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简洁、准确地概括畲族的精神气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汉文史书、方志、笔记中，涉及畲族精神气质的文献不少，但多是一些零星的评论，而且夹杂着明显的民族偏见，对畲族往往以“盗”“贼”“蛮”“奸”相称。1932年何子星发表的《畲民问题》一文，较系统地对畲族的精神气质作了总结，认为畲民的道德观念具有以下十大特征：互助，事群，简朴，忠顺，信义，谦让，忍耐，和平，勤劳和刻苦。“他们具有这十种德性，诚然是一种优良的民族”。何子星关于畲民“德性”的研究，大概可以看成是最早对畲族精神气质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王逍的《畲族民族性格刍议》，则是近年少见的对畲族精神气质进行专门探讨的文章，认为“畲民族性格中最鲜明的、最突出的特质是‘坚韧、淳朴和洒脱’的品格”。郭志超等则认为，忠勇精神是畲族民族性格的集中体现。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个人的调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将畲族的精神气质归纳为：淳朴谦和的自然天性、坚韧耐劳的开拓精神、达观洒脱的人生态度、百折不挠的抗争意识、敦亲睦邻的团结观念、忠勇爱国的朴素情怀。
第一节 淳朴谦和的自然天性
畲族是一个酷爱和平、与人无争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他们一向秉持着与人为善、淳朴谦和的自然天性。如非受到难以忍受的欺压和歧视，畲族总是乐于与人和平相处。曾任漳州知府的刘克庄就比较中肯地指出，畲民之所以揭竿而起，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豪强地主过度的剥削，所谓“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期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这种“超经济”的盘剥，使得畲民苦不堪言。面对豪强的盘剥，畲民还无处投诉，“畲人不堪，诉于郡，弗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无助的畲民“遂怙众据险，剽掠省地”。所以刘克庄也不得不承认：“夫致盗必有由，余前所谓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是也”“每祸事必有所激，非其本心。”
关于畲族淳朴善良、谦和友善的自然天性，历代文人都有相当的认识，并在史料中留下了许多记载。如清初范绍质《瑶民纪略》说，畲民“家人嗃嗃，妇子嘻嘻，各食其力亦无阋墙御侮之事。其风朴陋，大率畏葸而多惧，望见衣冠人至，其家辄惊窜。入市贸布易丝，率俯首不敢睥睨，亦有老死不入城廓者，噫嘻是殆。所谓山野自足，与世无求，与人无争者欤”。道光《建阳县志》也说：“自汉元封迄今凡二千年，犹淳淳闷闷，有太古遗风。性甚驯，不至如楚粤之僮瑶好乱喜杀，以自戕种类，大祗食贫作苦。闻见囿于深山穷谷之中，虽与汉人交接历有年所，仍安朴陋，不稍染浇诈之习。”光绪《福安县志》也同样记载说：“畲民……性多淳朴。”
畲族的淳朴谦和的民风还表现在他们遵规守纪的行动上。由于长期受到歧视与排斥，加上经济贫困，畲民在诉讼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因此畲民很怕见汉官，在生活中总是谨小慎微，避免与汉人冲突，以免引来无妄的官司纠纷。即使偶有争执，也多是邀请亲族长辈，从事和解。畲族同治《景宁县志》就说：“畲民……畏官法，鲜犯科。”20世纪30年代王虞辅在浙南平阳畲区调查是这样评价畲民的循规蹈矩：“畲民秉性，诚实浑厚，与汉人交易，分文必偿，与人约，必实践，其待宾客，切实淳厚，则无虚伪之客套。商店以其不失约，不短欠，认为好主顾；地主以其不抗租，不欠粮，引为好佃农。”
民国年间，史图博以一个西方人类学者的眼光，通过对景宁敕木山畲族的调查，对畲族淳朴、谦和的民风提出了自己的认识：“畲民一般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被某些汉人说成有些粗暴，这种看法恐怕得归因于以下事实：有人认为畲民是低一等的民族，有时候还要让他们感觉到这一点。某些人把他们叫做畲客或畲客牯，或把妇女叫做畲客婆时，畲民格外生气。于是他们开始骂人了，也许终于动起武来了。”
正因为畲族拥有这种淳朴谦和，为人称道的民族特性，清朝的学者杨澜才对畲族大加赞赏，称畲民“盖在各省诸苗中最驯良者矣。”
畲族淳朴谦和的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与儒家文化的影响和家族教育分不开的。自隋唐以来，大量汉人迁居畲族地区；畲族北迁定居以后，又杂居于汉人之中。这种畲汉混居的局面，使畲族很早就接受了儒家文化的教化，待人接物推崇温、良、恭、俭、让，并使之代代相传，成为畲族家教的重要内容。畲族各姓宗谱都有“家范”“祖训”等内容，将体现儒家道德思想的族规作为子孙后代必须遵循的为人处世准则。如福安市穆云畲族乡溪塔畲村蓝氏宗谱的《家范十条》是这样规定的：“一尊祖宗，二孝父母，三和兄弟，四睦宗族，五务农业，六崇节俭，七善治家，八戒赌博，九息争讼，十严闺训。”又如宁德蕉城金涵畲族乡亭坪畲村雷氏宗谱的《家训》有十六条：“敦孝悌，笃家族，和乡党，重农桑，尚节俭，隆学校，离异端，讲法律，明礼让，务本业，训子弟，息诬告，诫窝逃，完钱粮，护团结，解仇岔。”再如漳浦县浦南钟氏族谱的《祖训十二款》：“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务，勤俭当为；族谊当敦，嫁娶当慎；教子当严，远族当亲；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祭扫坟墓，室藏谱牒。”
这些“家范”“家训”和“祖训”，追求的是和谐、宁静的人生境界，保证了畲民永葆淳朴善良的本色。正是在这样良好的家庭、家族教育下，畲族人民“总是非常好客、亲切有礼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争吵，他们既不纠缠不休，也不好奇，更不唯利是图，而是胆怯的、缄默的，是一个和平的、谦虚的民族。他们从事艰苦的劳动，过着极端简朴的生活。”
第二节 坚韧耐劳的开拓精神
畲族先民最迟在隋唐时期，就已聚居在闽、粤、赣交界处广袤的山区。闽、粤、赣交界带千山万壑、交通闭塞、环境险恶，但顽强的畲族先民们却不畏艰辛、披荆斩棘，拓荒、游耕于崇山峻岭之间。正是这种险恶的环境，锻炼了畲族先民坚韧耐劳的开拓精神。
唐垂拱二年（686年）在漳州设立郡治后，掌握了大量先进农耕技术的北方汉人不断迁入畲族聚居区，他们占据山间河谷平地，用犁、锄将地势开阔之处开垦成永久稳定的良田，给还处于刀耕火种条件下的畲族先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使他们向尚未开垦的密林深处分散，从此开始了近千年的民族迁徙历程。长期锻炼出来的坚韧耐劳的开拓精神，帮助畲族人民在千年的艰难迁徙路途中，不断战胜艰难险阻，开拓前行，成为祖国东南山区卓越的开拓者。
表面看，畲族先民在汉族移民的压力下远徙他乡，与那些“流离以就食者”或“因穷困转徙于外”的流民无异。然而事实上，畲族的迁徙于与流民的迁徙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不同：流民的迁徙大多是向城镇流动，常常不反对向城镇富户、达官贵人低头乞食，甚至以能成为富户达官的食客为荣；畲族的迁徙则是举族“往青山而去”，一开始就以拓荒者的身份，在人迹罕至的山间开疆辟土，拓野千里，在最难以生存的环境下，以自己的辛劳和汗水获取生活所需。畲民这种坚韧耐劳和不事权贵的气节，给周边汉族居民和文人墨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许多学者的着作中，都对畲民的坚韧耐劳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清嘉庆年间的丽水教谕屠本仁在《畲客三十韵》中，对畲民坚韧耐劳、辛勤耕耘的场景做了这样的描绘，畲民“攀陟重岩艰，依栖穷谷僻；斫畲刀耕举，烧畲火种墌……开垦有畸零，树艺无空隙。舆丁及担夫，余力耐劳剧。笞辱等人奴，谋食不遑惜”。《景宁县志》也记载，景宁畲民“耕作而外，凡羊肠萦逶之中，或舁扛页或负担汗流，相属者率皆是民也”。
与同时代汉族女性被封建男权束缚，普遍将脚裹成畸形的“三寸金莲”而足不出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畲族女性远离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思想的浸染，加上生存的压力，她们没有条件端坐闺阁，而要承担甚至比男人更繁重的劳动，因而她们的坚韧耐劳更让文人学者钦敬不已，并留下了许多关于畲族妇女劳动生活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畲族“女子不缠足……常批蓑戴笠，跣足负耒，日与男子同耕种。生子逾月，服农事如常日，只哺儿一次”，或“三五女负薪，鬻市两脚赤”，或“析薪荷畚，旅层崖如平地……种山为业，夫妇皆作。生子坠地，浴泉间不避风日”。更有甚者，“生子三日即强负至田畔，悬于树，躬耒耜不懈”。畲族妇女的这种超乎寻常的勤劳，赢得了族内外的普遍尊敬，这大概也是畲族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原因之一。
20世纪20年代末，辛勤劳作的景宁畲族女性也给在敕木山做调查的德国学者史图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族调查记》中写道，畲族的“妇女们特别勤劳。她们维修工具，干绝大部分农活，甚至必须到树林里去砍柴，挑极重的柴火担子”，而大约同时代的浙南平阳畲民“无论男女，黎明即起，早饭后即携其工具或背其婴孩赴田间工作，或入山砍柴、采茶、挑担、拔草。妇女之耐劳，尤胜男子”。
畲族妇女因勤劳坚韧的秉性，使其成为生产领域中举足轻重的社会角色，这大大改变了畲族妇女的地位。尽管畲族与汉族均属父系继嗣体系，但与某些汉族农村重男轻女、招赘受歧视的习俗不同，畲族社会极少有“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观念，上门女婿也同样受到尊重。这种男女平等的良好观念，不仅有利于我国农村家庭赡养关系的维持，更有利于我国人口性别比例的平衡以及社会、家庭的和谐与稳定，也有利于我国人口的健康发展。
千百年来，畲族人民虽然在辗转迁徙中过着“火笼当棉袄，火篾当灯草，辣椒当油炒，番薯丝吃到老”的艰辛生活，但他们坚韧不拔的民族意志和勤奋耐劳的优秀品格并没有被多舛的命运、艰辛的岁月所磨蚀。正是畲族男女的共同劳作、辛勤拓荒，将我国东南山区的莽莽丛林、荒岭僻野化为山间秀陌、茶园粮仓，为祖国东南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遂昌县志》说：“吾乡佃作黎，强半属畲客……岩栖亘茅舍，火耕劚秀陌。”《处州府志》收录宋云会云和杂咏，“佃田多是盘瓠种，雨过夫妻尽把犁”，宋云会注“夫妻并耕云邑，荒田多赖开垦”。《景宁县志》也说畲民：“佃耕之以活，邑之陇亩，其治者半。”这些汉人史志典籍中的记载，鲜明地展示了畲族开发祖国东南山区所立功勋，也是对畲族坚韧耐劳的开拓精神所作的最好注释。
第三节 达观洒脱的人生态度
艰苦险恶的生存环境，长期艰辛贫困的生活，不仅造就了畲族人民坚韧耐劳的开拓精神，也造就了畲族人民达观洒脱的人生态度。这种达观洒脱的人生态度，已经成为畲族独特的民族性格与民族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畲族世代劳作于人迹罕至的穷乡僻壤，处于封建正统儒家文化辐射的边缘，一些豪绅恶吏还在民族歧视的观念下，极力阻挠畲族子弟读儒经、考科举。在这种环境下，畲族人民自然更容易受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濡染，因而与汉人相比，他们少了几分儒家的内敛和矜持，多了几分道家、佛家的奔放与洒脱。这种洒脱、达观，深深地蕴涵在畲族浩瀚的山歌以及丰厚的民俗文化之中。
畲族是个善歌的民族，畲乡堪称“歌的海洋”。畲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以歌代言、以歌叙事、以歌兴教、以歌为文、以歌抒情、以歌言志的歌咏风俗，俗不离歌。畲歌包罗万象，大凡生产生活的各个场合，都可以通过歌声来传达。具体来说，有日常生活习俗中的来客对歌、拦路对歌、擂台对歌、“做表姐”对歌、喜庆做客对歌、歌节歌会对歌等引歌、盘歌类，有种田、放牛、拾柴、采茶、种苎等劳动歌类，有《高皇歌》《封金山》《长毛歌》《打酒员》《钟良弼》《解放歌》等叙事、时政歌类，有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等生命仪式歌类，有男女爱慕相思、离别互诉衷肠等情歌类以及为人处事、人生礼仪等生活教化歌类，等等。浩瀚的山歌，是畲族人民达观洒脱的生活态度的最好明证。在近千年延续的歌声中，畲族人民淡忘了生活的艰辛和痛苦，看到了明天的美好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