典雅的追求。
后者如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它之所以为后人吟诵而经久不衰，就在于他表达了雅游者所向往的意境：一位失意落魄的举子，夜泊姑苏城外舟船之上，在他观察到的天空、水面、江岸三维空间中，体验的是月落、乌啼、江枫、渔火，烘托的是一种客思旅愁。虽然失意，人生本来就失意时多，得意时少，但在失意中寄情山水，超出物外，一样能领略一种美的意境。尤其是诗中采用借声传影和以声表情的手法，间接表达出寒山寺的肃穆寂静之美以及对游人心灵的震撼力度。这正是雅游者标榜清高、追求精神自虐中的快感的反映。
旅游场景拟人化及乐观向上的旅游也是雅游观的一个突出特征。典型的有宋代苏轼的旅游诗《新城道中》：“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诗中“知我”的东风，“含笑”的野桃，都是人情味十足，它们勾起了作者的游兴。在一天的愉快的旅游中，不但领略了大自然中各种景物相映成趣的美，而且从自然美景过渡到人间乐境：缕缕炊烟，飘散着煮葵烧笋的香味，好一幅“农家乐”的图景。这是自然经济时代人们追求的至高生存境界，优游其中自然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旅游在这里成了一种高雅的活动。
四、“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豪游观念
把远游作为一种豪情抒发的手段，宣泄自己的情感，这也是古代人们常有的一种观念。有这种观念的人虽然只占少数，但对后世的影响却不小。而真正在中国旅游史上写下亮丽篇章的正是这少数豪游实践之士。
其实在古籍《礼记·内则》就有“桑弧蓬矢，志在四方”之说。小男孩一生下来，家长就用桑树做的弓，蓬草做的箭去射东西南北四方，通过这种仪式，希望孩子长大后志在四方，建功立业。既然志在四方，就少不了远游，而这种远游饱含着豪迈的志向，当然，功利是更重要的。到后来旅游与功利目的逐渐脱离时，就剩下了精神的东西，旅游也多少成了一些人万丈豪情的宣泄。如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就说：“以为士生，则三弧蓬矢，射乎四方，故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临溟海。”可见，所谓豪游，其内涵既有班固的“投笔从戎”，张骞的“凿空西域”，也有郦道元的考察天下水道，徐霞客的走遍祖国江山，更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李白所推崇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大气。同时，它又是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豪情抒发和康同璧“我是支那第一人”的那份自豪。王安石于宋仁宗皇二年（1050年），由鄞县县令升任舒州通刺，途中游览钱塘，写下《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是春风得意时王安石借游抒情，宣泄他仕途上的勇于进取的“不畏”精神。1901年，正值豆蔻年华的康同璧从一日文报纸上看到父亲逗留印度的消息，不顾西太后的禁令，决心万里寻父，于1902年春，女扮男装，一个人偷偷离开京城，沿丝绸古道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印度。当时英国与印度的报纸都报道了她这次惊人之举。在这次长途旅行中，康同璧自己有诗云：“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豪游观念反映的是一种向上的进取精神，一种高屋建瓴的磅礴气势。它给人激励和启迪，也促进了旅游事业的发展和旅游文化的抒扬。
五、“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逍遥游观念
借旅游寄托自己的理想，将现实与虚幻结合，这也是古人对旅游认识的一种哲学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