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踊跃参军抗日，保家卫国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日渐强大，随之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也不断膨胀，开始将魔掌伸向邻邦朝鲜半岛和中国。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残酷杀戮台湾同胞。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并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给日本（由于不希望日本在战争中获益过多，俄、法、德出面干涉。清政府虽收回辽东半岛，但支付了3000万两白银偿金）。战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开始跻身列强行列。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本又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发动日俄战争。战后，日本将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同时将俄国在中国东北大连、旅顺的统治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经营南满铁路，开始侵入中国东北。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向德国宣战，并迫使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还得到在中国修路、开矿等许多权利，日本侵略步伐加快了。1931年，日军炮轰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1932年2月，中国东北地区沦入日军之手。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并迫使中方代表签署《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出长城以南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为日军打开通向华北的大门。就这样，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蚕食和侵占中国的土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驻军奋起反击。事后，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团结抗日。蒋介石也发表谈话，宣布准备抗战。“七七事变”后，日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从此形成两个战场——国民党数十万军队主要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作战，是为正面战场；在日占区，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开辟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后，畲族再次迸发了不畏流血牺牲的抗战精神，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无论是畲族较为集中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还是分散杂居的安徽、湖南、贵州，都有成千上万的畲家子弟应征入伍，自觉投入神圣的抗战事业，血洒疆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闽西是中央革命根据地所在地，畲族人民为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壮大立下了卓越的功勋。1929年7月，在红四军一纵队的帮助下，才溪暴动成功，当地的畲族人民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踊跃参加扩大红军生产支前运动。畲族农民雷标三因秉公办事，积极肯干，深得民心，被选为上杭县才溪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苏区的历史上，作为闽西畲族主要聚居区的上杭县有大批的畲族子弟踊跃参加红军，为保卫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浴血奋战。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又有大量的畲族子弟随军远征。今天在上杭县汀江河畔辟为博物馆的临江楼陈列室中的107位走过浴血长征路的战士中，有8位是畲族。这8位畲族子弟，后来有两位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共和国少将蓝庭辉（上杭芦丰人）、共和国少将雷钦（上杭才溪人），他们都在抗日战争的腥风血雨中立过赫赫战功。
闽东、浙南是畲族主要聚居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畲族地区成为党和红军的可靠的根据地，1937年底，闽东、浙南畲族地区在全国抗日战争形势推动下，也出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许多优秀畲族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畲族地区普遍成立。1938年闽东、浙南的新四军奉命北上抗日，仅在新四军三支队六团中就有畲族指战员218人。
抗战爆发后，在贵州麻江也有不少畲族（即“东家人”）子弟以各种方式应征入伍，奔赴抗战最前线。麻江县杏山镇六堡村的赵方平兄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政策派兵，有钱人家派到壮丁的，可以出钱向穷人家买人丁顶替。因为家里穷，赵方平的大哥赵通帮就是这样顶替别人离家当兵，参加了着名的武汉保卫战、忻口保卫战等战役，后来在湖北的抗日战场上壮烈殉国；二哥赵老贵也是替人当兵，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千里赴缅甸抗日，至今杳无音讯。1943年，由于抗战的需要，蒋介石电令贵州省政府两个月内完成扩修黄平旧州机场任务，年仅15岁的赵方平成了麻江4500名修建机场民工的一员。次年春，赵方平也和两个哥哥一样替人当兵，随军到云南，参加了着名的松山战役。战事结束，旋即随部队转战广西、湖南，并一路北上，收复失地，直至抗战胜利。1947年1月在吉林省德惠县与东北野战军作战中被俘，经学习改造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转到地方工作，直到退休。
此外，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九期的着名抗战将领，国民革命军中将钟彬，也与畲族有着莫大的关系。钟彬将军的先祖提龄公为汀州钟姓始祖钟全慕之后，而闽西上杭、长汀等县的钟全慕后裔多已恢复畲族身份。钟彬是广东兴宁人，早年就读龙田高等小学、兴宁中学、广东省立公路工程学校测量科。黄埔军校毕业后历任军校入伍生区队副队长、排长、连长、第20师营长，后入陆军大学深造。1931年任第87师团长，1933年任第36师参谋长，1934年起任第108旅旅长、第36师副师长兼安卢师管区司令、中央军校第二总队总队长，1937年5月任陆军少将。抗战全面爆发后任第88师师长、中央军校汉中分校主任、71军军长、青年军第203师师长、青年军第9军军长等职，曾指挥部队参加过着名的淞沪会战和松山战役。在淞沪会战中，钟彬作为张治中所率87师259旅参谋长参战。庙行一战，259旅与教导总队、261旅、61师两个团相互配合，对突入之敌形成三面夹击，毙伤日军逾两千，使日军主力仓皇败退，被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淞沪抗战中我军最辉煌的战绩。国民政府在嘉勉电中也称：“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在松山战役第一阶段，钟彬指挥71军担任主攻。由于日军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用一个工兵连队和1670多名强征民夫花了近一年施工，并有火力配备完整的近2000日军把守，松山阵地工事十分坚固。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在写给南方总军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另据日方《缅甸作战》中称：“建成后的松山阵地枢纽部可承受中口径火炮直接命中，阵地内储存了作战物资，可坚持至少三个月战斗。”在炮击、轰炸都难以损毁松山日军工事的情况下，71军经过近一个月的浴血鏖战，以伤亡近1700人的代价，毙伤日军近600人，攻下了日军竹子坡、腊勐街、阴登山等几个重要的支撑点，为后来何绍周、李弥攻占松山提供了经验，也创造了条件。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畲族子弟前仆后继，浴血疆场，但他们大多默默无闻，成为伟大抗战中的军中马前卒。然而正是包括畲族在内的各民族千千万万这样默默无闻的马前卒，支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用鲜血换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四节 浴血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畲族散处于中国革命较早的东南数省，因而成为参加革命斗争较早的少数民族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过程中，畲族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闽西、赣南、粤东、闽东、浙南等地的畲族人民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他们忠于革命，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一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长期艰巨而曲折的革命斗争。大革命时期，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运中就有畲族民众参加，与广东相邻的闽西、赣南的畲族地区也有畲族青年加入共产党，参加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等广大的畲族地区都燃起了革命的火焰，纷纷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工农武装政权。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册中，写下畲族革命的壮丽篇章。
在赣南，永丰、青原、乐安等畲族散居区都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五次反“围剿”的重要战场，东固、龙冈等畲乡遍布着革命据点村，许多畲族家庭和当地客家人一样，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子女踊跃参加红军的情况非常普遍。由于地理位置处于永丰、吉水、兴国、泰和几县的边区，土地革命时期，还以吉安县的东固为中心，形成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交界地区的工农革命武装割据。东固地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祥地之一。前三次反“围剿”的战斗都是在这一地域打响，并获得全面的胜利。毛泽东曾七上东固山，都是在这里筹划、准备、指挥前三次反“围剿”战斗，第一次反“围剿”战斗结束后和东固军民共庆胜利，第二次反“围剿”战斗前又和东固军民一起召开了誓师大会。黄洋界战斗，毛泽东留下了着名的《西江月·井冈山》，第一、二次反“围剿”战斗结束后，毛泽东诗兴大发，留下了两首“渔家傲”词，纪念、歌颂这两次战斗。毛泽东说东固是第二个井冈山，陈毅称它为“东井冈”，可见畲乡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稳固、发展和壮大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闽西，畲族人民也和当地汉族人民一道，不畏牺牲，踊跃参加革命。1929～1934年，仅上杭县参加红军和外出参加革命工作的有15254人，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烈士的近6000名，其中畲族就有438人。畲乡芦丰的丰济村天后宫是上杭县第一个党支部诞生地（1926年）。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芦丰儿女踊跃参军参战，抛头颅，洒热血，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全乡共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烈士有350人（其中畲族烈士100人），从这里走出了畲族将军蓝庭辉和后来成为福建省副省长的蓝荣玉等革命先辈。畲族人口众多的才溪乡曾被评为福建省第一模范区、中央苏区模范区、模范乡，在当时仅有1.6万人的小山乡，就有3762人参加红军，占当时全乡总人口的20%和青壮年男子（16～55周岁）的80%。其中1192人牺牲在疆场，畲族烈士就有上百人，才溪乡也因此被誉为“烈士之乡”。在1955年授衔时，才溪有9个军级干部、18个师级干部，共10个将军（包括畲族将军雷钦），于是又有了“九军十八师”“将军之乡”的美誉。
闽东、浙南都是革命老根据地，有着悠久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在闽东畲族聚居的2346个自然村中，有70%的村庄都属于苏区或游击队活动区，有109个是革命基点村。早在1926年这里就有了党的组织和零星革命武装。1931～1932年，邓子恢、陶铸等同志都曾到这里指导过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到1933年“霍童暴动”以后，才进入了大规模的武装革命斗争。1934年２月，召开了闽东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马立峰为主席的闽东苏维埃政府，正式建立闽东苏区。不久，又成立了闽东党的最高领导机构——闽东临时特委。９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闽东苏区建立刚一个月，就因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叛变而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闽东党组织和红军独撑危局，坚持游击战争，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实行合作抗日后，才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在南方三年最残酷的游击战争中，闽东人民特别是闽东的少数民族——畲族，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保护了党组织和红军。谈到闽东畲族对革命的贡献，曾在闽东打游击的叶飞同志曾经这样总结道：“在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死亡的威胁，金钱的诱惑，都不能使他们出卖红军，出卖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闽东有畲族革命烈士496人，抗日阵亡畲族将士15人，占闽东全区已评烈士总数7292人的7%（畲族人口仅占全区人口的5%），并涌现出杰出的畲族干部钟大湖等人。新中国成立后，闽东有厅级以上畲族干部14人，处级70多人，科级300余人。他们为畲族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景宁解放前就建立畲村党支部54个，为革命牺牲的畲族烈士有94名。革命根据地的畲族人民为革命捐躯，抛头颅，洒热血，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总之，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畲族人民都不畏牺牲，踊跃参加革命，为缔造共和国洒尽热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