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在康桥
诗人情感中浓浓的康桥情结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新诗最高成就的诗人。他像一颗璀璨的明星，在文学的天河中闪烁着永久的光辉。他的传世佳作《再别康桥》感动了一代又一代青年：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地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
这是徐志摩1928年重游康桥，在归途的南中国海上写下的感伤诗行。康桥（现译剑桥）是徐志摩一生求知的圣地，是他梦萦魂绕的地方，是他人生的机遇和转折，也是他相遇知己，结交朋友，萌发爱情的乐园。因此，在徐志摩的感情中，有着浓重的“康桥情结”，这也贯穿在他一生的诗文中。
徐志摩曾说：“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事实正是这样，剑桥大学的学习，使徐志摩继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后，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浸润，从而具备了中西学兼备的知识结构和思维习惯。这种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使他在面对现实、观察生活和学术研究时，超越了那种单一的文化模式，扩展为多元的文化视野，在广阔的人类知识背景上建构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所以应该说，剑桥是诗人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诗人与罗素
徐志摩1918年赴美留学。他先在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学习，于1919年6月毕业。后来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学硕士，于1920年9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这时，英国思想家罗素的著作深深吸引了他，罗素的自由思想、渊博学识和高贵人格博得徐志摩由衷的崇敬。他决定到英国去“从罗素”，由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道路。
1920年9月24日，徐志摩乘船离开美国。可是，他到达英国以后才知道，罗素此时已远去中国讲学。虽然有些沮丧，但他还是很快适应了环境，申请到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直到一年后罗素夫妇回国，徐志摩才实现了与罗素相识的夙愿。在以后的日子里，徐志摩曾几次拜访罗素夫妇。后来，他记录了自己与罗素谈话的感受：“我在他们家住了两晚。听罗素说话正比是看法国烟火；种种玄妙的神奇，不可思议地在半空里爆发，一胎孕一胎的，一彩绾一彩的，不由你不讶异，不由你不欢喜。”（《罗素与幼稚教育》）
罗素不是躲在“象牙之塔”的书生，他身为哲学教授，不仅写出许多“精确的真理”的哲学著作，对社会生活也充满热忱，寄予深切的关怀。徐志摩这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深受罗素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影响。罗素提倡的世界政府，热爱和平、文明、人类，捍卫创作自由等，都是他所追求的。罗素攻击卑鄙虚伪，反对西方工业主义，他也表示赞同和接受。同时，罗素对社会主义和暴力革命的偏见，也深深影响了他。徐志摩和罗素的关系，既是朋友又是学生，他在罗素那里获得了智慧、思想，甚至获得了对他离婚的支持。1923年，罗素发表《什么是西方文明的错误》一文后，徐志摩发表了一篇题为《罗素又来说话了》的文章，表现了他对罗素的赞赏，文章的开头这样说：
每次我念罗素的著作或是记起他的声音笑貌，我就联想起纽约城，尤其是吴尔吴斯58层的高楼。罗素的思想言论，仿佛是夏天海上的黄昏，紫黑云中不时有金蛇似的电火在冷酷地猛闪，在你的头顶眼前隐现。
耸入云际的高楼，不危险吗？一半个的霹雳，便可将它锤成粉屑……但是不然！电火尽闪着，霹雳却始终不到，高楼依旧在层云中矗着。纯金的电光，只是照出它的傲慢，增加它的辉煌！
诗人与学界名流
徐志摩初到英国结识的中国朋友有陈源、林长民和他16岁的女儿林徽因，才貌双全的林徽因曾让徐志摩一度深陷情网。徐志摩在康桥时还结交了很多学界名流，如著名作家狄更生、伍尔芙、嘉本特、福斯特、哈代、萧伯纳、康拉德，画家傅来义，文学史家威尔斯，著名汉学家魏雷，诗人卡因、毕列茨等。尤其是文艺批评家麦雷和他的夫人，英国著名女作家曼斯菲尔德给徐志摩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
徐志摩与狄更生的关系非常密切。当初，徐志摩在伦敦大学感到烦闷，是狄更生帮助他转学到康桥，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旅程。在康桥，对徐志摩影响最深的也是狄更生。徐志摩曾经拜梁启超为师，他把狄更生看做是英国的梁启超，对狄更生，就像他拜师梁启超，追随梁启超一样。徐志摩说：“我一直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机缘是得遇狄更生先生。”
诗人与曼斯菲尔德
1922年7月一个雨天的晚上，徐志摩在伦敦彭德街10号曼斯菲尔德的家中拜访了这位他心仪已久的女作家。在徐志摩的想像中，曼斯菲尔德（KatherineMansfield）大概与罗丝·麦考利（RoseMacaulay）、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sWoolf）、罗默·威尔逊（romaWilson）等女作家差不多，可是，他没有想到曼斯菲尔德竟对他产生如此巨大的震撼，美的震撼！她竟是如此“仙姿灵态”，脱尽尘寰之气，一若高山琼雪，清澈重霄，亦如神境人间，幻化异彩，或明明可识，又似梦中仙境，不隶人间。20分钟的会面，使徐志摩受到了一次美的洗礼，并和这位女作家结下深厚友谊。曼斯菲尔德因患肺病于1923年1月9日在法国去世，终年35岁。徐志摩一生顶礼膜拜的女性美的理想，只和他接触了20分钟，“那二十分钟不死的时间”成为徐志摩终生的眷恋。和曼斯菲尔德见面时，徐志摩接受了翻译她小说的重托，翻译成了《曼殊斐尔小说集》。在得知曼斯菲尔德逝世之后，徐志摩一腔哀思难平，写下诗歌《哀曼殊斐儿》。在回忆文章《曼殊斐尔》一文结尾处，徐志摩引用拜伦的诗句“感美感恋最纯粹的一俄顷之回忆”来表达自己对曼斯菲尔德的深情怀念。
诗人诗歌风格、情怀的英国影响
罗素评价徐志摩“有很高文化修养”，“是能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作的诗人”。徐志摩精通英文，深谙中西文化、文学，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
徐志摩的翻译活动在剑桥学习时就开始了，“我在康桥译了几部书。第一部是《涡堤孩》。第二部是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叫做《吴嘉让与倪珂兰》。第三部是丹农雪乌（既邓南遮）的《死城》。新近又印了一册《曼殊斐儿小说集》，还有凡尔泰（既伏尔泰）的《赣第德》”。
这以后，徐志摩还翻译了许多著名诗人的作品，如莎士比亚、布莱克、安诺德、哈代、嘉本特、济慈、拜伦、华兹华斯、歌德、席勒、弗莱克、莫里斯、邓南遮、史文朋、惠特曼、柯勒律治、勃朗宁夫人、波德莱尔、但丁·罗赛蒂、威尔莫特、泰戈尔等。徐志摩更是怀着挚爱之情翻译了曼斯菲尔德的《曼殊斐儿诗三首》。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讲过雪莱的《西风颂》。这些引起诗人艺术兴趣的名家，使他接受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使他醉心于“摩罗诗人”，对徐志摩的诗歌创作风格的形成，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英国的浪漫诗人，像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等人的诗心、诗风、情怀和气概都深深打动着徐志摩，如春风化雨，浸润着他的诗歌创作。徐志摩钦佩和崇敬拜伦，称赞拜伦是“伟大的诗魂”。他翻译拜伦的诗作，还学习借鉴拜伦的诗。他翻译过拜伦最富反叛意味的《唐璜》里的篇章，其中有一首《哀希腊》，是一曲歌唱自由的赞歌，拜伦在诗里表达了对失去自由、被奴役民族的哀痛之情。徐志摩的《梦游埃及》表达了与拜伦同样的情思，只不过一个是希腊，一个是埃及：
龙舟画桨
地中海海乐悠扬；
浪涛的中心
有丑怪奋斗汹张；
顷刻大火蟠蟠，火焰里有个
伟丈夫端坐；
像菩萨，
像歌德，
像柏拉图，
坐镇的勇士们头颅砌成的
莲台宝座。
徐志摩钦佩拜伦那种冒险和牺牲的主题，认为拜伦“从不介意自己骸骨的安全，最不怕险恶，厄难只是他雄心的刺激”。在徐志摩的一首《无题》中：那黑夜的恐怖，悚骨的狼嚎、狐鸣、鹰啸，蔓草间有毒蛇缠绕，而诗人只要“前冲！冲破这黑暗的冥凶，冲破一切的恐怖，迟疑，畏葸，苦痛”。只要“灵魂的勇”。这与他翻译介绍的拜伦的一首诗几乎如出一辙：“再休眷念你的消失的青年，／此地是健儿殉身的乡土，／听否战场的军鼓，向前，／毁灭你的体肤。”
在英国浪漫诗人中，雪莱的气质与徐志摩最为接近，与徐志摩同时代的人多把他比作雪莱。在徐志摩的诗中，有很多雪莱式的空灵之气，以及雪莱式的“单纯的信仰”和一颗赤子之心。徐志摩天性好动，雪莱的最大特色是“动”和那任侠的天性，这使得徐志摩不由自主地接近雪莱。他说：“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的，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所以，徐志摩的诗，在意象的选择上，常常模仿雪莱。如《夜半松风》的“风”，与《西风颂》（OdetotheWestWind）中的“风”；《云游》中的“云”，与《浮云之歌》（TheCloud）中的“云”；《落叶小唱》中的“声”，与《云雀》（ToaSkyLark）中的“声音”；《威尼市》中的“水”，与《致尼罗河》（ToNile）中的“水”；《秋月呀》中的“光”，与《致一颗星》（ToaStar）中的“光”等等，都有些渊源关系。徐志摩喜欢描绘大自然，这使他与英国浪漫诗人们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也使得他与雪莱诗心相通。
济慈是追求“纯艺术”的天才诗人，徐志摩赞叹他的《夜莺颂》（OdetotheNightingale）有无比的价值，他说：“诗中有济慈的《夜莺歌》，与禽中有夜莺一样的神奇。”徐志摩的诗追求“美即是真，真即美”，济慈的诗歌观点：“被想象视为‘美’而捕捉住的东西必定是‘真’”，两人都是主张“以美为艺术的核心”。在艺术手法上，徐志摩和济慈又都是善于抒发异于常人的内心感受的诗人。在诗歌中，他们往往打破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的界限，凭借诗人的联想创作出新颖的艺术形象，其实就是“通感”。如济慈的《希腊古瓮颂》《夜莺颂》，徐志摩的《半夜深巷琵琶》《呻吟语》等等。
就像喜欢雪莱诗里的“动”，徐志摩也神往济慈诗中静谧的意境。他认为，雪莱的诗是动、舞、生命，精华的、光亮的，搏动的生命；济慈的静、幽，甜熟的、渐缓的、奢侈的死，比生命更深奥更博大的死，那就是永生。徐志摩感慨地说：“血呕尽了，夜莺死了！但他的余韵却袅袅的永远在宇宙间回响着……”一如呕血而死的夜莺，徐志摩也创作了一只啼血的杜鹃：“杜鹃，多情的鸟，他终宵唱……”诗中满盈着晶莹、静谧的意境。《爱的灵感》是徐志摩最长的一首诗，同样受到《夜莺颂》的影响。难怪徐志摩被称作是“新月下的夜莺”。
作为现代青年，徐志摩放弃古奥语言，做浅近白话文，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济慈等人用日常用语写作的影响。华兹华斯说：“这些诗的主要目的，是在选择日常生活里的时间和情节，自始至终竭力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来加以叙述和描写。”这些淳朴有力的话，直接影响了徐志摩，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也引起他的浓厚兴趣。其中的《丁登寺旁》，以写普通人生活为题材，表现了热爱自然山水和荒山大泽的情思：“我感到／有物令我惊起，它带来了／崇高思想的欢乐，一种超脱之感，／像是有高度融合的东西／来自落日的余晖，／来自大洋和清新的空气，／来自蓝天和人的心灵，／一种动力，一种精神，推动／一切有思想的东西，一切思想的对象，／又穿过一切东西而运行。”
华兹华斯的《咏怀》（Lines）诗，表现的是自然界最平凡最卑微之物的灵魂，使人的心灵在自然的关怀中得到纯洁、恬静：
五年过去了；五度炎夏，又加上
五遭悠远的隆冬！而我又听到
这些水流，从它们的山泉中滚滚
而来，鸣响着悦耳的内陆的潺潺。
这些爱山，爱水，爱自然，爱神思漫游的思想和质朴的诗歌语言，都深深感染着徐志摩。使他亦写出了很多超越时空的自然诗，用质朴平易的语言在自然中畅叙心曲。《再别康桥》就是其中一首：
……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中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徐志摩在剑桥学习和在欧洲漫游期间，还结识了许多思想和文化的伟人。他的诗歌创作也就当然受到了多方面思想的影响。在文学方面，像英国的哈代、彭斯，意大利的邓南遮，还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诗风，对徐志摩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精神人格更是徐志摩顶礼膜拜的。徐志摩学习、生活、创作、翻译在中西文化之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的《再别康桥》可以说是这种身份的一枚小小的标志。
主要参考书目
《类同研究的再发现——徐志摩在中西文化之间》，刘介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丹麦）勃兰兑斯著，徐式谷、江枫、张自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曹禺和他的《雷雨》
《雷雨》的结构形式来自古希腊悲剧的影响
《雷雨》是我国剧坛的一棵常青树，从1934年问世至今，常演不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不同时期，《雷雨》都是话剧舞台的保留剧目。1993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按照最早的剧本重排了《雷雨》，曹禺很高兴，说这次上演“使一部很旧、很旧的《雷雨》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知道，话剧是20世纪初期由欧洲传入我国的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在此以前，中国的戏剧舞台上只有戏曲，没有话剧。中国的第一个话剧是胡适1918年创作的独幕剧《终身大事》。1934年，当四幕话剧《雷雨》在北京的《文学季刊》上发表时，一下子震动了的戏剧界，成为当时中国话剧的问鼎之作，也是中国戏剧史上的里程碑。话剧的形式既然是外来的，所以，我国话剧大师们的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借鉴和吸收了西方的东西。曹禺当然也是这样，曹禺学习西方戏剧有他自己的特点，就是博采众长。他首先是受到古希腊悲剧的形式及其观念的影响，这一点在《雷雨》中最为明显；曹禺还受到过易卜生（挪威）、奥尼尔（美）等等戏剧大师的影响，这些在《雷雨》里也有体现。
